自20世纪50年代“形象学”兴起之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忻建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周宁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术与传说》等。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从历史进程来看，可分为历史形象研究和当代形象研究，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当下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都可以从历史上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中找出根源，甚至有一脉相承的关联。研究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把握不同时代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形象，扭转西方对中国形象塑造逻辑的错误认识。

一、梦幻的形象

在13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方对彼此的了解几乎为零，中国和欧洲的文献记载很少提及对方。13世纪之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尤其是蒙古西征，更是为中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触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而已。公元十三和十四世纪之后欧洲对中国的知识，甚至古代贸易最繁荣的时期都未曾有过的”[1]107-108。从欧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是传教士、商人和一些冒险家，在短短的两个多世纪，西方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本，既有传教士和商人写的史志、游记、书信，也有一些文人写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正是这些文本，“中国才第一次为欧洲所了解”[2]。

在这一时期，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主要是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书中对中国北部的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的介绍，其“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3]13。其他传教士的文本还有鲁布鲁克的《东行纪》、孟德高维诺的书信和马黎诺里的《游记》。

旅行者留下的文本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可·波罗行纪》，它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第一部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奇书”。在这部书里，马可·波罗记载了当时元朝4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他以几乎狂热的笔墨，构建了一个比当时欧洲更为文明、更为繁荣和富庶的中国形象。可以说，这部书是欧洲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途径。二是《鄂多立克东行纪1687-1692》，这本书全方位描述了当时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对杭州的记述，称杭州是“天堂之城”“全世界最大的城市”[3]73。

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主要体现在《曼德维尔游记》中，书中记载，中国金银遍地，宫殿富丽堂皇，社会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它再一次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

以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曼德维尔为代表的传教士、商人和文学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触，将一个地大物博、城市繁华、政治文明、商贸发达、交通便利、人民富庶的中国形象带入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诚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所言：“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一发现对欧洲人的思想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1]137这种影响主要是开启了欧洲人对中国神话般的梦想，对中国理想社会的追逐，不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对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羡慕和学习。

中世纪的欧洲，贫穷、混乱、王权衰弱，和东方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渴求一种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帮助其超越当时基督教文化所面临的困境”[4]。恰好此时期的传教士、商人和文学家的文本，给了欧洲人对中国理想化的形象描述，不管这种形象是神话，还是海市蜃楼似的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都诱使欧洲的冒险家们对前往遥远的东方寻找财富的王国充满向往，也激励人文学者大胆挑战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积极追求现实的幸福和世俗的快乐。

二、理想的形象

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满足了欧洲人到达世界各地的愿望，对于欧洲人来说，最遥远、最富庶的中国无疑成为他们的集体想象，一批批使节、商人和冒险家踏着海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他们想象中的天堂般的生活和令人垂涎的财富。

这一时期从欧洲来华最多的还是传教士，他们成了西方中国形象构建的主力军，在传教士的笔下，留下了相当多的关于中国的记载，较有影响的有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的《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西班牙圣奥斯丁会修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及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除了他们的传教内容，还对中国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涉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性格等，尤其是《中华大帝国史》和《利玛窦中国札记》，对当时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传教士和商人笔下的封建制度，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皇帝高高在上，阁老德高望重，以议会制形式决策，司法公正、制度健全，教育制度完善”[5]。中国是“当今全世界已知管理最佳的国家”[6]。

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18世纪前的西方著作里都是模糊的，甚至是神秘的，到了利玛窦笔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才首次彰显在西方人面前。在利玛窦笔下，中国人温文尔雅，“以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对他们来说，办事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7]63。“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和长辈的教诲”，“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7]27。

诚如异域文化交流一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认识，首先是从能感知到的物质文明开始的，仰慕先进的、鄙视落后的。西方对中国的形象认识也是如此，中世纪的欧洲远远落后于中国，西方人对中国感触最明显的还是物质，之后才能进入精神层面。可以说从17世纪开始，在西方进入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形象的认知也进入另一个层面，即精神层面，中国精神层面的光辉形象开始引起西方人文领域的仰慕，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理想形象构建的顶峰，“中国热”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这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一段最耀眼的时光。

17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不断发展的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藩篱不断地被突破，理性和科学逐步确立。对于欧洲的一些人来说，遥远东方的中国不仅有他们羡慕的财富和土地，更有可以利用的文化价值，因此，此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笔下，理想化的中国成为启蒙主义者可资精神寄托的思想源泉，同时，传教士寻求中国经典和基督教教义相通的精神旨趣，带动了中国儒家经典被译介到西方，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想的参照。传教士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文本有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白晋的《康熙皇帝》、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次刊印了孔子的画像，全面系统介绍了儒家学说。李明在《中国近世报道》中更是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对中国的尊孔、祭祖和儒家学说大加推崇，认为“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8]。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更是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中国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特点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中国形象逐渐传播到欧洲，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兴趣。当然最重要的图书还是《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在作者的笔下，“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温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9]。

当然在17—18世纪，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主要还是得力于哲学家的努力。长期从事西方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学者似乎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哲学界之所以从游历中国的文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中挖掘欧洲社会所需要的理想范本，主要是启蒙主义者想用理性的旗帜来代替宗教神学的权威，为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宗教神学文化创造条件。纵观世界各国，遥远东方的中国哲学思想就成为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理想”[10]。

在传教士、游历者对中国的各种文本描述中，哲学家们从各种资料中构建理想的中国想象，如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论中国哲学》、伏尔泰的《风俗论》、魁奈的《中国帝国的专制制度》等。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的道德哲学要远超欧洲，“中国人完美谋求社会和平以及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不同于欧洲的“人与人相互为狼”，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恪守一定礼制，是通过经常实践而形成的天性，乐于遵守”[11]。为了赞美中国的德政，他还塑造了康熙皇帝这个“德统天下、内圣外王”的理想中国君主的形象。伏尔泰，也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他赞扬中国的文化传统，汲取中国文化的养分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敢于突破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他更是赞扬中国的重史传统，赞扬中国是开明君主治理的典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12]249。他相信，“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13]。魁奈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最接近于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欧洲应该以中国为榜样，把研究和宣传构成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统治工作的主要目的”[14]。

18世纪的欧洲，崇拜中国的热潮达到了顶峰，从器物到文化和哲学思潮，再到文学艺术，“中国热”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成了欧洲人谈论的话题。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从“上一个世纪我们并不太了解中国”[12]252，到“对中国，甚至比对欧洲的若干地域还要熟悉”[15]。法国作家格雷姆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获得人们的特殊的注意与研究。首先是传教士从那个遥远的国度写回丰富多彩的报道，令人心神向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大众观念。”“然后是哲学家运用这些报道，从中提取各种有用的资料，批判自身社会的弊端。因此，中国一时成为智慧之乡，美德与健康的信仰之乡，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历史最为悠久，品德最为清廉，中国的法律、艺术、技艺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16]尤其是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一顶中国的八抬大轿现身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盛大舞会上，将欧洲追逐中国风推到了高潮，之后“中国情调”成为引领欧洲时尚的主流，欧洲人偏好中国器物，热衷于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中国风尚在欧洲无处不在。

三、落后的形象

18世纪中期之后，一股批判中国的声音悄然响起，伴随着“礼仪之争”和马戛尔尼访华，这股贬损中国的声音愈演愈烈。尤其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愚昧、落后成为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国家形象在欧洲占据话语权的时代一直延续。

汉学家艾田普在《中国之欧洲》一书中说：“过分仰慕中国，就有排斥中国的危险。就像在一切人类活动中，人们总要走向极端。”[17]250原本对中国无比艳羡的西方人在18世纪中期却罕见地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从那个世纪的中叶起，尽管在重农主义者中曾一度又掀起中国热，但是中国癖已处在江河日下的状态”[17]252。可以说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逆转。

为何会出现如此转变？这是因为，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尤其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急需大量的工业产品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首要目标。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以失败告终。自认的头号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中国栽了跟头，导致马戛尔尼在回国后整理的报告和发表的日记里，把大清朝描绘成落后和愚昧的形象。鸦片战争后，为了维护西方文明的话语权，“劣等他者”就成为西方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下，中国形象在西方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的外交使节、商人、游历者们不再关注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和对世界的贡献，而是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以及中国人的样貌等方面，建构颓败的社会、腐朽的政体以及没落的道德等中国形象，在他们的一再努力下，一个腐朽落后的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傲慢的鄙视和偏见。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中，中国人的身体样貌是首先被嘲讽的，服饰和外貌成为他们构建中国形象的主要标志物。如清朝人留的长辫子，是西方人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把长辫子称为“猪尾巴”，极尽鄙视。西方人还对中国女性的缠足表现出讥讽和批判，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笔墨大肆渲染。

在描述中国人的精神时，“虚伪”“自私”等词语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文本中，勤劳智慧等美德则很少被关注。经过无数西方人带有偏见的描述，“东亚病夫”的形象在19世纪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社会形象的描述，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半期，破败的城市、贫困的农村成为西方人描述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觉醒》一书中描述的，“无论谁来到这个城市(北京)，远看过去光耀万里，宛若天堂，但走到近处一瞧，便觉败兴，众多不堪入目的景象就会直入眼睑。不论是宫殿还是茅舍，都一样肮脏”[18]。甚至十里洋场的上海，在西方人的笔下也是污秽不堪，“所有的街道十分狭窄和拥挤，大量的人古古怪怪，商店空空如也”[19]。这显然是有所选择和带有偏见的描述。

在19世纪之前，中国对西方来说是美德和信仰之乡的化身，但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国门洞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腹地，他们选择性地用略带夸张的笔墨把中国落后的一面带给西方公众。不论是传教士、游历者，还是商务人员，在他们描述的文本中，中国人是“虚伪”“自私”的，社会是丑陋的，在这些西方人的不懈努力下，“劣等他者”的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世界。

四、被“妖魔化”的形象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说：“人人都从某个文化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殊，而以本国人的特征为圭臬。”[20]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劣等他者”的中国形象正是西方在优越感支配下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西方国家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生活礼仪为标准，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其高高在上的文化心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更加鄙视和凌驾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而这种心理如果得不到满足，或者当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越并有可能对其霸权造成影响时，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就会发生扭曲，妖魔化、丑化甚至仇视其他国家就成为主流。

文化冲突和融合，只有近距离接触才能对各自形象的形成产生作用。从19世纪开始，随着一批批中国人出国谋生，不可避免地带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这对当地人产生了某种心理压力，尤其是美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多次排华运动，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具体表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移民海外的华人让西方亲身感受到了心理压力。首先，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即便移民海外，依然恪守母国文化传统和信仰习俗，不愿意皈依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就很难融入西方社会，对当地人来说他们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他者；其次，移民海外的华人勤劳肯干，任劳任怨，这些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品德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一种竞争压力。从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他们大造舆论，把中国和中国人描述为野蛮、落后的“劣等他者”；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如经济收入差距、失业压力归咎于华人和他们抢饭碗，进而激起种族仇恨。这其实就是“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排斥、仇视与恐慌”[21]，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推波助澜，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空前的入侵》中，把中国描述为邪恶的入侵者。“妖魔化中国”是西方近代以来中国“劣等他者”形象的延续，也是一种有关中国形象的极端的意识形态化的心理表现。

结 语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象特征，大体经历了梦幻的形象、理想的形象、落后的形象和被“妖魔化”的形象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西方的中国形象既与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有关，也与西方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有关。针对不同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其《中国变色龙》一书中用“变色龙”来概括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变色龙”不是指中国的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而是指西方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不同认知。西方在创造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身形象。通过几个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不是认识和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要构筑一种西方需要的中国形象，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他者”形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各种丑化、敌视也就一目了然了，对中国、中国文化任意的诋毁和“妖魔化”，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形象的内在延续，是有选择性的塑造而已。（原载《中州学刊》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