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等诸先生曾先后指出，近世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开百代之学风，启后学之法门，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先驱主流，被后人誉为“罗王之学”。然而，后来又因政治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界又多贬罗扬王，难免有失公允。事实上，“罗王之学”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它既是对传统国学的推陈出新，更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产物。本文试从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的交流互动切入，来揭示中日近现代学术史源流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罗振玉早期治学经历与中日学术风潮的互动

    罗振玉(1866-1940)年长王国维11岁，他自幼习研国学，尤重金石古物之学。罗氏最初接触日本学术研究，可追溯到1890年，他阅读了日本人所著的《和汉洋年契》、《史略》，并写了跋文。①这是罗氏受近代海外学术熏陶的开始。

    甲午战争迫使国人关注日本，罗氏也不例外。他一方面究心时事，同时也思索富国强兵之道。时年三十，他多读江南制造局的外国译著，“以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并拟建西学书院，教算学、舆地、时务、外国语四科，终因经费无着而作罢。

    罗氏的求学救国之道，是实业与教育并举。1896年，他与蒋伯斧在上海创办了学农社，意在购国外的农业书籍，进行翻译研究，同时设农报馆，聘人译书和办杂志，并自任主笔。既然以翻译外国农书为出发点，就涉及翻译人才延揽与培养问题。这是罗王与日本学术发生关系的重要契机以及“罗王之学”日后形成的起点。

    1898年5月，罗振玉创东文学社于上海，并延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译农书，同时担任东文学社教务工作。藤田剑峰与罗氏相处融洽，故凡日本学者来游中土，必介绍给罗振玉。其后因学生较多，又增聘日本人田冈岭云任教员，甚至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诸井等人也来担任义务教员。由此可见，清末之际，罗振玉已和日本各界有了较深的交往。

    此时，年轻的王国维也成为东文学社的第一批学生，此后他的一生就紧紧地和罗振玉联系在一起。王国维既为日本学者的学生，除学习日文、英文，更是多读外文著作，并受藤田剑峰等人的影响，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论。例如，1899年，东文学社影印出版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其序言由王国维代作。

    那珂通世是日本新史学的先驱。1886年，他开始撰写《支那通史》，出版后备受好评。中国学者曾经指出，这部著作选用材料，不限于中国古籍，兼用西洋人所录资料，它打破了中国史书的传统体例，采用西方“通史”的体例，开始脱出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叙述，而试图描绘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这在中国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革新，对此后的中国史研究有很大影响。②罗王当然也不例外，故将其著引入中国。

    1899年，罗振玉初识来华访学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同游会稽等地，至四明访天一阁藏书，临歧迟回不忍去。这是罗振玉与日本京都学派主要人物结为学术知交的开始。因罗氏名声在外，此后，日本汉学界人士也多与之有所交往，如河井荃庐、日下部鸣鹤等，都曾与罗氏纵谈金石学。

    办教育，业余兼治国学，是罗氏壮年的主要事业。1901年冬，奉两江、湖广总督之命，罗振玉随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事务。通过考察，罗氏对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学校与文教机构设置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意识到将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致力于全面收藏出土文物。他在北京古董店收购各种流散文物，即告古董店商人说，“墟墓间物，皆有资于考古”，并“示以《唐会要》所列明器之目，令毕致之”。这是罗氏超越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开始。由此契机，中州、关中等地出土文物踵至，罗氏收藏大富，成为其后来倡导“古器物学”的基础。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一文中说：“古器之类别至繁……其刻镂之工可考见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他若殷虚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求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③其中叙述表明，他是在欧美、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下才转向全面研究古代文物的领域。

    日本学者富田升认为，全面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日本人要略早于罗振玉，如高桥太华在明治四十年(1907)夏天已亲至中国洛阳收购唐代的陶俑，滨田耕作也在1910年相继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泥像》等系列论文。另一方面，富田升又认为，罗振玉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古明器图说》是划时代的著作，它反过来又促进了日本学者如原田淑人等人的相关研究。④

    1909年，这是“罗王之学”后来得以引领国际汉学潮流的关键一年。是年，罗氏得法国人伯希和劫掠敦煌文书的部分材料影印件，著为《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由此而执国人研究敦煌学的先鞭。日本学界后来热衷搜求和研究敦煌文书材料，其实也是受罗振玉的影响。

    “罗王之学”首先是以甲骨学研究著称于世。罗振玉早在1901年于友人刘铁云处得见王懿荣所遗殷卜骨墨本，并敦促刘氏尽将此甲骨文拓本为《铁云藏龟》，于1903年印行出版。这是罗氏涉猎甲骨文之始，但其后近十年间，他并没有花太多工夫作考究。可见，当时他还未能意识到甲骨学会成为近世汉学中的显学。应当说，是孙诒让和日本学者林泰辅甲骨文研究的拓荒之作促进了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一书的完成。

    孙诒让是清末在古文字学上有高度造诣的学者，他研读《铁云藏龟》之后，于1904年间写成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并曾将其手稿本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曾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惜(《契文举例》)亦未能洞析奥隐。”以此为契机，其深究甲骨文之志向可见一斑。

    当时，日本学者林泰[FS:Page]辅也对甲骨文做了研究，并误信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汤阴，其论文发表于日本《史学杂志》，⑤并寄送罗振玉请教。罗氏云：“尚有怀疑不能决者。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实殷王朝之遗物，太卜之所掌，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殷商贞卜文字考》序)

    罗氏于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答林氏，于所未达者一一剖析，并将之付印。这是罗振玉考证甲骨文字之始。他的考证研究既初显甲骨学的基本方法论，也纠正了日本学者的误释而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定为河南安阳小屯，且指明其为殷王室之占卜遗物，这是罗氏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奠定了后来安阳殷墟科学发掘的基础。甲骨学上所谓“雪堂导夫先路”，首要也当指此而言。

    如上所述，罗氏虽早已搜集甲骨文资料，但考释研究的成果发表晚于孙诒让和日本人林泰辅，且得先观其文，不能不受二人研究之启迪。

    辛亥以后，林泰辅曾亲来中国，到安阳作实地调查，搜集了若干甲骨。其间也和罗王多有交流。如罗氏就作有《与林浩卿博士论卜辞王宾书》(1917)，王国维作有《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6)等。他们的交往对以后中日学术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甲骨文在中国出土的事实，连国学大师章太炎都不相信，日本的汉学家也几乎众口一词认为甲骨文是伪物，而林泰辅在亲见实物后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且以自己的学术研究证明了甲骨文的存在及其学术价值。自此，日本的汉学家开始搜集甲骨片，展开研究。可见，林泰辅的研究对于日本近代汉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推动作用。⑥

    1910年，在完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之际，罗氏又拟办《国学丛刊》，并就草拟序言之事商榷王国维。此发刊词后由王国维执笔，其思想应当是罗王二人的共识。罗王办刊是以此表明他们对如何发展近世学术的基本看法。当时西学东渐的狂潮席卷神州，西学传入必然要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互相冲突直至互相渗透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王认为当世之学问应当是无新旧学、东西学之分，其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可以说，罗王二人能有此眼界，是其甲午战争以后心仪日本文明开化的必然结果。

    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京都大学旧友内藤教授等人的力劝下，由藤田剑峰安排，罗振玉携王国维等举家东避日本，定居京都。旅日生活寂寞，但罗王二人不乏学术知音，如王国维与狩野君山诸京都大学教授唱酬云：“故人不乏朝衡辈，四海相看竟弟兄……烈火幸逃将尽劫，神山况有未焚书。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⑦

    罗王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中，也获得了许多新的考古资料，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和研究的新领域。例如，1911年冬，罗氏从内藤湖南收藏知我东北古石刻价值，大受启发，“诧为平生所未见及”，返津沽遣人“往拓墨”，并说：“契丹国书，久绝于天壤，学者尤珍异，于是满洲古刻石不仅入东方士夫之目，并腾于世界学者之口矣。予频年以来搜求墨本，命儿子福颐编《满洲金石志》。”(《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9册)罗氏还意识到：“窃谓古刻之裨益史事，以边裔石刻为尤宏。”(《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西陲石刻录》序)

    罗氏在着力搜求古契丹、西夏、吐蕃、高昌诸边区民族古文物的同时，还力图促进少数民族古遗文的研究。因为近代的中国学人，研究尚未及此。在清政府任职时，罗氏就已倡导在学堂中增设民族语文课目，后来还引导其子罗福苌专攻西夏文，宣统二年始通之。

    罗氏于1914年完成的《高昌麴氏系谱》、《西陲石刻后录》等著作，部分材料均为根据日本大谷考察队在我国新疆等地掠获的高昌国遗址等地的遗物，以之比证史籍而撰成。

    在《归梦寮日笺》等著作中，罗氏屡屡提到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得的许多中国出土的珍贵文物资料，如《晋人写经》论述了日本大谷考察队在新疆获得的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写经残片题识、西凉建初七年(411)《法华经·方便品》写经残片题识。罗笺写到：“两经书法，元康写经颇似旧馆坛碑，建初写经较丰肥，间颇类钟常元(钟繇)，虽均略存隶笔，然楷则粗备。昔阮(元)相国疑《兰亭序》及宋《秘阁帖》中右军(王羲之)帖为后人赝托，盖未见古人墨迹，致有此疑。惜不得起阮(元)相国于地下而示之也！”⑧由此可见其所获资料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之重要性。

    同年，罗氏在前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和出版《殷虚书契前编》等著作的基础上，继作《殷虚书契考释》，由王国维手书上版印行。这是罗振玉平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这部对甲骨文分类推求的通论性著作，奠定了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的地位。王国维作序言称之：“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

    由此可见，罗王赴日本时，携带了许多甲骨文字片和文物图籍，在京都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对当时日本汉学的发展也应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以大量出土文物资料为依据，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所作的甲骨文、古简牍、敦煌文书等领域的研究，给了日本学者极好的示范。

    所谓“观堂继以考史”，指的是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在此之后，内藤湖南于1916年发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王亥》，林泰辅于1918年发表了《龟甲兽骨文中所见之地名》。这些成果表明，以甲骨文作为古史新证的研究已逐渐在日本学术界开展起来。罗王倡导的古史实证研究——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为后继之中国国学及日本汉学研究者奉为圭臬。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其内容分五目讲述：(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5)中[FS:Page]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事实上，前四者，罗王皆分别创通、著录、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罗王之学”的重要著作都是在旅日时完成的，这些研究成果与当时日本汉学的兴盛密不可分。

    王国维侨居日本后，尽弃前学，当然首先是受到罗振玉学术眼界的启迪，其中也有日本汉学家的影响，如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云：“君山博士今儒宗……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夜阑促坐闻君语，顿使心气结回胸……”⑨又如，王国维最有名的被学术界誉为金字塔式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在习研甲骨文时，与罗振玉和内藤湖南相互启发交流的结果。

    二、“罗王之学”与日本汉学研究的合流

    罗振玉在长期与日本学术界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对日本汉学界友人给予的各种关照是十分感激的。1919年春，他结束流寓生活返国，即将京都净土寺寓宅捐献给日本京都大学，以作为影印日本所藏古写卷子本书籍的经费，托内藤、狩野两博士经理其事。至今，日本京都大学仍然收藏有罗振玉捐献给该校的中国文物。⑩与此相对，日本汉学界人士对他们与罗王二人的学术交流及相互影响，也十分珍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先是藤田丰八，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汉文科，成为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者。自1898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以来，藤田积极协助罗振玉办学，承担了重要的教学工作。与此同时，受罗振玉的影响，他密切关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促进了自身的汉学研究。

    1909年5月，法人伯希和在北京将他携带的少数敦煌文献，向中国学术界宣示，舆论为之哗然，日本媒体也随之隆重报道。1909年11月，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敦煌文物，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于是开始。次年8月，该大学决定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参加敦煌文物调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人在北京目睹了敦煌文物。1911年2月，日本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并附有实物照片。同时，京都帝国大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报告会和展览会，日本的“敦煌学”热进入高潮。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是敦煌文书之一种，系唐开元时期在中国留学的新罗学问僧慧超和尚，赴印度拜访释迦牟尼圣迹，又返回中国的全部纪行。此书在中国与朝鲜皆亡佚已久，其残卷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并运往法国。罗振玉在伯希和那里看到了此书残卷照片，抄录下来，藤田丰八就是根据这一抄本进行笺注，突破了一般性的文献解说，成为当时在中国、日本、法国相继形成的“敦煌学”的第一部文献研究著作。1910年，《慧超传笺释》在北京印行，次年在东京出版，藤田丰八因此而蜚声中日学术界。(11)

    与罗氏关系最深的日本学者，除了藤田丰八，应当首推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内藤湖南(1866-1934)。

    在罗振玉的著作中，多与内藤相涉。例如，罗氏1900年间所作《置杖录》中就有《内藤虎谈郑和下西洋》、《内藤虎谈日本乐书》。1908年所作《俑庐日札拾遗》中的《唐笔》一文，即与内藤谈日本正仓院收藏的文物与唐笔释名的关系。1909年以后所作《归梦寮日笺》中的《李柏致西域王书》，即是内藤把大谷光瑞所藏新疆出土前凉李柏(晋咸和三年，328年)文书的影本提供给罗氏，(12)此二通古文书，在1965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兰亭序》书帖真伪和晋人书体风格源流的讨论中是屡被后人引用的材料。

    罗氏与内藤湖南意趣相投，在于其文化观、热衷收藏文物善本图书、专注新汉学与罗氏有极大共鸣。(13)内藤湖南坦率地承认，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一个国家，因此从文化上讲，“日本可以和江苏省、浙江省一样，成为18个省份之一，甚至也可以称为日本省”。(14)然而，经过一系列论证，他又从“文化中心移动说”出发，引导出日本理所当然要“充当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这一为军国主义张目的结论。(15)在当时，内藤湖南能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中国历史，提出中国史发展演变的三阶段论，这是日本近代学者在中国史分期方面提出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打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王朝体系，这无疑是一种创新。

    尽管如此，内藤在与中国新史学的代表罗王等人的交流中，还是认为：“现在日本的汉学与中国人之间流行的汉学相比，时间上迟了短则七八十年，长则一百年以上。”原因何在？那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脱亚论”思潮造成学人歧视中国的后果。“脱亚论”提出后，日本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开始全面轻侮中国，把对中国的称呼由“唐”改称为带有轻蔑性的“支那”，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16)故内藤湖南倡言：“我希望做支那学问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现在学问的状况……把对于西洋学问的兴趣，同样地用在对于支那思想上，这对于学问的进步，一定是有益的。”(《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支那学问的近状》)正视此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需要相当的勇气。事实上，正是在京都学派的引领下，才造就了后来令日本人自傲的“敦煌学”等汉学研究。(17)

    1910年8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教授受日本政府之命，前来北京查阅敦煌文书，就得到罗王等人的协助。罗振玉叙其事说：“莫高窟古卷轴，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既选其精异者携归伦敦与巴黎，其所遗，尚约三之一，予请于宝沈盦侍郎熙电属毛石君方伯庆藩购归学部图书馆，计经卷尚五千余，途中颇为解送员所盗卖。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等奉其政府命来乞观，予得窥见十一。”(18)

    还有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曾两度在中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京都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著作有：《支那文学史》、《支那学文薮》、《支那小说戏曲史》等。他最先在日本的大学中开设中国文学课程，使之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开拓了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曾介绍过狩野直喜学术成就的四个主要方面，有“清朝考证学的引入，敦煌写本的研究，戏曲小说的研究，唐人旧疏的研究”。从他的主要研究，可知他与王国维最接近。狩野也曾留学法国，对欧洲汉学颇多了解，正是他把欧洲汉学研究的情况和成果介绍到日本，也沟通了东西方汉学界的交流，[FS:Page]这在当时无人可以与之相比。(19)

    在罗振玉的著述中，也屡屡提到狩野直喜。例如，罗氏《〈尚书释文〉残卷跋》云：“敦煌石室遗书在法京者，予既影照二十余种，顾以不得见全目为憾。岁壬子，吾友狩野子温博士游法京，乃手钞目录以归……予大惊喜”；《〈鸣沙石室佚书〉序》又记：“敦煌之游，斯丹前驱，伯氏继武，故英伦所藏殆逾万轴……(法)数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欧归，为言诸国，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流沙坠简》是罗王二人关于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它是在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原著基础上完成的，此间也有狩野为中法汉学家沟通信息的作用。(20)

    又如，桑原骘藏(1870-1931)。他被后学视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创立者之一，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曾师事坪井九马三、林泰辅、那珂通世。1898年8月，为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是年，所著《中等东洋史》(上卷)刊出，很快就因藤田丰八和罗振玉的关系被翻译到了中国，名《东洋史要》，由罗振玉题签，王国维作序。1907年，桑原骘藏作为文部省的留学生前往中国留学，1909年4月回日本，被任命为京都大学教授，长期主讲“东洋史概说”。

    在罗振玉的著作中也多见有与桑原骘藏论学的内容，如有罗氏的《摩尼经残卷跋》等。1923年11月，桑原骘藏所著《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在上海东亚研究会发表。此书是其力作，获日本学士院奖，曾被译为中、英文。

    京都学派与罗王有交往的著名后学，还有羽田亨(1882-1955)。羽田亨曾入东京大学史学科，在白鸟库吉门下学习，1907年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蒙古和西域史。1909年毕业留校任教。他在京都期间，和当时旅日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交往，受其学风影响。1919年，作为文部省的海外研究员，他游学欧洲，在法、英、德国从事研究，他曾经过努力和伯希和等人交涉，为日本拍摄了敦煌抄本的照片。(21)1924年，羽田亨升任京都大学教授，分担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专攻蒙古、西域史和敦煌文书研究，其主要论文《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东洋学报》1—2)诸文，都应当说是对罗王相关研究的呼应。

    罗王二人归国后，也仍然保持与日本汉学界的联系。如王国维1926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蒙古史时，就屡托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邮购那珂通世译注的名著《成吉思汗实录》。(22)日本汉学家来华者，也常有人慕名去拜访罗振玉。羽田亨和罗振玉也有联系，如罗氏在自日本归国多年后所作的《日本古写本〈华严音义〉跋》，即记述了羽田亨介绍其重新获得日本人私藏影本的过程。(23)

    事实上，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东洋学的系谱》第2集中所指出的罗王与日本汉学界的交流，及其给日本学术带来重要影响的主要方面，与王国维1925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所提到的五个主要方面都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当时的法、日学术界比之中国学术界更为重视。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大力收集中国文物资料，构建西方汉学体系之举，对东方学术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王的学术思想通过与日本汉学界的交往获得了转型及创新的空间。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二十年来日本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24)可以说，罗振玉、王国维正是本着这种学术态度，在和法国、日本学人的交流中，充分意识到学术无东西之分，无新旧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故搜集史料、文物图书，可谓无分巨细，范围极广，其研究尤重前修所未逮，始终着力填补学术研究之空白，代表了当时国学研究的主流，并在学术界建立起一座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罗王之学”正是在中外学术交流、研究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结语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洋思想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学术界正是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及融合这一过程，从而造就了一批国学大师，使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通观古今中外的时代感。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是直接受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日本式解读来认识西洋的思想及其方法论。当时，国内创办日文学校，留学日本蔚然成风；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一边在日本展开政治、学术活动，一边体会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新文化思想的创建。通过这些体验，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次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方法来理解西方文明，重新审视本国的社会及文化。王国维、罗振玉在治学之路上，同样也是从日本人的西洋认识和汉学研究中得到诸多启示，并通过彼此的学术互动来深化国学研究。

    王国维一贯强调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及相互联系，主张新型的学术思想应该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紧密结合。他以国学作为治学之始，然后融入西学的思想和方法，最后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罗振玉最初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积极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理念，注重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最终也在考古学等领域有所建树。他虽然没有王国维那样的学术视野，未能系统地将西学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在中外学术交流以及国学研究方面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表明，罗振玉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治学经历及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既是“罗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产物，它受启于海外学术，是中国近现代学者与国际汉学家互动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注释：

    ①罗继祖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永丰乡人行年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②详见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第7章第2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罗振玉：《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6年，第76-83页。

    ④参见[日]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传与鉴赏》，赵秀敏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9-251页。

    ⑤参见[日]林泰辅：《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史学杂志》第20卷第8-10期，1909年8-10月。

    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