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越来越多。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之外，搞人文社科的有相当比例的人数进入到“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领域。这一专业在美国特别兴盛，无论是规模、资源，还是奖学金与从业人员数，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关专业都望尘莫及。20多年来，大陆背景的学者渐渐成为这个学科的中间力量，在美国“亚洲研究”领域风头正劲的学者，不少是当年从大陆出来留学的后起之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均成绩骄人。但如果要问“亚洲研究”学科是如何创建和发展的，那就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了。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出版了一部专著《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视差效应》（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在梳理“亚洲研究”学科史时，发现的史实让人大跌眼镜。他说“亚洲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与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工作紧密相关。卡明斯的史料分析非常严谨、扎实，收集了大量档案和翔实的数据，极力避免“阴谋论”式的结论，对冷战时期情报部门与美国著名大学之间的交往，描述得细致入微，娓娓道来。“亚洲研究”的学术史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整和立体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亚洲研究”实际上就是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这个学科以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在东方布道和游历积累下的知识为基础，借助欧洲“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来认知东方，利玛窦堪称“汉学”（Sinology）研究的鼻祖。经过漫长地系统化过程，它演变为一整套知识体系。如果说“东方学”在欧洲国家还有些影响的话，那么在1945年前的美国，它却偏僻冷清，很少有人问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着手组建战略情报局（OSS），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时情报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与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以及后来名噪一时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等人，把大量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注入到美国大学，兴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项目，即学习敌人的语言，分析敌方的国情。“亚洲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区域。战后“冷战”的铁幕落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相垄断世界，“区域研究”更如日中天，大量公共和私人资源一下子涌入到这个学科里来，目的是共同对付当前大敌——苏联。因此，斯拉夫研究（Slavic Studies）是重中之重。1946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索性将俄国分部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演变为哥大的“俄国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1947年卡耐基基金会又资助哈佛大学74万美元建立“俄国研究所”。更大的手笔是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到1966年间，福特斥资2亿7千万美元在34所大学资助开设“区域与语言研究”专业。 十几年间，不知多少学者收益于福特提供的奖学金，学习“遥远”国家的“生僻”外语，了解了异域文化和外国国情。

　　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政府和基金会对学术的渗透，不仅改变了学科生态，而且也对研究方法和对象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需要和基金会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的兴趣，使“区域研究”从语言文化转向针对共产党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议题集中到 “政治发展”和“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等问题上，因此确立了斯拉夫和亚洲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另外，如果界定“区域研究”这个学科也成了问题。“二战”前，东方学是传统人文学科。1945年后，从国家战略需要的考虑，研究方向就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大量资源把众多社会科学学者带入到“区域研究”， 这样一来弱小偏冷的东方学一下子膨胀起来。原来那些正统汉学家、日本学家、印度学家，一方面受益于政府、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被扑面而来的社科新生力量冲击到学术边缘，他们只好在亚洲系默默地教授语言和文化。而社科研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因为对象庞杂，方法多样，特别是政、经方面的课题，更要求很强的理论性，这样使这个领域一下子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区域研究”奠基人之一威廉·芬顿（William Nelson Fenton）曾写到：“二战”期间学院与政府在战略上的合作，预示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难乎为继了。美国的“亚洲研究”与“区域研究”其他领域一样，是学科交叉最普遍的地方，因此，当下学术界流行跨学科研究时，美国亚洲研究的学者最为热心。

　　“区域研究”总有“热点”国别，而且也会随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以“亚洲研究”为例，在“冷战”时，中国、越南和朝鲜算作共产主义的一极，日本和亲西方的亚洲国家是另一极，在两级间比较现代化和政经发展最热门。日本理所当然地被当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样板，是“亚洲研究”的重心，而中国则算失败的典型，被作为反面参照国。到1990年代了，美国政府对“冷战”疆界安全的关注弱化了，五角大楼对共产主义研究也兴趣大减。“共产主义问题”变成了“后共产主义问题”。而此时美国跨国企业空前活跃起来，迫切需要全球市场和利润分析。于是通过基金会赞助大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与前景，中国变成了热点。当下，美国媒体炒作印度崛起，印度又开始成为“新宠”。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区域研究”复杂的渊源，想维护学术研究客观与公正的声誉。而卡明斯却搜集到不少材料显示，在“冷战”期间，卡耐基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件中，一直强调“区域研究”的情报功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的学者，常年从事中情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指定的项目研究。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曾充当与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莫斯利（Philip Mosely），擅长在CIA和福特基金会之间周旋。还有个例子，就是1950年代康奈尔大学与中情局合作开发脑神经技术，用于审讯和逼供战俘。根据这段历史，好莱坞曾推出轰动一时的电影《满洲候选人》，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区域研究”的学科史确实向美国公众提出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没有谁像美国大学那样提倡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一再标榜学院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难道大学象牙塔中的求知与求真使命，也被金钱和政治玩于股掌之中？现在翻开《知识考古学》，才发现福柯犀利的洞察让人钦佩：在貌似中立的知识和追求普遍真理意志的背后，充满了权力的博弈与操纵。

　　

　　【注释】

　　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0.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所）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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