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作者2007年1月13-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的第五部分,发言题为“近三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已发表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和台湾大学《中国大陆教学研究通讯》79期)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到今天,海外中国学研究已发展成为中国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海外中国学研究所走过的近三十年历程,无疑值得总结与反思,以便进一步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基于此,本文拟略述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并就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1)做好近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工作。

    上述大体回顾中可以看到,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到今,已成为一门内涵日趋丰富的学问。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进展,原因和经验无疑值得总结。近三十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在世界影响的日巨。

    众所周知,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里,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著作,都有这样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要翻译这本著作,是因为该书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1]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赖德烈著《早期中美关系史》、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贾德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类似的观点。

    是时,所谓的“了解敌情”是新中国成立后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意图。《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作者申明编译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2]  

    我们承认即使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还是存在的,有坚持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学科的建设问题。问题在于,在建国后一度的“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不能正确对待和借鉴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情况相当严重,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以此研究为“了解敌情”,这就极大限制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限于很有限的翻译。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恢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外部世界有越来密切的交往。中国在昌盛自己学术的同时,也日益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国外近代史研究》的编者在创刊号中这样写道:“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这份编者的话还强调,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3]

    今天重温这段话仍很有意义。这是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转折,是一次有标志意义的表述。它的背后是大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各国对中国研究力度的不断加大,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还会深入发展。而作为学术史的研究专家,这一学案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教训,还应该做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2)充分吸取前人研究经验和成果,千万注意学术发展的连续性问题。

    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发现,国内的学者在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上,往往比较注意朝前看,对于过去曾经有过的成果和经验很少关注。诚然,1949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国内这方面成果不多;但,再往后看,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晚清时期,这方面成果还是不少的。

    晚清、民国以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业绩不菲。这里不妨作约略撮述。仅著作方面就有:王钟麟的《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南京:金陵大学1932年)、于式玉编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社编的《国外汉学论文提要分类目录》(北平:禹贡学会发行部,1937年)、于式玉与刘选民合编《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40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的《18世纪、19世纪之法国汉学》(1943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等。而有关论文更夥,较有代表性的如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周一良的《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王光祈的《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新中华》,1933年9月)、萧桑的《最近三百年来日本关于满蒙研究的史的检讨》(《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酥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国学季刊》第五卷第2期,1935年)、梁绳武的《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杨慕冯的《欧美人研究中国学术概要   》(《大学》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唐敬杲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第1卷第2期,1944年)、方豪的《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0日)、季羡林的《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5月28日9版)等。

    此外,1949年前所翻译的海外各国中国研究论文也蔚为可观。据笔者考察,1949年前,中国学者翻译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论文近500篇。[4]以美国中国学为例,1949年之前学术界也有不少介绍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的成果,如《最近美国对于中国史研究一瞥》(《史学杂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最近十年关于中国英美俄德文献》(《新生命》第2卷第12号,1929年12月)、《美国大学竞设汉学讲座》(《申报》1928年4月5日,第11版)、《欧美研究中国学术之杂志》(《行健月刊》第6卷第4期,1935年4月)、《欧美人士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之书目》(《边疆》第1卷第1至5期,1936年8月至10月)、《欧美汉学研究之文献目录》(《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3月1日)、《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近况》(《图书季刊》新2卷第4期,1940年12月)、《美国七十六院校设中国文化课程》(《申报》1948年3月20日,第6版)等。这些成果提供了现在仍不易找寻的有关早期美国中国学的资料。

    1949年之前的中国学界,无论是在探讨海外中国研究发展史还是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论著方面,都有较丰富的成果。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不至于作无谓的重复劳动,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有更深入的探析。历史有着延续性,学术发展亦有着连续性。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和研究1949年之前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状况。这是现在研究中的很实际的问题。

    (3)扎扎实实做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工作。

    任何学术的发展必须根基于基础资料建设。缺乏坚实的基础资料,所谓的深入研究都是空谈。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问题已越来引起学者的关注,并付诸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周振鹤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已出版有丁韪良的《花甲忆记》、卫裴列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以及马礼逊编的《马礼逊回忆录》,体现了学者这方面已作的精心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外汉学研究中心也在张西平教授主持下,出版了很多欧洲早期传教士的经典著作。

    但,与海外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相比,这些资料的出版,还只是沧海一粟。中国学术界所做的这些基础建设还远远不够。以美国中国学为例,国内学术界也算出版不少研究专著,但大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基础资料,远未受到足够重视。近百年来,美国中国学家撰写了诸多对中国研究总结和反思的著作(论文)。卡特(Edward C.Carter)于1928主编的《我们大学课程中的中国和日本》、赖德烈(Kenneth.S.Lattourette)于1930年主编的《美国中国研究之进展》、林德贝克(Lindbeck,John.M.H)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赖德烈的《最近七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美国历史评论》1921年7月号)及《最近九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美国历史评论》1930年7月号)、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的《美国的远东研究》(《远东季刊》1948年2月号)、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的《中国研究最近的发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65年6月号)等,都是研究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史料和经典文章,都应该尽早地翻译过来,成为我们研究案桌的重要文献。所以我们呼吁,从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应该联合起来做好这些基础资料的建设工作,应该有规划、有选择、有分工、有重点、有系统地开展好这一基础工程的建设。

    (4)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学科群问题。

    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如何以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规范这一学科的建设已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这一学科明天和未来。近年来这方面探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

    实践表明,现在的一些相关机构,都在根据自己学科发展的特点推进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有很强的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力量,撰写了多部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著作,对学科发展也有深入探讨,并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科方法论出发,强调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探索中国文化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以及进入对象国后存在、变异的状态。与此有区别,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强调学术史研究。现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是考古学家,也是思想史研究专家。他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是学术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他强调对海外中国学演变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尤其关注中国学术思想对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影响及其演变特点问题。[5]

    这里,我们也想很简略地谈一下自己工作的体会。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缘起于我们对中外史学交流的探讨,并把它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的范围。我们明确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海外中国学史,主要是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我们所强调的研究任务,是对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进程的探讨和总结,研究其特点和规律。出于学科建设的目的,我们强调我们的学科背景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我们又把这一方向的研究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分支和新增长点。当我们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方法来规范这一新研究方向的研究任务、目的、对象、方法时,对海外中国学的整个研究思路也相对清晰和明确了。我们并且开始了“海外中国学史”方向的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展开对海外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研究,没有这一块,对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会显得不完整;同样,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需要有具体的学科背景的支撑,需要具体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的学科背景之一。不过,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海外中国学,不是说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为了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可以从这一学科方法论去规范其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绝不能代替之。

    诚然,有学者批评认为,认为这样以具体学科为依托的做法,会使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变得相当窄小。这是一个误解。大家知道,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实际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话题,涉及的学科很多,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等,什么都有。所以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完成对它的全面研究。要真正开展研究,只能“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和深入对它的探讨。

    事实上,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已经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我们在强调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支撑的同时,也还是关注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科研实践中,鼓励研究生有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的关照。在坚持所由以出发的学科及其方法论的同时,也坚决反对只守一家的“学科拜物教”。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态势总是辨证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未来的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会是一个学科群研究的局面。随着各相关学科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落实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会出现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大势。所以我们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形成之日,便是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之时。

    [1]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P1―2。

    [2] “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P10―14。

    [3]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

    [4] 笔者主持并参与教育部“211工程”的子项目——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外文资料情况的调查。此数据即为调查所得。

    [5] 此为李学勤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2006年6月举办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转自: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2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