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大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曾有几所大学开设研究中国古文的入门课，当时被称作汉学，但是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的大学却寥寥无几，更不用说讲授当代社会科学了。

    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才开始重视发展当代中国研究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决定出资30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东亚研究领域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同样，《国防教育法》决定对学习所谓“重要语言”(包括现代汉语)的学生颁发政府奖学金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代中国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在前30年内。那时，美国学者没有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而这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调查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对这一领域的有限了解造成的不幸影响是，许多学者严重低估了毛时代的里程碑(土地改革、集体化、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革命”)造成的巨大影响。另一个困扰着中国学家的问题反映了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当代中国学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在对中国缺乏直接了解的情况下，新培养的一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工作质量其实还是很出色的。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而他们对于官僚行为和政治动员的分析也惊人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难指出那些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既源于研究者无法进行实地调查，也源于他们在对十分贫乏的数据进行解释时佩戴的透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从苏联研究中引进的极权主义模式蒙住了学者们的双眼，使他们只注意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却看不到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后来，由于“文化革命”的爆发，学者们又矫枉过正，用反映美国官方意愿的多元论模式去研究社会利益集团的威力。1989年众多的前共产党国家发生革命之后，从欧洲传统吸取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流行起来。市民社会和市场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条研究路线似乎也越来越不适用于中国的背景。

    本文想集中论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大陆向美国的研究者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

    1994年，我曾对一些社会科学家不肯利用由于中国的开放而可以获得的新资源表示失望。虽然一些资深的历史学家，如孔复礼(Philip Kuh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黄宗智(Philip Huang)依据只有在中国才能获得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写出了获奖作品，(注：Kuhn,Philip A.,1990,Soulsteal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sherick,Joseph W.,1987,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Huang,Philip,1990,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但研究当代问题的学生们却似乎懒得抓住这样的机会。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这一批评已经不那么恰当了。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几部资深政治学家的著作表明，通过获得过去无法获得的资料，中国学研究有了发展的可能。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注：Solinger,Dorothy J.,1 99 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L 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

    这项重要研究的活力在于苏黛瑞对流动人口本人的访谈。这项研究中以观察为依据的丰富资料成为论证城市市民资格的基础，对其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资深政治学家近期学术成就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R.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论述文化革命的权威性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也是一部获奖作品。(注：MacFarquhar,Roderick,19 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 19 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虽然他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依据(尤其是政治活动精英们的回忆录)，但如果他没有直接走进中国的书店和出版社并收集私人藏书，这部著作也不会这样真实。其结果是，麦克法夸尔获得的资料惊人地详尽，使他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查毛泽东等人的行动和动机。

    获得实地研究机会的另一个好处是学者们得以获取以前从未公开过的资料。与上海工会联合会的中国学者一道，我曾经依靠这些资料与他人共同对“文化革命”期间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研究。(注：Perry,Elizabeth J.and Li,Xun,1997,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关于“百花齐放”时的工人运动情况，可参见Perry,Elizabeth J.,1995,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利用新资料的并不仅仅限于资深学者。近期的一批博士论文使用20世纪50～60年代的文献，开始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如N.迪亚曼特(Neil Diamant)即将出版的论证婚姻法实施的著作和M.弗雷泽(M.Frazier)对于工业管理的分析均为这方面的上乘之作。(注：Diamant,Neil J.,2000,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razier,Martin Wood,1997,The Accidental Factory:The Evolution of Labor Management in China,1927～6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在改革时代，深入访谈和在多种类型的经济企业(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到私人公司)中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导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猛增，其作者来自不同的学者群和不同的学科。在资深学者的重要著作中，有戴慕珍(Jean Oi)、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倪志伟(Victor Nee)的作品。(注：Oi,Jean C.,1999,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earson,Margaret M.,1997,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Walder,Andrew G.,1998,The County Government as 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in Walder,ed.,Zouping in Trans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Nee,Victor,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5.)近期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年轻研究者——如史坦非(Edward Steinfeld)，白素珊(Susan Whiting)和D.格思里(Doug Guthrie)——的著作也象征着这一发展。(注：Steinfeld,Edward S.,1998,Forging Reform in China: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hiting,Susan H.,即出，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Guthrie,Doug,1999,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学术交流的增加导致获取的研究资料数量激增。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外学者间有了密切的个人交往。其有益的后果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政治学家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里学习，并被安置在许多最出色的高等院校中工作。这些人既活跃了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也拓宽了我们与我们的中国同行之间的交流渠道。

    学术交流的另一个好处是发展了中美学者的合作研究计划。诸如路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和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中国学生及其美国导师合著的著作构成了近期这一领域中的最佳学术成果。K.欧博文(Kevin O’Brien)与李连江(Li Lianjiang)对公众抗议的研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史天建(Shi Tianjian)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白霖(Lynn White)和李成(译音，Li Cheng)关于精英政治的研究、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吕晓波(Lu Xiaobo)关于非正规政治的研究、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唐文放(译音，Tang Wenfang)关于工厂改革的研究都是优秀的合作研究成果。(注：O’Brien,Kevin and Li,Lianjiang,1996,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Modern China,Vol.22,No.11;O’Brien and Li,1995,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in China Quarterly,No.143.)

    近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是这个领域不再由政治学家主宰。曾经只限于研究台湾或香港新界的人类学家现在正在对当代中国大陆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如杨梅惠(Mayfair Yang)和阎云翔(译音，Yan Yunxiang)分别对城乡社会网络的研究、景军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何爱莲(Ellen Hertz)对上海股票市场的研究都标志着这一可喜趋势。(注：Yang,Mayfair,1994,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Yan,Yunxiang,1996,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Jing,Jun,1996,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Hertz,Ellen,1998,The Trading Crowd: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历史学家们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而开始审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如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对于五四运动以来学生反抗运动的研究是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获得深刻见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证；(注：Wasserstrom,Jeffrey N.,1991,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而邱进(译音，Qiu Jin)有关林彪事件的著作则提出了可通过局内人的历史想象来研究当代事件的看法。(注：Qiu,Jin,1999,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政治学家们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对1949年以前进行研究。江忆恩(Iain Johnston)关于明代战略政策的研究、全大伟(David Strand)对20年代北京街头政治的研究、朱莉(Julia Strauss)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府机构的分析就预兆着这一趋势。(注：Johnston,Alistair Iain,1995,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trand,David Rickshaw,1989,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Strauss,Julia,1998,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些跨时段、跨学科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在学术上更加复杂高深，还由于它们能够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即如何解释对前共产主义实践的逆转——而这正是毛以后时代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大约50年前，人们把当代中国学研究划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这反映了把共产党的历史与前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截然分开的概念，仿佛要体现1949年的戏剧性决裂，就要有一种崭新的、与纯汉学研究相反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以后，费正清解释了在当代中国学研究这一新兴领域背后的道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我们进行了一次急转弯，中国的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除了中国以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共产主义，研究苏联集团。”(注：Letter from John King Fairbank to the Ford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0年了，它以及对它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人可能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试图将它与传统割裂开来的做法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1949年以前的影响无所不在——从上海对其30年代遗产的怀旧情结到整修庙宇和全国各地民间信仰的重新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地区差异的加重。人们对本地方言、历史、习俗和烹饪重新萌发了兴趣，象征着日渐增长的、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域差异。地方性增强的政治影响在台湾最为突出，但绝非只限于这个岛。

    为了认识这些明显的趋势，社会科学家需要认真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要想确定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对中国大众的想象产生了什么长期影响，就需要详细说明当代的模式与过去的模式之间的异同。我们还需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而不是简单地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脱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通常使用的观察方式。

    今天，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的积极研究极其有益，有助于我们去努力应对“传统化”和“地方化”趋势对我们的解释的严峻挑战——在改革时代，这两种趋势席卷全中国并积攒着能量。与依靠社会科学的时髦做法相比，严肃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深入了解多种现实情况将更为有益。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应充分利用我们的机会——即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接触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进行严格的社会科学比较。如果能够对跨越时空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中国学领域就将对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卓有成效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例如，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专注于不同政权下的制度改革，而20世纪的中国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验室——它的一系列政权变换令人眼花缭乱：从封建王朝到军阀当政，从贸易口岸到战时政府，从国民党、毛主义，到改革后的共产主义制度。此外，中国在其积累和保存上述所有统治政权的档案资料方面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利用这些有利资源，我们可以对不同政权下的制度安排进行比较研究。这使得中国学研究具有一种显著的优势，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争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目前在美国政治学家中间十分时髦的“新制度模式”主要依据的是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事例并强调持续性，而中国学研究——它实际上汲取了对更多变的地区的比较——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发生制度变迁的条件。

    当然，前面的道路并非坦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的时候，中国和它在美国的观察者们可能都面临着类似中年危机的问题。今天，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来说，对区域研究的资助的严重削减给它今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不过，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样的学术共同体。 

论文来源：http://www.zisi.net/htm/ztzl/hwzgx/2006-02-17-347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