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长久以来，西班牙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近年来，虽然关于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的研究算是稍微改善了这个状况，但是在西班牙历史学教授劳尔·鲁伊斯看来，意大利和法国的耶稣会士作为最早“发现中国”的欧洲人“神话”仍然存在，而曾经独领风骚的西班牙汉学却落至被遗忘的境地。 


        劳尔·鲁伊斯（Raúl Ramírez-Ruiz），历史学博士，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University Rey Juan Carlos）历史学教授，曾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包括《犯罪作为历史的源头——科尔多瓦事件，1900年至1931年》（马德里，2006年）、《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马德里，2007年）等，从2009年开始转向亚洲历史研究，主要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版专著《中国：历史、思想、艺术与文化》（与Luis Palacios教授合著，科尔多瓦，2011年）。

　　西班牙汉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西班牙帝国主义者自认为其在战场上不可战胜，他们相信能够征服中国并且用武力向中国强加天主教义；另一方面，那些虔诚侍奉天主的西班牙人又希望能够不使用武力而把天主教义带到中国。

　　长久以来，西班牙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近年来，虽然关于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的研究算是稍微改善了这个状况，但是在西班牙历史学教授劳尔·鲁伊斯看来，意大利和法国的耶稣会士作为最早“发现中国”的欧洲人“神话”仍然存在，而曾经独领风骚的西班牙汉学却落至被遗忘的境地。西班牙汉学在世界上起步最早，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汉学巨著，对西方汉学影响深远。他认为，对西班牙汉学的理解，不能只限定在西班牙国家版图之内，西班牙汉学是包括墨西哥等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汉学在内的汉学研究体系。

　　西班牙汉学伴随帝国主义雄心而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西班牙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西班牙汉学是如何诞生的？有何特点？

　　劳尔·鲁伊斯：早期的西班牙汉学是伊比利亚民族传播基督教的热情和军事扩张主义的产物。对中国的研究起初只提供给国王和宗教领袖，而非服务于大众。因此，西班牙汉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西班牙帝国主义者自认为其在战场上不可战胜，他们相信能够征服中国并且用武力向中国强加天主教义；另一方面，那些虔诚侍奉天主的西班牙人又希望能够不使用武力而把天主教义带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班牙汉学先驱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劳尔·鲁伊斯：西班牙汉学创始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是个虔诚的天主信徒，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1522年，从日本去往印度的旅途中，他在上川岛（属今广东省台山市）等待获得进入中国许可的时候逝世了。不过，他在日本和印度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的传教士接近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带着强烈的征服欲最先进入中国领土。伴随着三角贸易的开展，西班牙人把马尼拉变为基地——中国商人把货物带到马尼拉，在那里和西班牙人做生意。“马尼拉大帆船”独领风骚，一年两次满载货物跨过太平洋往返于马尼拉和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之间。逐渐地，马尼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国“殖民地”。为了向当地中国人传递福音，住在马尼拉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开始进行汉学研究。

　　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被一些学者描述为“西方的首个汉学家”。他的身上体现出西班牙在15、16世纪外出征服世界时的两面性——天主教传教士和征服者。他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大使（1575年），同时身负间谍的使命。他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得到上百本中国古籍。他第一个指出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就是中国。他还撰写了西方第一本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中国语言的艺术和词汇》（Art and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很遗憾这本书没能流传下来。

　　高母羨（Juan Cobo，1546—1592）是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时间是在1588年。他翻译的是范立本编于1393年的《明心宝鉴》。他也是第一个把汉字“拉丁字母化”或“罗马字母化”的人，依据则是在马尼拉的华人所说的闽语。高母羡是另一类西班牙汉学家的典型：他是多明我会的修士，和中国没有直接交往，仅通过马尼拉的中国居民来了解和学习汉文化。高母羡同时还代表着另一种典型——第一代西班牙汉学家通常也是西班牙君主国的军官。一些作者认为高母羡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使西班牙人明白中国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政治和军事水准也很高，以此来打消马尼拉西班牙人的好战心理。鉴于对远东社会的广博知识，他被指派为西班牙驻日本大使。

　　贝尔纳尔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绘制了欧洲第一幅中国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行省的划分。这幅地图附录于他在1577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航海演说》（The Navigation Speech）中。该书是欧洲第一本印有汉字的著作，详尽描绘了明朝的情况。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是奥古斯丁会修士，后来成为主教。他也是一位好战的修士，是征服中国论的支持者之一。他曾觐见菲利普二世，劝说他进行这项军事冒险。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他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Hi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s, Rites and Customs of the Great Kingdom of China，1586，直译为《中华大帝国的珍品、礼仪和习俗史》）。实际上，这本书是当时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700年，这本著作已经有包括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及拉丁文在内的几十个版本，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传教士以“适应政策”融入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适应政策”，是指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福音时，语言和陈述要适应传教所在地的文化。

　　劳尔&[FS:Page]middot;鲁伊斯：是的。“适应政策”由方济各·沙勿略提出，根本上是为了融合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而将这种“适应政策”运用得最好的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利玛窦。他们获得中国朝廷默许，住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庞迪我用中文撰写了《七克大全》（Treaty on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d Virtues）、《人类原史》（History of Mankind）和《天主实义续编》（Mor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Treatise on the True Idea of God）。

　　庞迪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西班牙汉学家，在最近关于西班牙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中，他被重新提起并得到肯定，学界称其代表了“一种进行了和谐整合的西方儒家文化”。庞迪我也是把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比如测量广州和北京的纬度、继续利玛窦对历法的研究、帮助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医学等。庞迪我的另一功绩是改进了将中文转写成语音字的系统，这一工程由利玛窦开始做起，不像之前高母羡使用闽方言，利玛窦的系统基于北京方言。庞迪我是利玛窦著作的遗产受赠人。他于1604年完成的利玛窦书信、文书和日记整理，是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现实的最出色的记载。

　　“适应政策”的最大反对者之一是西班牙汉学家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他最主要的著作是关于“礼仪之争”的《中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古籍》（Historic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Treaties of Monarchy of China）。在书中，他不认同中国古代哲人的任何道德伦理，不赞同将基督教混入古老的中国传统。

　　18世纪“传教士汉学”注重汉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见，传教士在西班牙汉学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您曾提到，18世纪的西班牙汉学是“传教士汉学”。

　　劳尔·鲁伊斯：1640—1713年间，西班牙的全球霸权衰落了。在亚洲，“葡萄牙兄弟”已经独立出来，加入了亚太地区新主人——英国和荷兰的阵营。在这个地区，西班牙关注两点：一是巩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二是以菲律宾为据点，西班牙传教士学习中国和日本的语言和习俗，然后被派往这些国家。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具有传教士特色的语言类著作，如弗朗西斯科·古来乐（Francisco Varo y Guerrero）的《中国语言的艺术》（Art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一书，第一次研究了中国官话的所有音调；佩德罗·皮纽艾拉（Pedro de Piuela）的《中文艺术（中西文对照）》（A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hinese and Castilian）是在中国印刷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还有卡斯塔内拉（B. Castaeda）的《中文广州方言基本语法》（The Basic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tonese Dialect）等。

　　从19世纪开始走向萧条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样看来，西班牙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很有前景的，为何西班牙汉学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进入了“萧条的世纪”？

　　劳尔·鲁伊斯：西班牙汉学受到19、20世纪消极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礼仪之争”最终使康熙皇帝下决心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并严禁新的传教士进入中国，1746年开始对中国国内基督教进行清洗以斩草除根。另一方面，西班牙卷入拿破仑战争，并以战败告终，之后则陷入长久的内战，直到1839年才平息。30年内战使得西班牙自1500年来称霸世界的势力一落千丈，西班牙因此没有参与西方世界1839年以来对清王朝的战争。

　　这也使得西班牙汉学的雄心迅速消失。在这个阶段，很多学者转而投身于方言的学习中。皮诺（F. Piol）的著作《厦门方言语法》（Amoy Dialect Grammar） 1928年在香港出版。

　　除此以外，1847年派驻中国的第一任西班牙使臣Sinalbo Mas y Sanz是继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后第4位获清朝皇帝承认的使臣。他的著作包括1857年在巴黎出版的《英国、中国和印度》（L’Angleterre, la Chine et l’Inde）和1861年同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和基督教势力》（La Chine et les Puissances Chrétiennes）2卷本。他的朋友、西班牙驻香港办事处的侯塞撰写了《理解中国官话：为中文译者准备的简单句型分析集》（The Chinese Interpreter. Collection of Analyzed Simple Sentences to Underst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hina，1861）。

　　由于1898年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传教士活动和西班牙汉学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降低了西班牙汉学的活跃度。20世纪后半期，3位教士恢复了西班牙汉学。

　　耶稣会士卡梅尔·艾罗杜伊（Carmelo Elorduy）翻译了《道德经》、《墨子》、《易经》、《诗经》等，许多著作现在仍然可以在西班牙找到。费尔南多·玛迪奥（Fernando Mateos）在香港成为《新中国分析》杂志（New Analysis China）西班牙版的编辑。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西班牙版《中文辞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多明我会的安东尼奥·杜明基斯（Antonio Dominguez）致力于各种翻译。他留存下来的著作是于197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中的孝道》（Filial Piety in Chinese Culture）。

　　20世纪的汉学家中还有一位女性——黄玛赛（Marcela de Juan，1905—1981）。她是一位中国驻西班牙外交官的女儿，后随父亲回到中国。她把中国文学介绍到了西班牙，翻译的重点是短篇小说、诗集和戏曲。她在晚年撰写了《昨日中国与今日中国一瞥》（The China that Lived Yesterday and Today Glimpsed），该书于1977年出版。

　　21世纪新汉学焕发勃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