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讲杜佑《通典》的理由
　　1931年1月26日，著名的东亚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宫中新年仪式之一的"御讲书开始之仪"举行时，为昭和天皇进讲了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卷四十八中所论述的祭祀时的立尸方法、殉葬以及同姓婚娶等习惯的历史演进。内藤在那次讲义笔记中写有以下述评。

　　依据拙见，杜佑在中国的史家中是司马迁以后的第一人，特别是在他壮年时代，得到推行中唐财政大改革、开出税制新纪元的宰相杨炎的擢用，由于通晓实务，他的论述皆有根底，没有陷入空谈之弊，（中略）其实佑作为史家最为卓越的地方在于他明言非古是今的主义，也就是佑比较了中国与周边蛮夷诸国，发现其长处在于古来文化进步的实绩，这才是其人种之所以优越，圣哲之人不断出来，渐次改革弊俗的原因。

　　并且，佑的卓见不只是承认文化的进步，其实还在于他研究历史方法之卓拔。当佑在中国研究自古以来受到尊重的经书中出现的礼俗时，将之同四夷的土俗相比较，就是用近时的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经具有了与现在法国东亚学者等用于研究中国的最新方法相同的学术用意，其头脑的敏锐真足以令人敬佩。因此，微臣谨举出此佑自己已经反复论辩并承认其为卓见，而朱子、王应麟等也已注意到的章节，以上达天听。1

　　如所周知，《通典》是一部由两百卷组成，详细论述关于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方面的历代制度变迁的名著，作为杜佑"三十多年苦心的结果"编纂而成的。此前，"御讲书开始之仪"举行之时的汉书进讲的内容大半为儒家经典一事来看，晚年的湖南则把这部中国古代制度史的名著选为讲书的课本，并且赞扬杜佑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实学精神、进步史观以及与近代西方民俗学相通的先驱性的研究手法。可以认为，湖南所赞扬的杜佑的学问的长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把阐明中国古典与历史作为终身职业的湖南本人的立场。那么，内藤史学的立场，特别是他的进步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以下，想通过探讨湖南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在壮年时所接触到的章学诚的学说，来为这一问题作一个解答。

　　二、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汉学与西学的洗礼

　　生于明治维新前夜的湖南与同时代很多人一样，不仅受到汉学的训练，还受到西学的洗礼。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娘家都是乡村教师，少年湖南自然受惠于家学。晚年的湖南做过如下回忆。

　　五岁的时候，拿毛笔开始习字。学习的样本是父亲给写的一、二、三，或者是假名字母。（中略）那是母亲尚未去世之前不久的事情。那时也开始读书了，首先是让读汉文的二十四孝。读法是指着字读。由于非常敏锐，记得很好。父亲会背诵许多诗，经常晚上一个人吟诗。那些诗是赖三阳的纪事诗之类，短的不用说，长的是古诗以及白乐天的长恨歌都可背诵吟咏。他喜欢自己的声音，颇为得意。自己在一旁听，也就记住了。（中略）接下去是父亲教我读四书的原文。2

　　就这样，湖南以超人的天才与过人的努力，学业进步很快。读完小学，以第一名通过了秋田师范学校中等师范部的入学考试，1885年7月从同校的高等师范部毕业以后不久，就被聘为北秋田郡缀子村（现在的北秋田市）小学的首席训导。

　　关于西学修养，上小学时"因为《舆地志略》中附有详细的历史，我把这些都读了。（中略）在万国史方面，全部通读了那时最详细的二十册本的西洋近代史。"3上师范学校时"虽然在师范的课程里没有西学，但是在师范的老师里面有一个叫川名庸谨的热心人，多少知道些不很规范的英语，会教阅读一类的课本，便与岸田（吉藏）两人上门请教。"4另外，也去过三宅雪岭的友人森可次门下"学习英语。"他没考上东京帝大，当时在作中学教师。两个老师之中，川名先生似乎对湖南影响更大。后来，湖南在悼念川名去世时说过如下的话。

　　对我来说，无法忘怀的恩情是先生的教导其实为我打开了一个思想的新时代。因是偏避的地方，到那时为止，无法与闻科学上的新理论。而先生恳切地向我讲述，并且借书给我读，了解了进化论的大概，英语也是从先生开始学的。5

　　其后在缀子小学任教时，湖南更接触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据说，他署名的同书的日译本保存在缀子村的村长家里。

　　西洋的历史地理以及英语，"进化论"与"社会契约论"。明治开化期的西学大潮就这样涌向了偏僻的秋田，给知识欲旺盛的湖南带来了洗礼的机会。一旦放眼近代西方, 湖南在他以后的生活里，一直没有懈怠过对西方的学问与理论、特别是在西方逐渐发展起来的汉学的关注。

　　三、几次大陆行所接触到的清代的学者与学问

　　湖南的弟子，也是其传记作者的三田村泰助说过："明治以后，理论的养料一切都仰仗西方是我国的学者与思想家的常规，然而，湖南则更向日本与中国寻求养料而集大成，此处可以看到他的独特性。"6在这里所提到的日本的学者，我想主要是指通过《出定后语》、〈翁之文〉等著述揭示了古典研究的"加上法"的大阪民间学者富永仲基（1715-1746），关于此人，笔者已经做过论述，7在此不另赘述。现在的问题是，湖南在几次大陆行中接触了哪些清代的代表性学者与学问？

　　如前所述，湖南从秋田师范毕业以后，马上得到了缀子小学的教职，然而，仅仅二年后，即1887年8月，他就辞职了。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间，湖南作为一名记者，挥舞健笔，通过《近代文学史论》（最初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时的题目是《关西文运论》）等名文为世人所知。历任佛教系统的《明教新志》与《大同新报》、政教社系的《日本人》与《亚细亚》，然后是《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以及《万朝报》编辑与论说记者，最后又重新加入大阪朝日新闻社。在190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湖南作为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师以及教授，取得众多研究业绩，同时还发表了《支那论》、《新支那论》等有关中国的政治论与文化论。1926年退休。在记者时代与京大时代的四十年间，湖南多次去海外旅行，以目的地区分，除了去过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两次与朝鲜一次以外，去过中国大陆九次，欧洲一次。并且在最晚年的1933年10月为纪念日满文化协会成立去了伪满洲国。

　　在此，先看看对内藤史学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初两次大陆行的情形。

　　第一次是从1899年9月到11月, 游历了中国北方与长江流域，会见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并进行了笔谈。比如"与罗叔韞[罗振玉]的笔谈多是打开金石拓本，我一句，他一句，相互应酬，颇多零碎难录者。罗把他的著作《面诚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斎札疏》、《眼学偶得》赠给我，我回赠以《近代文学史论》，"还通过贵重的金石拓本以及临本的互赠互评等，切磋琢磨，成了气味投合的好友。8

　　通过初次大陆访问把握到了清代学问趋向的湖南，不由得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作出深切反思。这一点，可以根据写于第二年三月的二篇论说知其大概。

　　在第一篇〈中国调查的一个方面--政治学术的调查〉中，湖南鉴于日本学者不仅不熟悉《乾隆会典》，连对最近中国财政情况的把握也要依据"西方人的撰著"的现实，主张把中国政治调查的重点放在"财政整理"上。其次，为了改革江户时代以来局限于"经子二部之学"的汉学，强调"注意史学"的重要性，并提倡把中国学术调查的重点放在"清朝以来的掌故、实录之类"、"金石之类"、"塞外汉唐金元诸碑"、"铜器金文"等"材料的搜集"上。在这里，作为参照提出的论据是他对近世中国，特别是晚清时代学风变迁的下述把握与理解。

　　在彼土（中国），义理的发明尽于宋明，考证的精致穷于乾隆。因此，中国的学者也已于此二途之外，更开拓了以纬书、佛书参经意的学风。另外，史学校勘之学等，别求蹊径，发挥其神智。至于金石（非所谓矿物学）、小学（非小学·近思录之小学）之属，其实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密程度。9

　　在第二篇〈关于本邦人的读书弊习兼及汉学的门径〉中，湖南有如下指摘。

　　东西的学术，方集注我邦。荟萃之，折中之，融合之，而开一学术之生面，形成世界文明一大转机，没有比我邦更好的位置了。（中略）汉学的老宿大抵为德川氏末世的学风所养成，当时此方的学者除一二有识之士外，尚不知中国晚近学风的趋向，（中略）学术变迁的顺序，既有不免于中国学风之固陋者，又有与西欧神理相似者。因此，通西欧学术变迁之大体者进而讲汉学，如果不误门径，对照其异同，既便于记忆，又资于发明，所获绝不会少。10

　　从这里可以明白，湖南观察近世中国学风变迁时，总是把近代西方学风变迁作为参照系，分析两者的异同，试图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新方法。因此，他为昭和天皇进讲时指出杜佑礼俗研究的手法类似近代法国东亚学者依据民俗研究中国的手法，绝非偶然。

　　第二次是1902年秋，受大阪朝日新闻社派遣视察满洲以后，在北京会见沈曾植、刘铁云、曹廷杰等人，在杭州参观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可以认为，其中与沈曾植的会见进一步扩大了湖南的学术视野。

　　沈曾植（1850-1922）是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参与清末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在日俄战争前后被看作是士大夫的模范。王国维在为沈氏古稀祝寿写的〈七十寿序〉中写道："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中略）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不愧是集清代学术于一身的大学者。主要著作有《汉律缉補》、《晋书刑法志補》、《元朝秘史笺证》、《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诗文集》等。民国初期主编《浙江通志》时，招聘王国维、张尔田等为分纂人。早在1889年向那珂通世介绍蒙语的读音法，后在1920年向西本白川讲解《尚书》，因而不仅在德国与俄罗斯的学界，在日本的学界也享有盛名。11湖南在1920年代前半叶讲授《中国史学史》的时候，回忆道："蒙文元朝秘史传到日本，最先是从文廷式寄给我，那珂博士对此进行了研究。（中略）文廷式生前说，沈曾植是当时中国史学的第一人者，""沈曾植自己著有蒙古源流事证，我从明治三十二年[1899]以来，就一直拜托他把这本书寄给我，但是终于没有寄来，也没有出版。"看来，两人的交往在1899年已经以通信的形式开始了。12

　　根据湖南的日记《禹域鸿爪后记》，在1902年的北京，当时五十三岁的沈氏与三十七岁的湖南之间有以下往来。

　　十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再访沈子培（第一次访问因沈氏身体欠佳未能相见），

　　谈史至夜幕降临。正巧，夏穗卿（夏曾佑）也来。归途，访曹廷杰。

　　十一月十七日，遣使赠沈曾植氏雀头、延熹二笔。

　　十一月二十三日，（前略）不在的时候，沈子培氏来访，赠西夏感应塔碑。13

　　虽说是深秋的北京暮色容易降临，大致计算一下，二人竟然从上午到晚上，畅谈历史达七个小时之久。湖南的弟子，以敦煌学闻名的神田喜一郎说过：当时的会谈两人"非常意气投合，(湖南)明白了,（沈氏）不只是通晓西北地理，而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很有见识的伟人。（湖南）从那以后，喜欢上了沈曾植以及他一派的学人。"另外，偶然加入谈话的夏曾佑（1863-1924）是同年刚中进士的优秀学者。关于此人，神田与贝塚茂树回忆说："内藤先生非常赏识夏曾佑,"并"推荐说，古代史首先要读夏曾佑的书。"14

　　四、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邂逅

　　1902年秋的第二次大陆行给湖南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一关于人文学研究基本方法的论著的邂逅。湖南在二十多年后所写的〈章学诚的史学〉一文中，就当时的相遇与那以后的展开经过作了如下介绍。

　　自己第一次读此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那时觉得非常有趣，在杭州买了二部，一部赠送给了在中国留学的狩野博士。那以后，在大学等处也颇为鼓吹这个人的学问，因而他的著作在我邦也被较的多人阅读。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读之后，做了这个人的年谱加以发表。中国的胡适以此为基础，把他自己做的年谱加以增订并公诸于世，所以在中国的新式学者之间也开始受到注目。从前，治中国旧学的人，诸如张尔田、孙德谦等人也仰慕他的学风，特别进行鑚研，到最近，除胡适之外，从清华学堂毕业的姚名达以及四川的学者刘咸炘等人最能发挥章氏之学，把各自的著作公诸于世。虽然在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来特别鼓吹这个人的学问，而以前一般并不承认他的学问有一种卓越的特色，或者即便多少承认，但是了解他的真意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也加以了鼓吹。15

　　章学诚（1728-1801）字实斋，浙江绍兴人。四十一岁中进士，不仕官，专心于教育与著述。在考证学全盛期的乾隆时代（1736-1795），腐心于与此不同的独特的人文学理论的构筑，撰著《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等书。关于章氏的学问，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什么反响，到清末才终于出现像谭献（1830-1901）这样的同情者。然而，他赞同章氏的论调并没有公开发表，而只是在以他的号命名的日记《复堂日记》中记录而已。

　　那么，湖南究竟是从哪里知道章学诚的学说的呢？

　　1972年6月23日在京都王子饭店，东方学会策划并召开了题为"追忆先学--内藤湖南先生"的座谈会，除上述的三田村泰助、神田喜一郎以及贝塚茂树之外，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内藤乾吉等也参加了。当时，这个问题也成为话题，神田虽然提出了"经由谭献"的假说，但没有结论，因为，湖南得到《复堂日记》是在明治末期或大正初期，已经是1902年以后的事情了。

　　以后，以湖南研究著称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教授推测，湖南得知章学诚的线索可能是沈氏的学生张尔田（1874-1945）与孙德谦（1873-1935），或者是从在1902年已经见到的沈曾植那里得到的。16他的论据可能是这个座谈会记录与前面引用的湖南〈章学诚的史学〉中的一节。

　　然而，从笔者最近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发现的1930年7月8日张尔田给内藤的信来看，得到张尔田、孙德谦介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里面有下面一段自我介绍与湖南礼赞的话。

　　田（自称）年二十余与孙隘堪（孙德谦）同学，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好之。

　　彼时国内学者颇无有人注意及之者，而岂知（空两格以示尊敬, 原文中为改行） 先生於三十年前在海外已提唱此学，且於竹汀（钱大昕）、东原（戴震）诸家，无不博采兼收。覃及域外，较诸实斋更精更大。即以文艺论渊雅遒逸，亦远在北宋之上。此非田一人之私言，实天下之公言也。

　　因为张、孙都出身于1870年前半，说"年二十余，"应该是指1890年代后半的时候。即二人知道"六经皆史"一说并对此产生共鸣的时期，比在1902年才购买到章学诚著作的湖南要早。然而，这二人即便私淑章学诚，对公然对之表示同情或同调也许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吧。其理由正如湖南所看破的那样，"六经皆史"说"对中国的学者一般有很大的冲击。"在当时环境中"有时招徕经学者等的误解，并引起他们反感的事并不少。经学者认为，经这个东西是高出一切著述之上的，将经视为史是玷污了经，并误解将圣人之立言的经与后世的学者文人所写的史处于同等的地位。"17因此，湖南不可能从当时并不相识的张、孙两氏得到有关章学诚的暗示。附带地说，信中的"先生于三十年前在外海已提唱此学"是对时间的大约表述，因为是1930年写的信，说三十年前，当是19世纪末，对在1902年才购得章学诚著作的湖南来说，是不可能有的事。

　　那么，傅佛果教授所推测的"经由沈曾植"的假设能成立吗？以私见，这个可能性并非没有。首先，1902年二人确实在北京相见，并且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史学。另外，无论是沈曾植还是夏曾佑都是所谓浙东出身的人，对于近期内预定赴杭州的湖南，提及并介绍自己的"乡贤"、并且也是大前辈的章学诚，可能性是极大的。如果是这样，湖南在杭州购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的动机，或许确是由沈、夏两氏的言及而引起的吧。

　　五、对章学诚进步史观的共鸣

　　那么，湖南是怎样来评价章学诚的学风的呢？还有，在湖南的章学诚理解中所反映出来的湖南的历史观是怎样的呢？以下，试通过湖南对《文史通义》中进步史观的评论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前面已经提及，湖南观察近世中国的学风变迁的时候，总是把近代西方的学风变迁作为参照系来讨论两者的异同。湖南的章学诚理解也不例外。一方面，湖南把他视为"独立于"乾嘉考证学这"一代风潮"的"一个古怪的学者，"对他独特的研究志向加以评价，一方面又识破了他的学术与近代西方的学术之间有"神理相似者。"在上述的京都座谈会上，贝塚茂树回忆说："内藤先生对我说，章学诚这个人，在西方说来，像是社会学，他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会学啊。是斯宾塞等那一类型的东西啊。"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恐怕是社会进化论吧，这正是湖南理解章学诚的着眼点。作为具体例子，首先可以举出他对《文史通义·书教》中展开的历史记述法变迁的如下评论。

　　著述渐渐变化的结果，最初的《尚书》（每有一事，便立篇名讲述始末的形式）是最理想的著述。（中略）然而, 后来这个《尚书》的体裁一变而为左氏《春秋》。在《尚书》中并没有一定的体裁，而左传则有定例，就是编年体出现了。左传一变而成为司马迁的《史记》，也就是纪传体的历史。（中略）其后，班固以来，一直延续着纪传体的断代史。到宋代的司马光，又作了与左传相同的编年体的通鉴。然后，南宋的袁枢这个人作了《通鉴纪事本末》。（中略）作为历史演进的顺序，即便是这样的乏味之人（指袁枢）的著作，也自然合于古代最好的著述的意趣。章学诚的这种见解，也就是说，与最近的历史的体裁是自然相合的。即便是今天西方的著名著述，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出来的。历史叙述理应如此，这一点章学诚在一百五十年前已经考虑到了。18

　　在这里面，从没有一定体裁的《尚书》到编年体的《春秋左氏传》，再到纪传体的《史记》，然后经过《汉书》以后的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最后发展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关于这样的历史记述体裁的变迁过程的描写是湖南对章学诚论旨的概括，而纪事本末体与近代西方名著在体裁上的一致则是湖南的看法。并且，湖南一边引用《文史通义·书教》中的《通鉴纪事本末》论，一边对章学诚作了如下评价："文由纪传省，事由编年明。""根据事件的类别而联系因果，"这一纪事本末体的记述法"在今天看来，也是最为进步的历史的写法，不为人的传记与年历所束缚，以在人间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件为中心来书写。章学诚所说是非常中肯的。"19

　　应该注意的事实是，尽管章氏与湖南以同样的"进步史观"来思考历史记述体裁的变迁过程，但也有互不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在章学诚那里，从《尚书》到《通鉴纪事本末》的历史记述体裁上的变化过程最终是以《通鉴纪事本末》向《尚书》的回归告终，其中多少有些"循环史观"乃至"复古史观"的影子。这是由于他受到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束缚，哪怕不是他的本意，也必须要运用"尊重经书"这一逻辑起点来展开自己的学说。对此，在明治日本成长起来的湖南明显是以近代西方的历史记述作为判断基准，来论述近世中国的纪事本末体的记述法与此是否相合，或者章学诚的论旨是否有先见之明的。

　　另一方面，不仅是历史记述形态本身的变迁，在章学诚看来，应该通过历史记述来表现"道"的形成及其显现过程也同样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试看湖南对《文史通义·原道》中相关论述的译述。

　　此人（指章氏）思考斯道发生的顺序，道生于天，天地生人，道存于斯。只是这样还不会现于形。道现于形从三人居室开始。三人居室，要在那里分任，用今天的话来说，产生分工，或各自分管，或轮换做事，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均平、秩序之事。平等和秩序有时会紊乱，使年长者持平之，就是出来裁判。然后，出现长幼尊卑之别，然后什伍千百的数字会增加，这样，就要各自分组，就会出现在各自上面才能出众的首长，这样，进而要推举德高望重者出来加以统合，在那里就会出现作之君，作之师的人。20

　　从湖南所受到的儒家教育以及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来看，对他来说，接受章学诚有关"道"的论旨应当不会那样困难。事实也是这样。立足于这样的社会进化与文化进步的观点，他完全支持章学诚的"言公"说，并叙述如下。

　　最初的著述是为了载道明器的著述，因此不是为了立自己一个人的言。当一个立言者出现的时候，传达其道的后人在这个立言者的著述之后马上进行补充，只要是为了推广前面的立言，并无不可。（中略）应该根据这个立言者和继承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其议论的发展。（中略）这大体上是章氏言公之论的主旨。章学诚就六经及其他的著述，一一指出事实，展示了对古代著述的批判。这作为批判古代著述的方法，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在经学史学的研究法上是极为重要的想法。21

　　这里所提到的立言者与其继承者（在最初的著述上不断附加补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因学说的创生与"加上"（富永仲基的用语），从而完成文化进步的知识共同体的关系。这样看时很容易明白，湖南的表彰章学诚其实与他的表彰富永仲基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总之，湖南不是"见木不见林"的那种视野狭窄的历史学家，而是从大处高处来把握历史的进步与因果关系的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他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示共鸣，对要树立具有逻辑性的古典研究法的章学诚以及富永仲基的创意献上赞词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吧。而且不能忘记，湖南不单是文化史家，还是制度史家。这无论是从他有关台湾、满洲以及中国本土的财政状况的论述，还是保存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的题为〈支那财政史编纂纲领〉的亲笔草稿都可以得到证明。22把这些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也可以说，湖南在对昭和天皇进讲时选择杜佑的《通典》作为课本乃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译者跋：德民先生的这篇论文发表在《亚洲遊学》，东京：勉诚出版，2006年11月发行，第93号。今年年初，我去复旦大学专家楼探望先生时，先生给我的。先生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完硕士课程，1986年赴日本大阪大学留学，获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又遊学美国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1996年被聘为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为海外内外汉学家所瞩望。我读这篇大文，正好在研究清末变法与日本这个课题，湖南与清末变法志士的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篇论文篇幅不长，但是切入的角度与提出的问题都令人信服，可供国内学者借鉴。拙译处经过德民先生仔细校对，并补译了注8中的一段引用，特此鸣谢。

　　至于湖南是从哪里知道章学诚的学说这个问题，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沈、夏两氏的言及。"按照先生提供的思路，译者认为，湖南从夏曾佑那里知道章学诚的可能性要大于沈曾植。先生把沈、夏都归为"浙东人"尚值得商榷，沈是嘉兴人，夏是杭州人，都属于浙江十一府中的上三府，与属于下八府的浙东是不同的文化地域。谭其骧有〈近代杭州的学风〉一文特别强调杭州的学风特色在于融合浙东与浙西之学而上遂。

　　章氏学是通过杭州的学人传播的，钱林在《文献征存录》中提到了章学诚，龚自珍曾向他问过佛，龚是章学诚的第一个同调，谭献传龚学，自然也要表彰章学，到清末，杭州诂经精舍成了章氏学的大本营，谭献与潘鸿有关章学诚的文字可以作证。这是宋恕、章太炎表彰章学的渊源，夏曾佑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一代学人对章学诚当情有独钟，可见，章氏学是清末变法的理论依据。章太炎后来说："知别相而不知总相者，沈曾植也，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者，严复也，"正是章氏学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严复与沈曾植还未领略章氏学的底蕴也说明，沈氏的学术渊源并非出于章氏学，因此沈氏不会向湖南推荐章学诚，湖南1899年到天津访问严复也值得注意，夏曾佑是戊戌变法期间严复的助手，可以说，湖南是从对清末变法的关心接近章氏学的，很可能是从夏曾佑那里知道章学诚的名字的。湖南史学是清末章氏学的一个形态，重温这段清末的掌故对我们反思二十世纪的极端主义或许有所裨益。杨际开识于杭州洞箫宫故地，2007年7月22日上午。

　　注释：

　　1〈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御讲书始汉书进讲案〉，《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第七卷，页228。

　　2〈我少年时代的回顾〉，前揭书，第二卷，页700-701。

　　3 同上，页705。

　　4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1972），页87-89。

　　5 同上，页101。

　　6 同上，页127。

　　7 陶德民〈内藤湖南的仲基研究〉，收入《日本汉学思想史论考--徂徕、仲基以及近代》(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11)，关西大学出版部，1999。

　　8《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页105。同书125-126页记有湖南在旅途中对中国人笃学精神的感慨。"至于中国人的笃学，有邦人难以企及之处。(中略)到了张菊生（张元济）家中，见到不列颠百科全书裒然载于桌上，价格不菲的种种科学挂图掩映四壁。虽然并非专门家，然其笃志可感。(中略)而《古佚丛书》，以杨守敬的计划，而影刻于黎纯斋（黎庶昌）星使之手。姑且不论此大事业，若《经籍访古志》在徐星使之时印行，日本金石年表之刻于潘氏《滂喜斋丛书》之中等等。古人倾注毕生精力的著述，在此邦连知其书名者都不多，结果被中国人首先印行，可谓遗憾之至。"

　　9 收入《燕山楚水·禹域论纂》，《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页164。

　　10 同上，页168-169。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367，376。

　　12〈清朝的史学：西北地理之学 二〉《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支那史学史》，页412，414。

　　13《禹域鸿爪后记》，《内藤湖南全集》，第六卷，页359-360。

　　14〈内藤湖南博士〉，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１·座谈先学（１）》（刀水书房，２０００年），页９６、９４。

　　15 〈章学诚的史学〉，《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收入《支那史学史》附录，页472。

　　16 Joshua Fogel, "On the Rediscovery' of the Chinese Past :Cui Shu and Related Cases,"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M. E. Sharpe, 1995, p.16.

　　17 同注15，页476-477。

　　18 同注15。页478-479。

　　19〈宋代史学的进展：通鉴的影响〉，同注12，页217-218。

　　20 同注15，页473。

　　21 同注15，页476。

　　22 关于此，参照拙文〈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成立--关于与民国初期熊希龄内阁的关连--〉（《东方学》第108辑，2004年7月）、〈内藤湖南奉天调查中的学术与政治--关于保存在内藤文库中的1905笔谈记录〉（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第一号，2006年3月）。译者省略说明参考文献来源的追记。

来源：思与文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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