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东四十二条。走进胡同，你会发现另一座北京城。远离高楼大厦，远离车水马龙，整个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临街，有一扇垂花门，大红的底子，崭新的。一眼就能瞧出是后来建的，却不乏古色古香的韵味。住在这间四合院的浦安迪教授说：“我喜欢遥远的古老的中国。”

    他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资深教授，并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如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

一位腼腆的语言天才

    走进院子，只见浦安迪和他的太太正在廊檐下晒着太阳聊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钟志清副研究员给我们作了引见。钟志清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浦安迪是她的第二导师。记得钟志清曾谈到，在希伯来读书时，“倒是浦安迪教授让我觉得比较难对付，因为他确实是个地道的汉学家，曾经被钱锺书先生称作同代人中‘公认的最为优秀的汉学家’。我毕竟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很怕在和他探讨问题时说外行话，给中国人丢脸”。

    浦安迪教授身材瘦高，双目深陷，还留着一小撮银灰色的胡子。目光闪烁之余，让人感到睿智中藏。不知道是因为初次见面，还是生性腼腆，他的话不多，双手不时地摆弄着眼镜，声音也很低，又轻，需集中精力才能听清楚。

    浦安迪是犹太人，1945年2月生于美国纽约。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各地的语言，这点与中国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很相似。高中的时候，浦安迪学会了俄语。之后，他就把眼光投向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浦安迪正式开始学习汉语。19岁那年，他又获得去台湾大学深造的机会，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目前，浦安迪精通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和希伯来语，还懂得匈牙利语、罗马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等十几种语言。

    浦安迪在台湾大学读书时，那些讲课的老先生都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对《红楼梦》中“忽喇喇似大厦倾”的遭际深有体会，因此课讲得特别地感人。浦安迪受他们影响，也喜欢上了位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首的《红楼梦》。

    1973年，浦安迪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名为《〈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197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浦安迪的成名作，一举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中译本问世。

    博士毕业后，浦安迪留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据称，当年为留下浦安迪，普林斯顿大学“因人设岗”地为他准备了一个教职。浦安迪开《红楼梦》的研讨课，用的是一函脂批线装本。这套书是胡适送给普林斯顿东亚系的开创者牟复礼教授的。牟复礼退休前，将这套书转送给了浦安迪，毫无疑问这里面包含了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望。

    在谈到《红楼梦》研究时，浦安迪神情开始活跃起来，他说：“我首先把《红楼梦》和西方文学中的寓言文学进行比较，如欧洲中世纪的作家但丁和乔叟，他们利用叙事文学的形式表达很深刻的内容和思想。另外，我十分重视古代的批评方式——评注，如脂砚斋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和中国传统的读法有不谋而合之处。《红楼梦》不仅有爱情关系，还包涵着儒教、佛教、道教哲理。”

    记得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说过：“浦安迪教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轻易不苟言笑，但却平易可亲，你会处处感到他的热心和真诚。”

浦安迪与“普林斯顿学派”

    20世纪80年代，浦安迪应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大陆。从那时起，他逐渐和钱锺书、吴晓铃、周汝昌等知名学者建立起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周汝昌在自传中谈到“海外红学三友”（夏志清、唐德刚、浦安迪）时，曾风趣地回忆浦安迪邀请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讲演的往事。周汝昌还作了一首诗，头两句是“夏唐名士亦鸿儒，浦氏华文能著书”，强调的也是浦安迪的汉语水平。

    浦安迪不仅自己的学问好，带出的博士生也是个个翘楚，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生力军。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普林斯顿学派”的概念，来形容浦安迪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界的贡献。在记者提到这个话题时，浦安迪连忙摇头，谦虚地表示：“我的学生不太多，大概不到20个，目前还带着一两个。”

    但他表示，很乐意谈谈自己的两位老师牟复礼和高友工。牟复礼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学。1969年，牟复礼创办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浦安迪告诉记者，牟复礼非常了不起，他1948年从金陵大学毕业，他的中国文化知识很深厚，人也非常好。高友工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浦安迪说：“高先生的诗歌、小说、戏曲研究都非常好。”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浦安迪曾特地将高友工的《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作为附录收入。

    因为每所大学的汉学教授数量有限，在西方大学教中国文学不像国内分得那么细。浦安迪说：“只讲明清小说肯定是不够，差不多所有的都要教。”钟志清博士补充道：“在西方大学授课，每学年必须不重复。”浦安迪接着说：“现代文学也涉及一些，对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比较看重，但不太喜欢她的小说。”

    目前，浦安迪教授正领导着重译中国古代思想名著系列的科研项目。他介绍道：“这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项目，主要是尝试将中国古代思想史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如《诗经》、《尚书》、《左传》、《韩非子》、《论衡》等，参与的专家有来自哈佛大学、爱尔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出版的书将是中英文对照形式，在英文注释方面，将会有一些比较深的学术介绍，比如校勘、版本等。”浦安迪负责的《左传》，已经翻译结束，一年之内就可以出版了。

“他比主人更爱这个花园”

    虽然早在1993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即由沈亨寿译出，在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但国内学界所熟悉的浦安迪的书，大多是另外一本。即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系列中的《中国叙事学》，1996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决不将某种分析模式强加于中国文学，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非常丰富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从多种角度加以欣赏和分析，因而能开辟出许多新的视域和趣味。”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如此评价道。1989年春夏之交，浦安迪应乐黛云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开了一门课“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文学理论”。他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并且进一步阐明它与世界其他各国叙事文学的关联。

    “短短几个月的讲课令人难忘，当时课堂上的热烈讨论和有趣问难，至今仍历历犹在耳目。”这是浦安迪教授多年后在《中国叙事学》导言的深情回忆。浦安迪说，当年的授课有时就在他的家中进行，来听课的学生有二三十位之多。遗憾的是，这次燕园之行不得不因故中断。《中国叙事学》的出版，对广大比较文学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场难得的知识盛宴；而对浦安迪来说，则是那次未完成的课程留下的一份珍贵回忆。

    2003年，浦安迪编释的《红楼梦批语偏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以辑录《红楼梦》早期钞本和旧刻本上最尖锐深刻的评点资料。在谈该书时，浦安迪重点强调了书名中的“偏”。周汝昌在序言中指出：“所谓‘偏全’，这本身就也是一种‘伟词自铸’……‘全’者，意指客观的‘掌握’批语的全貌；偏者，盖谓主观的遴选与赏契。”这也是作为红学家的浦安迪，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红学研究著作。

    2006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虽然是旧籍重刊，在学术界依然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毕竟，“奇书文体”理论是浦安迪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浦安迪在《作者弁言》中表达了自己“喜惧交集”的复杂感情，“我身乃异邦人，来胆大妄为地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化名作的管见，未免有所畏惧。”对于这份“畏惧”，记者曾看到一段印象很深的分析：“他进入中国文学园地时，总是小心翼翼，好像一个闯入别人家花园的孩子，尽情歆享花朵的芬芳，却又总有些担心主人的不悦。他很谦虚，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因为，他比主人更爱这个花园，更爱花园中这些美丽的生命。”

    正如周汝昌所言：“他是一位罕逢的博通中华文化的学者，尤其他能以汉语文撰写高层次的学术论著，窃以为这是一个奇迹。”前不久，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倩副研究员处获悉，他们正在翻译浦安迪教授的一本论文集。无疑，这又是值得广大比较文学爱好者期待的一本著作。

浦安迪（Andrew H. Plaks）, 著名汉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作品有：《〈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

浦安迪                                  朱高磊 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