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引自帕斯卡尔《思想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依然被许多人视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崇高殿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曾经集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深厚学识和学术良知的思想型学者。他们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深远的历史洞察力和超群的理论建树显示出超越一般学者的思想者意味。

思想者常常是寂寞的。他们必须坚持用一贯的理性压抑时常涌迸的激情，同时又总是保持价值理想主义的情怀；必须坚持用强大的精神对抗世俗的诱惑，同时又不断体察人性的卑微。他们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思考着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总是用批判的态度扫视周遭的一切而蔑视所有的权威。他们为全人类的福祉奉献自己的全部心智，收获的虽然是登临人类理性高地的乐趣，但往往也要面对不为常人理解的孤独、不为权力所容的压迫，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正是这类思想者，会在人类艰难的文明进程中提供真理的烛照，唤回被放逐的良知，鼓舞我们挑战命运的勇气。

更遗憾的是，思想者也会被无情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仅“下知有之”的集体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散，而且他们的思想（总是表现为深沉的历史反思或先觉的社会理性）也可能被平庸销解或被“正史”掩抑。尽管历史总会显示其客观一面，像顾准、王亚南等社科院学者的思想成就终究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并不是所有思想者及其思想都有如此幸运，孙越生就是这样一位几被世人遗忘的思想者。[①]

 不过，作为学者的孙越生并没有被遗忘。在学界一般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编辑和学术情报工作者。孙先生也愿意这样定位自己：“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岗位，都离不开与文字打交道，似乎命中注定要摇一辈子笔杆。总计经手加工的学术文献资料出版物不下5000余万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史学、海外中国学、易学、教育学、情报学、科学学等十余种学科。回首一生，没有任何重大业绩，只是以提供学术信息和资料的形式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为人类知识的传播服务；只是每天平凡地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日积月累不停地在祖国这片曾经有过先进灿烂文化而今天却显得相对落后贫乏的文化园地上笔耕而已。”[②]

这份谦虚的总结出自孙越生去世前半年自撰的小传。即使如此，其勤奋与博学也足以令人汗颜。其中，并没有谈到他开拓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而这一点，已经受到该领域学者的普遍承认与尊重。关于他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成就，笔者曾写作《筚路蓝缕，泽被后学——孙越生国外中国学研究之回顾》一文专予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开发这一新兴领域的前瞻性和在相关学科理论上的建树，都体现出他作为思想型学者的视野与深刻。 

孙越生为世人所知晓，还由于他师事著名学者王亚南，并光大其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简称王著）。[③]1943年，汉学家李约瑟曾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请教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王亚南，王于五年后始以此书作答，只是解放前此书印数仅三千多册，未广流传。文革期间，王亚南遭受迫害而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安葬榕城。孙先生缅怀先师，翻检旧稿，“颇感三十年前阐发之真谛，宛如对此十年之时弊而发”，特撰文《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④]，系统介绍王著及其理论成就。孙越生对王亚南遗著的发覆，不仅有感于王著出版三十年后系统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依旧寥若晨星，更是因饱见官僚主义的政治幽灵在新的历史中不断改头换面泛滥成灾，而痛感客观冷静地研究这一事物在当代中国仍有重大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普遍关注，也引发了重版王著的呼声，一年后，王亚南这部官僚政治研究的扛鼎之作得以再版，至今翻印超过五万册，已成为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社科学者必读经典之一。王亚南虽生前寂寞，但大著终赖弟子之力发扬光大，泉下若知，当会为此欣慰了。

 然而，作为思想者的孙越生，其贡献远不止于此。尽管日常的编辑、翻译和科研任务异常繁重，但令孙越生始终系心的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即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专制社会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现代化。而官僚主义，“是解决一切现代化问题的最后的人为的障碍”。“不研究官僚主义问题，一切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说走到了它的逻辑的终点”。[⑤]因此，官僚政治研究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这也是对其师之业的继续。

如果说王亚南首先对官僚政治的定义、一般表现、存在基础和历史发展（主要以中国为案例）做出全面的论述，建立了研究官僚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外部框架，那么孙越生则在此基础上深入腠理地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起源、发展模式和逻辑形态，并依此提出对治官僚主义的主张，形成了一套关于官僚主义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填补了中国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空白。

关于官僚主义的社会起源，他提出：“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⑥]

如果我们通览孙越生的相关著述，就会体察到，上面这几十个字其实凝聚了他数十年对官僚主义的深入思考，包含着异常丰富的理论创见。

首先，他回归到人性的起点反思官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特殊现象。由于人性之恶，使得不同社会形态下人的权力欲和占有欲始终无法消弭，并随时伺机将这种欲望现实化，这就是他理解的广义上的个人官僚主义，也是现实所呈现的体制官僚主义的人性基础。同时，出于人性之善（从自发地抑制恶的无限扩张来理解），早期人类（社会猿）出于维持种群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而形成自发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又必须抑制个体权力占有欲的无限扩张，从而自动形成各自压抑恶欲达成团结的妥协。在此基础上，孙越生指出，形形色色的体制官僚主义正是个体恶欲不得不因此寄生在这种因善的目的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之上自我实现的结果。

由这一定义，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官僚主义运行和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第一，权力必须通过中介系统才能形成官僚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⑦]第二，个体恶欲对社会组织的寄生是一种矛盾动力，它决定了官僚主义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并将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只要我们承认无政府状态对人类危害更大，就不得不认同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同时，只要看到“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的深刻矛盾，就必然面对这样的现实：官僚主义命中注定不能消灭，只能讲求有效克服[⑧]。这显然超越了其师王亚南有关官僚政治会随着封建专制政体和经济基础的消亡而自动瓦解的观点。

关于官僚主义的根本运作模式，孙越生认为，既然官僚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组织的寄生，就必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去考察。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尽管多种多样，归根结底，都逃不出统分结构的元模式。各种社会发展模式都不过是“由集中与分散、统一与分化、集体与个体……这两类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或倾向按照不同的具体条件、不同的比例与方式结合而成”，“所不同的，只是统的性质与作用不同，分的性质与作用不同，统分结合的比例与方式，性质与功能各有不同而已” [⑨]。旧的统分模式如果不能维持社会组织的稳定发展，则势必解体，重新调整比例关系与结合方式的新模式将取而代之。

用统分结构的范式来总结，官僚主义的元模式就表现为首脑→官僚→人民大众这一统分结合的金字塔式结构。但如果考虑到社会组织因恶而生的善旨，就必然存在对抗官僚主义的力量，而这一力量的基本公式就是人民大众→官僚→首脑。一个保持稳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官僚政治系统必定是双向的，符合首脑←→官僚←→人民大众的官僚政治系统。但是，如果这个系统的动力结构来自人治，就必然导致系统向官僚主义元模式倾斜，唯有法治才能保证系统内双向运动的平衡。

个人官僚主义如何寄生在社会组织之上形成体制官僚主义（其寄生形式和实现方式千差万别）应该属于孙越生规划的《官僚主义形态论》一书中要涉及的问题，遗憾的是，他过早的离世使我们无法窥得这部分的全貌。不过，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一书中，结合中国历代皇朝专制形态及其特点，孙越生总结了官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呈现的若干基本规律，包括滚雪球规律、贬值规律、蚯蚓规律、个人崇拜规律、轮流坐庄规律、老化规律、透支规律、遗传规律、裙带规律、两栖规律等十种。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古代皇权如何实现包笼天地、宰控万民的统治效力并维持其存在。

透过理论和历史考察，孙越生为官僚主义开出的诊断单是：官僚主义在可见的未来都难以消灭，只能努力克服和遏制。历史证明，一时的革命无法杜绝官僚主义的死灰复燃，只能逐步诉诸改革或改良。克服官僚主义的治本之道在于改变官僚主义的生态环境——人民。只有使民富，教民智，从而改变官吏队伍内部成份与结构，才能改变官僚主义的运动形态，使之不断文明化，成为一定时期内可以接受的形态。治标之道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改革。须标本兼治，不可偏废方能真正奏效。[⑩]

提出统分结构的分析范式，总结官僚主义的元模式和发展规律，无疑是孙越生官僚主义研究的卓越理论贡献。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理论建构总是筑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之上，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具体运用中常常被忽视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把人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这种试图在更深层面挖掘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属性的努力固然可贵，但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却时常陷入种种逻辑困境：如果利己心（私欲）是一个历史范畴，为何自人类社会开始直至今天这一幽灵始终在我们心头徘徊？如果社会存在的发展将会埋葬人类一切私欲，那么现实的路径何在？孙越生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回到人性的真实起点，搁置所有存在乌托邦性质的理论抽象，把渐进改良的理性实践思维贯彻到理论建构的始终。孙越生曾自称其理论体系的特征（结合其个人感情的表现风格）是“广谱折衷主义多元论和永动改良主义进化论”。 [11]如果我们能反省人类过往由于穷奢极欲或激进选择而付出的无数沉痛的历史代价，就会认识到孙越生所提倡的这种理性方式的价值——也许，它还是社会人最能扬人性之长抑人性之短的生命方式。 

由对官僚主义的系统认识出发，孙越生还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提出，国家的实质不仅仅停留于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这一层面，国家还在“公共国家”的层面管理内外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国家”意义上的国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阶级社会之前，并且，它并不像“阶级国家”那样逐渐走向消亡，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专门化、综合化和巨型化，不断发达。马克思曾经指出国家职能中存在公共国家职能这一层次：“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2]但是，“鉴于这一层次的现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阶级层次的现象相对而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已经被深深淹没在阶级冲突的洪流之中而未对它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13]但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浪潮中竞赛，因此，“现代化建设工作既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又是它的政治职能，而且必须是政治职能”。“也就是说，国家政治职能的重点，已由阶级镇压职能转移到对外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与霸权主义的职能，即阶级镇压的职能日益缩小和其他政治职能的日益加强”。[14]

上述内容写于1984年，在今天看来，国家理应提供公共服务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对于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长期统治理论界、当时又刚刚走出“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来说，这些论点无疑具有很强的纠偏意义，但并非他在这一问题上思考的终点。

如果说，列宁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阶级内部出现“变异”（像考茨基那样），那么，新中国建国后直至“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怕也出于执政者的类似担忧。孙越生的忧虑则是公共国家由于官僚主义的寄生（形成国家的另一层次即官僚国家）而产生的变异。他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各种形式官僚主义的侵害，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消极后果包括依法治国精神的不明确和法制建设的不完备导致的人治代替法治，社会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公共道德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更严重的则是，官僚阶层假借公共名义以权谋私。[15]这虽是对建国后前四十五年的一个反思，但直至今日，上述问题依然存在，说愈加严重恐也不为过，尽管具体表现形态发生了许多变化。这就更加印证了孙越生的判断：“寄生于公共国家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加以克服，将成为两种文明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克服官僚主义有越来越大的战略意义。”

官僚主义弊病何以横行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对此，孙越生认为，这一症结的理论根源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国度里从来没有把官僚主义认真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把它附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内来考虑。“表现在国家理论上，就是只承认有阶级国家，不承认有官僚国家，不承认有官僚主义可以寄生于其上的公共国家。”[16]诚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调整和发展，阶级国家的对立紧张大大缓解，公共国家的服务职能长足发展，技术官僚治国的总体能力也不断提高，但是上述理论欠缺却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弥补。

 由上可见，孙越生在对官僚主义这一范畴对象的研究上，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继承并发展了其师王亚南的学术成果，对于马克思经典学说也作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提出了若干具有重大挑战性的理论命题。这些成就都足以奠定其卓越的理论家地位。不仅于此的是，他娴熟运用的统分范式给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简要而深刻的途径，而回归人性基点的逻辑建构方式和“广谱折衷主义多元论和永动改良主义进化论”的理性运作方式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矛盾作出几乎最好的示范。这使得孙越生的研究已经超越一般理论家水准而臻于思想家的境界。

 思想家之不同于一般理论家，表现在思力上就是思想家能跨越学科畛域，洞察历史因果，如庖丁解牛般捕捉现象域、问题群的关键节点，发为言论则每有深切人心、回味无穷的接受效果。在这些方面，孙越生的见解也颇能展现其超迈时贤的思维穿透力。不必强为之说，试看几例。

如论及研究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思路，他说道：

研究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如果只研究政治而不同时综合地研究其他有关对象，如中国传统经济，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大一统特点赖以构成的最主要根据。又如，如果不同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被称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的儒学，就既不可能了解政治对文化的利用机制，也不可能透彻了解中国传统官僚统治的思想支柱及其行为模式。而如果不能鞭襞入里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统治，也很难透彻地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乃至中国的其他许多问题。[17]

又如论及传统中国现代化历经坎坷而终未成功的根本原因，他指出：

新兴工商业者在大一统的专制局面下，不可能利用任何政治角逐或战乱机会来形成鼎足而立的独立力量，更不可能在官营经济和中央财政政策严密控制整个经济的格局下来发展自身的独立经济系统。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下，即使想仰承君权的鼻息也很困难。重本抑末的一贯政策，官僚豪绅的不断侵渔，官营经济的垄断限制，地痞流氓的竞相劫夺，有土斯有财的社会投资惯性，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始终在强有力地左右着他的行为目标和资金流向，最后只能向封建经济扭曲，与官僚地主连谊，而同工农对立，从而无可避免地在王朝覆灭和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的循环中一再充当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的殉葬品。[18]（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这是笔者目力所见对此问题最为精辟透彻的一段议论，读此便知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面对强大的皇权专制不啻以卵击石，也就把握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根本瓶颈所在。

再如论及中国两千年专制社会的治乱根源，孙越生一阵见血地指出在于农民问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伊始皆休养生息，劝农务工，以敛人心，等到政局稳定，经济向荣，就安而忘危，乐而忘忧。铺张浪费，日甚一日，贪赃枉法，比逐而增。各方竭泽而渔的灾难，四位一体敲骨吸髓的剥削，最后都转嫁到无权的农民身上。一旦局面败坏到农村里“老者转乎沟洫，壮者散之四方”时，要腐朽无能的官僚机构去挽狂澜于既倒，势必又要任何解救的节目，反而演变成扩大灾难的弊政。[19]

正因有这样的认识，他才深刻地觉悟到“富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压轴戏”。

仅此三段引文，我们便可以从中深省中国的现代化要面对复杂沉重的历史背负，绝非单一向度的解决政治体制或经济水平或文化传统可以实现，必须综合治理方能艰难开拓，而最为关键的经济、政治二柄，经济上务以发展市场经济和富农为要义，政治上须以革除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为基础，才可为现代化创造基本的生息条件。如是知言，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思想家不同于理论家，还在于他们不会执着于“左”与“右”的学派分歧，总是以人类最高福祉为目标，反复思考哪怕永无确论的终极问题。在一首题为《历史的踌躇——题〈雨后初晴〉》[20] 的小诗中，孙越生这样吟唱：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

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

这不是短暂的烦恼，

这是历史长河的踌躇。

如此思考绝非庸人自扰。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看到诸如孙越生这样的思想者，确实使我们对饱尝磨难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增添了无尽的希望。进一步说，如此思考还体现着思想者超出常人的大爱。这份不同寻常的深情在孙越生另一首写于离世前半年的短诗中尽显无余：“当我离开人世｜我要｜带走两袖清风｜留下一片爱心｜为了｜永远向上帝探索真、善、美｜继续对魔鬼投掷讽嘲的匕首。”对于习惯用压抑和冷眼来面对个人和民族命运困苦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份大爱无疑是孙越生留下的另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思想者，他是异常孤独的。曾经，由于“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泣”（《题〈雨后初晴〉》），他感到过孤独，只好将心灵投入大自然，用画笔、用诗句来呼吸。而谢世之后，他的名字似乎也渐被淡忘，连带他的思想也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更是一份孤独。每念及此，都不禁令我想起宋人度正的那句诗，“江水江花两无尽，后之来者应何如”，故勉力撰出此文，既是努力留存他作为思想者的贡献，同时也借之为这位孤独的思想者献上一瓣心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孙越生小传

孙越生，1925年2月生于浙江绍兴，1948 -1954年间，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文革前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助教、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编译室编辑、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翻译和编辑。1958年10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后改为情报研究所）。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基础资料组副组长、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79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86年被聘为研究员。此外，他还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片正研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出国访问学者评议专家等学术职务。1997年11月病逝于北京。

专著两部：《温州模式——东方现代化的起点》、《历史的踌躇》；配诗画册一部：《干校心综》；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多部国外中国学研究著作；发表论文《官僚主义的起源及其元模式》等数十篇；各种翻译著作累计几百万字。另有未刊译著《俄国中国学史》及其他手稿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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