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哈佛大学是第一家设置中国学的学校,也是最早开办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哈佛的当代中国研究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学术成果颇为丰厚。

    哈佛大学网站的中国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输入搜索引擎的分别输入关键词:“China”(中国)、“modern China”(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communist China”(共产党中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  得到的结果分别是:  19,097、40,583、30,809、30,809、21,277、28,962。

    哈佛现有11个学院,其中三个学院从事当代中国的研究和教学。它们是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和法学院(Law School)。文理学院除设有东亚语言文明系有关中国的人文课程外,还有一家著名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即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中国学的创始人。3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来清华大学任讲师,并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41-1946年他受雇于美国政府在华做情报工作。1948年发表了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与中国》。1958年该书第二版问世,里面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经历,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进行了深入的检讨。1955年,时任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费正清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直到1973年。

    费正清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他之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人文性质的。费正清把中国研究变成了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学问。他强调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认为美国不能直接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他创造的“刺激-反应”方法曾长期支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此外,他还为美国70-80所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从事中国学和东亚学的学者队伍。他也由此获得了“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的美称。

    费正清是学历史的,但是他开创的中国学不仅仅局限于史学,逐渐演化成了多学科领域。他之后,东亚研究中心的历任主任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对当代中国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费正清在这方面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第四版(1971),《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献分析》(合编,1962),《新中国和旧中国》(1977),《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五十年回忆录》(1982)《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1986)等。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1972-77年的中心主任)著有《社会变革:农业中国的问题》(1963),《共产主义的广州:一个省会的纲领和政策,1949-1968》(1969),《特别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研究的经历)》(1981)。社会人类学家沃森(James Watson L.,第三任中心主任)编有《革命后中国的阶级和社会分层》(1984)。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2000年起任中心主任)著有《毛泽东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1985), 《现代中国的大众抗议和政治文化》(1992), 《当代中国的都市空间:中国城市自治与社区的潜力》(1995),《阶级定位:东亚的工人认同》(1996),《无产阶级权力:文革时期的上海》(1997), 《单位:用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研究变动中的中国工作岗位》(1997),《中国社会:变动、冲突和抵抗》(2000),《挑战天国:中国的社会抗议和政府权力》(2002),《现代中国不断变化的公民含义》(2002)。刚卸任的中心主任历史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ar)编著了《中苏论战》(1969),《毛泽东的中国》(1969),《中美关系,1949-1971》(1972),《百花齐放与中国知识分子》(1974),《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1989) 《剑桥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本(1987和1991),《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文化革命的起源》(1999)。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一般保持在10-30名之间。此外还有若干科辅人员。研究范围包括东亚各国和港台地区,但重点在中国。中心与哈佛的另一著名中国学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的时间段上有分工。前者突出当代中国研究,后者重点在古代和近现代中国。中心招收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博士后享有每年3.5万美元的奖学金,目前中心有6名博士后,两名研究生和14名访问学者。中心的资料室,周一到周五对公众开放。里面藏有新中国历史,中共革命史,当代港台和亚裔美国人的万余件中英文资料和150种期刊。中心的研究成果以图书和专题文集形式发表,出版有《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哈佛东亚专题文集》(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和《中国论文集》 (Papers  on China)。

    在当代中国领域,肯尼迪政府学院是近几年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该学院建于1936年,原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60年代末,为纪念已故总统肯尼迪改为现名。从90年代起,肯尼迪学院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教学。学院采取中心一项目组制。当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企业政府中心(The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CBG)的亚洲项目组下,分为中国公共政策,香港的领导和台湾的领导者三个独立项目。企业政府中心建于1982年,现有员工87人。其中亚洲项目组共有研究人员23人。赛奇(Anthony Saich)任组长,主持中国公共政策项目。1994-1999年,赛奇曾在北京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在他的推动下,2002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下共同开办了以大陆政府干部为招生对象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培养30名。肯尼迪学院虽为一所官员培训学校,但在学术上也有很强。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除赛奇外,还有几人,如Sarah Cao,Julian Chang,Joan Kaufman, Kathrine Meyers, Dwight H. Perkins, Melanie Strauss, Alene Tchourumoff等。

    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有一个国际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ID),也研究当代中国。这个中心原是肯尼迪学院与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合办的,地址设在肯尼迪学院。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IID),原名“发展咨询处”(Developmental Advisory Service),成立于1962年,1974年改现名。这是一个与学院平级的研究所,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农业计划、农村发展、税务改革、农村和公共卫生、都市政策和都市计划,以及公共事业及共管理。所长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是中国问题专家,著有《现代化的中国——毛以后的改革和发展》(Moderning China--Post-Mao Reform and Development,Westview,1986),《中国经济改革透视》(The Prospects for China"s Economic Reform)等著作。由于某种原因,2000年1月哈佛大学决定解散国际发展研究所,将其职能和末结项目移交给哈佛所属的各学院。而它与肯尼迪学院合办的国际发展中心也顺理成章地完全由后者管理了。原所长珀金斯现在参与赛奇任组长的亚洲项目组的工作。

    哈佛法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东亚法律研究项目(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上。这是美国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史以及这些国家与美国互动关系的最早最大的学术项目,设立于1965年。立项目的在于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法律及法律文化。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通常被归在哈佛名下,实际上却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等学校共有的汉学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初始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捐赠给哈佛和燕京大学的遗产。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1951年收为国有,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的六任社长都是汉学家,他们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佩泽尔(John Pelzel),克瑞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和杜维明。

    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大的东亚图书馆,现有藏书共有100多万,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微缩胶片8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但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其中有大陆出版的新地方志。学社出版物为《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作为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久负盛名。与1955成立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相比,它更专注于传统汉学。对此,费正清说过:“汉学家就像语言的仆人,甚至奴隶,但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将语言为我所用,而不相反。”实际上,中国文化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和当代,对西方人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两个机构的并立使哈佛成为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

    由于中国学和东方学分散于各个部门,哈佛大学还设立了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共联络了100多名学者哈佛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03期 

    转自: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