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简介:杜维明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荣誉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目前同时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小组杰出人士成员,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与儒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国际顾问,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教授主要致力于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儒学、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如《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晚夏八月,蝉鸣声声。在京西郊外卧佛寺中,“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度大会就像一枝静开的莲花,悄然地为学者们绽放。在会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教授,应邀就“文化自觉与根源意识”的话题,与数十位华语世界知名的人文研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思想对话。

    今年刚刚受聘成为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的杜维明教授,被公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并素有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之称。在接受《长江》专访时,这位谈吐儒雅、通古论今的知名教授,却首先对外界给他冠以“儒学大师”的称号婉言推辞。“只有像钱穆、季羡林这样的‘大家’才应被称作大师。我从事的儒学研究,只是广义的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叫研究学者更为恰当”。这位年过六旬的知名华裔教授,不乏幽默地表示,“我还打算再做一、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叫大师更为时过早。”

    数千年前,孔子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但对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应该如何看待,1840年后以来中国人却是数次变易,甚至倒转。悲观者认为孔子死了;乐观者则认为,儒家思想必将为世界作出其应有贡献,但在此之前一定要欲火重生。

    当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占有一席之地之时,很多人也在关注,怎样的东方价值,将会被世界所认可。面对一个积淀了五千年的文化宝藏,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相结合并加以传扬,也许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今天,当一股“儒学热”风靡华夏大地,儒家思想却犹如绿荫环护中静立最浮华街市一滴澄净的眼泪,那是任何市井异趣都难更易的端肃容颜。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的转变无疑是更加缓慢而艰巨。但,我们仍愿意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未知的大门,探索未来的方向。

    儒学之路

    9岁就随父母到台湾生活的杜维明,在中学期间,受一位启蒙老师的影响,对当时在儒学界颇有成就的学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让杜维明开始为儒学的博大精深所触动。“那时就感觉到,今后应该再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领域的知识”。因为牟宗三先生在东海大学教书,“我想向他进一步求教”,于是,杜维明便毅然报考了当时在岛内并不算“一流”的东海大学。

    尽管兴趣始然,但对于自己选择学习儒家文化,杜维明也仍有对未来职业的隐忧。按照中国家庭传统,父母都希望孩子将来从事的工作能够“比较保险,将来不会因为所学专业没有出路而感到痛苦”。庆幸的是,杜维明在与父母亲沟通后,他们支持儿子的选择。虽然最终选择了兴趣所在,可杜维明那时就有一个清晰的考虑,即便今后从事儒学研究,“也不会做一个抱残守缺的学者”。

    杜维明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声音相对薄弱。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这种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局,也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但这种传统现在正在慢慢地恢复,可能会逐渐回到一种正常的情况。

    他说,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这才使得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回顾,看起来多元多样。“我们认为,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儒学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但是,杜维明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包括中国大陆以及日、韩等国,在儒学方面的研究并不突出。因此,作为一名研究儒学的华人学者,听到来自周遭更多的是质疑声。在当时的氛围下,“学术上不仅感到很孤独,也很痛苦,尤其看到其他学术领域不时地开花结果。而整个中国文化研究本身,则是一片荒芜。”

    对于儒学“特别刺耳”的质疑声至今让杜维明记忆犹新,而它不是发生在西方,恰恰是在东方。1982年,杜维明教授在台湾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一批同情儒学的华裔学者。在讨论时出现了一个观念,对杜维明的震撼非常大。大家当时担忧地认为,儒学和现代中国的发展毫不相干(irrelevant)。

    “任何学术思想最坏的命运,是人家不骂你,也不赞同你,只是忽视你。”杜维明教授感叹地说。而别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在1982年,新加坡开始大力发展儒学,日本有100位学者联合起来了解日本儒学的前景,韩国的国际退溪协会开始逐步发展。杜维明表示,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和日、韩、美等国有很大不同。“虽然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但日本的学术谱系从来没有中断过。相比之下,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大陆,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间不受干扰的人几乎很少。”

    在悲观地学术气氛下的这种痛苦与苦闷,是杜维明早年登上赴美留学航班那一刻,当他转身向亲友微笑时,未曾料到的。如今回想起来,杜维明感觉,当时的心态虽算不上是逆水行舟,也不像一些朋友所说的是破釜沉舟,“虽没有那样的心态,但感觉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走。”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