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被我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回顾具有300年历史的俄国汉学,若从19世纪初叶趋于成熟算起,则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为标志。前三个时期依次出现的是俄国汉学史上三个划时代的人物:雅·比丘林通讯院士(1777-1853)、瓦·瓦西里耶夫院士(1818-1900)、瓦·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习称阿翰林,1881-1951)。他们分别代表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最高成就。

    至于第四期,即20世纪下半叶,情况已大不相同。俄国汉学有长足的进展,全面发展,名著如林;人才辈出,灿若星辰。汉学界的科学院院士就有3位,通讯院士4位。因而标志性的人物很难定于一尊(前三个时期仅各有一位院士或通讯院士而已)。

    就文学领域而言,俄国研究中国文学者众多,知名度高者也不在少数。但李福清通讯院士仍属于群雄中之翘楚。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5种。其中主要的著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业已全译或部分译成中文。还有直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

    同时,他为了研究工作而开展的资料搜寻也富有成果,发现古籍新版本,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其成绩甚至得到中国同行的赞誉,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和依据。

    在专著以外,当然还有数量巨大的文章。

    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杰出,对汉学的贡献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其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我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内地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

    他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盛情邀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中国文学之外,像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文学,李福清也有评论和介绍,因而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

    我同李福清交往数十年,读过不少他惠赠的著作,深感其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当然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李福清的特色,正是把俄国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关于其个性,十多年以前我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研究员曾经做过概括地描述: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论为依据。二、重视系统研究。内容与形式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结构论、符号学、统计学等等。三、遵循历史诗学原则,把在发展中研究(历时的)与在联系中研究(共时的)有机结合起来。四、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五、学风严谨,重视资料工作。

    李福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早期学习汉语的路子就不同寻常。50年代初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中文时,听说在中亚中苏交界的苏联一侧,有个地区的村庄聚居着中国回族的后裔,讲汉语。他便利用每年暑假到那里去,与农民同住同劳动,五年下来学得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也获得许多语言、文化和社会知识。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学,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掌握原始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解决这个难题,谈何容易。但他从未畏惧过,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直接的材料,从早年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内地搜集、记录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到近年前往台湾接触原住民文化,访谈高山族民众,陆陆续续解开一个个问题之谜,寻得满意的答案。其中经历多少艰辛和风险,只有他自身能体会了。不但如此,他还扩大调研的范围,深入寻找中国文学流传、散失到海外的各种版本,或古籍孤本。旅途奔波,足迹遍及欧、美十余个国家,夜以继日地探寻,绝少停歇,终于大有斩获,发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罕见或失传的版本。他志得意满,前年在台湾相遇时就很风趣地对我说到那段经历,可以写成《一个俄国汉学家的西游记》。我想,这种深入实际,认真调研的作风,也是他取得成就比别人更大的一个原因。

    他谦逊治学的态度也使人佩服。不但师承前辈的传统,而且注意学习同辈,甚至晚辈的长处。每回见面,对于俄国汉学界的新进展,出过什么新著作,有什么样的新人,他都能侃侃而谈;对于别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数家珍,不仅介绍其要点,还能指出其新发现、新见解;有时还能顺手送你得之于别人赠阅的新著或新资料。总之,处处令人感到他对于该国同行们事业成就的关注,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肯定别人的进步,从别人的成就中汲取动力和营养,激励自己的研究和超越。同他的每次交谈,不但感受其精神,而且在俄国汉学史学术研究的线索方面也能得到启发。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两书,就有许多方面曾经得到他的帮助,提供了线索。

    李福清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自取了中国名字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名字在我国已经传开,为学界所熟知,以至于人们不大注意他的俄文原名БорисЛъвовичPифтин,翻译过来应是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他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如今已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中华读书报 2003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