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意大利罗马人,1923年1月26日出生。他的父亲维尔吉尼奥·贝图焦利(1886-1968年)曾在意大利工商部工作,对外交情有独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走上这一条道路。但白佐良本人真正希望的是当一名教师,对语言尤其感兴趣。中学阶段,他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熟读了大量古典文献,并阅读了意大利和外国许多文学经典。此外,他学习了法语、英语和德语。1940年,他开始学习在当时的意大利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1942年获得毕业文凭。作为罗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真正下过苦功的课程是古罗马法。1945年他自罗马大学法律学院毕业。  

    在法学院学习期间,白佐良在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罗马大学汉学教授焦瓦尼·瓦卡(Giovanni Vacca),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对找到这么一个真正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感兴趣的学生非常高兴,对他指点良多。大学毕业后,白佐良曾短期在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不久又自愿到罗马大学充当远东历史和地理讲座的助教。就在这时他找到了一个为父辈圆梦的机会:意大利外交部给他提供了一个把其中文知识付诸实践的机会,派他到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46年11月1日,他从塔兰托登船与意大利外交使团一同前往中国南京,充当外交随员。在南京期间,无论口语还是书面文字,他的中文水平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他结识的一个中国少女黄美玲(译音,Hwang Meiling),后来二人正式结为连理。其间他大量阅读了中国经典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为他日后成为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8月,由于意大利不承认新中国,他离开南京,转道香港回国。虽然一路困难重重,他仍想方设法把他自己搜集的一批中文文献带到了意大利,成为他个人收藏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当时的白佐良仍对外交和冒险生涯充满兴趣。1952年5月,他通过公共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外交官。一年以后,1953年9月,他再次回到了中国,这次到的是香港,其身份与上次也大为不同:先任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1960年8月卸任回国。这7年在白佐良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中国文献,并撰写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中国文学史》(La Storia della Letteatura Cinese,Milano,Nuova Accademia),1959年正式出版,1968年再次重印。1954-1958年,他还任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卸任回国后不久,他脱离了外交行当,出任威尼斯CINI基金会东方学院院长(1960-1962年)。1962年,他重返外交领域,这一次到的是日本,自1962年至1967年在意大利驻日本大使馆先后任一等秘书、参赞等职务。在日本6年间,他学会了日文,掌握了日本的大量传记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空余时间,他撰写了《东京》(Qui Tokyo,Edizioni Touring Club,Milano,1973)。  

    在日本任职期间,他通过了意大利“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Professore Straordinario di Lingua e Letteratura cinese)公开选拔,这促使他决定步入学术殿堂,回意大利任教。1968年1月,他被任命为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不过他在那里仅仅干了5个月,就又重回外交部。  

    在外交部,1969年,他参加了意大利代表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巴黎进行的旨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意大利的嘉奖。1969年,刚刚46岁的白佐良被任命为意大利驻韩国大使,这在保守的意大利可谓一个奇迹。他在汉城呆到了1957年12月,又奉调出任意大利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至1978年4月)。1978至1981年10月他出任意大利驻菲律宾大使,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海外任职。  

    1981年,白佐良彻底离开了外交界。此前,1980年,他已通过了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一职的公开选拔。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因为他接过的是可以称作其启蒙老师的瓦卡的讲座教授教鞭。他在罗马大学一直任教到1995年10月,功成名就后正式退休。2001年6月28日,他在罗马去世。  

    在罗马大学任教的这15年是白佐良个人学术生涯的顶峰。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学史、中西史、意大利传教士在华活动等论文100多篇,其中包括有关道教的研究。虽然他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他被公认为欧洲的道教专家之一。此外,他还把大量中国经典和通俗文学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去世前几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意大利在华传教士卫匡国的全集上,收录卫匡国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和中文写的书籍、文章和书信。此书前两卷已经出版,第三本上下两册也即将出版,可惜白佐良本人已无法看到了。  

    (说明:本文据马西尼先生所提供材料和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2002年第24期发表的纪念文章编写而成。)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5/12/2004/105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