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刚接到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发来的致亲朋的一封信，说傅吾康教授（Prof. Dr. Wolfgang Franke）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 我想，凡是在近年来接触过傅教授的人，对他女儿的这一说法，是应予以首肯的。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张西平教授还专程到柏林拜会了傅教授，当时他尽管已经是94岁的老人，却依然精神矍铄。当我们跟他谈及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父亲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忆录时，他异常兴奋，两眼熠熠生辉。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父亲的几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但傅教授毕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说过一阵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有些体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很快便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为了永别。唐人王勃尝言：“人之百年，犹如一瞬”。信夫！惟有感慨：“岁月易尽，光阴难驻。”

二

　　生于1912年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1935年他在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教授那里做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一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氏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1937年傅吾康只身到了中国，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留学。后到北平，参与了“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建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主事、会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傅氏曾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成都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在中国居留13年之后，傅氏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自颜复礼（Fritz Jger,1886-1957）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傅氏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

　　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研究重点是历史、语言和文学，由于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1948年傅氏就出版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1368-1644》（1948）一书。自1950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7）、《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1958）、《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英文版，1960）、《中国与西方》（1960）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氏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氏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氏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现代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当代发展的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对认为近现代中国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傅氏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子史集诸方面。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作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当然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译过胡适的“说‘儒’”，发表在1935年和36年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创办的《汉学专刊》（Sinica- Sonderausgabe）上。胡适所持的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这样的德国哲学巨擘。正是在30年代的后期，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学家齐默尔（HeinrichZimmer,1890-1943）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无疑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雅氏认为，孔子所谓的复兴古代，实际上是希望藉此建立一个新世界。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是要将外在的礼建立在内在的礼（仁）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了“仁”，才能证明人之真正为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孔子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想复辟周礼的守旧派，而是一个由于对礼崩乐坏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没有傅吾康的介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观念何以会出现。

　　1946年8月福兰阁去世，之后寓居在北平的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在《燕京学报》上撰文指出：“自福兰阁逝世，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19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福兰阁的去世，的确预示着德国早期考据学和语文学传统方法汉学的终结，而今天傅吾康之归道山，也象征着单一的德国汉学传统已不复存在，德国汉学最终要归于欧洲乃至世界的潮流之中。

　　2007年10月2日于德国杜塞尔多夫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24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