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最好记。人家都说竹子里面是空的，但我的名字叫‘竹内实’。所以中国人看见了以后都觉得很奇怪，一下子就记住了。”竹内实先生总是这样风趣地作自我介绍，会给每一个见到他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竹内实先生，是在1989年。这一年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的主持下，在北京举行了题为 “东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方的参加者当中云集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原日本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先生、原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宫崎勇先生、原日本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先生等等。竹内实先生也是日方参会者中的重要学者之一。由于日方出席人员的规格和阵容，研讨会期间，中央领导还在中南海专门会见了日方的全体代表。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作为一名同声传译的翻译，参加了研讨会的全过程，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竹内实先生。他的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学识渊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后来能有机会与竹内实先生朝夕相处，一起共事。

　　1994年9月，竹内实先生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日方主任教授来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工作。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执行的一项政府间的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是为中国培养硕士研究生以上层次日本研究专门人才的教学研究机构。在日方的教授阵容中，要选定一位教授担当主任教授，来与中方合作。而这一人选只有像竹内实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才能担此重任。从1994年9月至1996年4月，竹内实先生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就是在与竹内实先生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从竹内实先生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宝贵的东西。竹内实先生虽然学识渊博、堪称泰斗，但是却非常平易近人，即使是对刚到中心的一个初学的学生，他都是非常认真地听取学生每一点滴学习心得，肯定学生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并耐心指出其不足之处。而且，不论是讲演还是上课，竹内实先生都可以从一般人并不注意到的点滴小事中，深入浅出，讲出令人信服的深刻道理。

　　记得当时中国的私人汽车刚刚起步不久，马路上跑的许多新车都在车的后玻璃上贴有“磨合”的字样。竹内实先生就抓住这一现象说明中日两国之间要深入交流，也必须像跑新车一样要很好地“磨合”才能持久地友好下去，否则就会产生“摩擦”，使两国的交流关系出现倒退。

　　竹内实先生当时在中国做过几次关于“金印之谜”的学术讲演报告。1784年出土于日本九州福冈的“漢倭奴国王”之印（据考证，是汉光武帝授予来汉朝觐见的倭国使者的），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似乎已经没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了。而竹内实先生特别注意到其印的“漢”这一字的字体的特殊性，翻阅考证了大量的资料，对照了所有拓本中不同的字体，发现这个“漢”字与众不同，在其右半部分的字体中，下面是一个独立的“火”字。从而指出，这一金印的东渡，不仅是中国向日本输出了一个物质文明，同时还包含了当时可以称之为先进科学的“五行”思想。然而这一思想学说真正被日本人所理解，却是在金印东渡后的300年之后。竹内实先生指出，一种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被理解与接受，在信息手段落后的古代大约需要300年至500年的时间。在今天，尽管信息化手段已经相当发达，但对异国文化要做到真正的理解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并且提出了“友好容易理解难”的著名论断。

　　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和现象，无一不印证了竹内实先生观点的正确性。

　　和竹内实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至今令我难忘。竹内实先生与刘德有先生两位当年为中日两国代表团搭建语言交涉桥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久别重逢再次会面的场景，那就是一幅见证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画面；竹内实先生为研究北京民俗而认真逗蟋蟀时的天真表情；当他来到我家，见到我那上小学的儿子时，居然能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筒，里边装着一只叫声清脆的金钟儿虫，这不仅逗乐了年龄幼小的少年，也获得了在场所有朋友的满堂喝彩。竹内实先生对中国的理解和研究，就是来自于这种长年来与中国各界人士的交往，就是来自于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综合理解，就是来自于用一个普通日本人的眼光不带任何有色眼镜对中国所有事物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从竹内实先生身上学到的渊博的知识、严谨的科研态度、高尚的人品，够我受用一辈子。今年10月，竹内实先生文集（十卷本）出齐（中国文联出版社），我相信这一丰硕研究成果，必定会对所有关心中日两国文化的学者和年轻学子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5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0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