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在柏林去世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1912-2007），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傅氏是家中四个子女里唯一继承乃父衣钵，终身研究汉学，从而成为德国著名汉学家。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曾师从颜复礼（Fritz Jager）、佛尔克（Alfred Forke）、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并于1935年以《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为题，在佛尔克教授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奠定了傅氏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了中国，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中国这一住就是整整十三年。

    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聘用，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在这一位置上，傅氏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西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创建了中文系。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大学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史。

    与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在他看来，海尼士认为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尽管这种观点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也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氏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从1937年至1950年傅吾康曾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之久，这期间仅有短暂的日本之行，以及两年在成都的教学生涯，其他的时间他一直生活在北平。先是供职于中德学会，任学会秘书、总干事和《中德学志》编辑部主任等职，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当时在北平聚集着众多的德国汉学家，有一些是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那里的老北平了，还有一些则是作短暂访问的学者。韩愈曾言："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耄耋之年的傅吾康在所撰写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中，对他与当时的德国汉学家朋友的交往多有描述，使我们有了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当年这些在北平生活的德国汉学家。

    一

    柳宗元在《师友箴》中说："不师如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对于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师友是至关重要的。从沈阳来北平定居的福克司（Walter Fuchs， 1902-1979），后来成为了傅氏的良师益友。在此之前，福克司曾有十二年的时间（1926至1938年）任沈阳医科大学德文讲师。当时辅仁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教授的位子，希望他能出版耶稣会士地图集。福克司来到北平之后，从1938年12月起被安排住在中德学会客房，直到第二年的7月他在宽街附近找到了自己的住宅。实际上早在福克司正式来北平定居之前，傅吾康就在艾锷风Gustav Eck，1896-1971）的中见过他好多次，他每次到北京都住在艾氏家中。后来傅吾康回忆道：

    如果没有他（福克司--引者注）的支持的话，我很可能会放弃中德学会的工作。他一直支持我进行汉学研究，尽管我写过博士论文，也有博士的头衔，但真正启发并引导我进行系统汉学学术研究的是福克。因此我亦将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我在1940-1945年间所有的汉学方面的论文，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成的。如果没有他的劝告和帮助，我就不会获得那么多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并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当然，作为一位年长于我的朋友，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绝不仅仅局限在汉学方面。

    也是福克司让傅吾康认识到了日文文献对于一位汉学家的重要性。后来也是在福克司的指导下，傅吾康撰写了介绍德国年轻一代汉学家的论文："德国青年汉学家"发表在《华裔学志》第五卷（1940年）上。

    在福克司的帮助和启发下，傅吾康搞到了17、18世纪的几份"诰命"，并以此为基础作了研究。福克司曾在日本的《史学研究》上发表过"范文程（1597-1666）之诰命"的德文论文，他认为这一题目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于是傅吾康查访了北京图书馆的相关文献，特别是故宫博物馆文献馆的档案资料，发现了很多的这种"诰命"。1941年底，傅吾康撰写了"清代世袭制度中之'诰命'"一文，后来发表在了《华裔学志》上。年轻汉学家的每一小小的进步，都受到老汉学家的鼓励。

    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的历史》的书稿只截止到元代，鉴于他当时年事已高--1943年时他已是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实际上福兰阁早有这样的打算，希望子承父业，整部著作的明、清两部分由儿子傅吾康来完成。后来，也是在福克司的建议和鼓励之下，傅吾康将研究方向定在了明清。傅吾康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在1940年底购买了印刷本的明代历史资料的汇编《明实录》，后来他在中德学会的西文刊物《汉学集刊》上发表了"明各朝实录的纂修及现存抄本考"一文。

    二

    在傅吾康的建议下，1940年底，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和罗越（Max Loehr，1903-1988），从德国来到北平，加入到了中德学会的阵营。霍福民是傅吾康的老同学，早在柏林时期他们俩就认识了，后来在汉堡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霍福民加入了纳粹，并且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到北平之前，他所热衷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生活，翻译了大量中国当时的学者在学术方面的著述。傅吾康写道：

    现代中国学者们作出了许多研究工作，这个对于西方的汉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曾经把他们的著作译成德文或加以评注的工作，这种光荣应当归于霍福民氏（北京中德学会研究员），他不仅将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著作译成德文……。

    不过，到了北平之后，霍福民对当代中国的学术和时局不再感兴趣，开始痴迷中国传统的词和元曲。据傅吾康回忆，霍福民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没有提交博士论文，不过由于战争的缘故，他已经提前完成了博士考试的口试部分，这通常是整个考试的最后一部分。因此，他一到北平就开始使用博士头衔是很成问题的。不过，霍福民却很有音乐天才，他能用风琴演奏出一流的乐曲。令傅吾康始料未及的是，霍福民的兴趣显然不在中德学会，倒是对"德国同乡会"和纳粹党部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来。他在党部负责政治教育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而在中德学会他的工作基本上被限定在报告会或跟音乐有关的活动方面，有时他也代讲德语课，学会只是按小时付给他课酬而已。

    罗越曾在东亚艺术史和汉学专业获得过博士学位，并在慕尼黑的博物馆工作过。他在学术方面的兴趣是中国的考古和艺术史，在这些方面的著述也颇丰。他来北平的时候已经结过婚了，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很平易近人，很高兴能到北平进一步从事研究工作，不过他对中德学会的工作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尽管他后来接替福克司做了学会会长。

    在非汉学领域，罗越和霍福民共同出版了一本当代德国诗人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德文诗选--只有德文原文，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中文翻译。席拉赫是当时纳粹的著名诗人，不过在北平出版这样一本纯德文的诗集，傅吾康认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三

    在北平中德学会的汉学家圈子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新来的德国汉学家之外，还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们。跟海尼士在柏林写过汉学博士论文的就有：圣言会奥地利籍的叶德礼（Matthias Eder，SVD，1902-1980），当时任《华裔学志》的编辑，以及两位方济各会的神父：Beatus Theunissen和Hermes Peeters。再加上在中德学会的四位元老：艾锷风、福克司、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和傅吾康。从1941年起，他们每月在其中一个人家中聚会（暑期除外），谈一些专门的话题。之后自1943年2月起，他们在福克司家中每个礼拜举办一次类似汉学研讨班性质的活动，他们在一起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并一字一句地将之翻译成德文。当时经常光顾的有五六人，艾锷风的兴趣因为在艺术史方面，他的专业也与中国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来参加。卫德明和霍福民也不来，他们认为，自己的水准早已远远地超出了这些，不屑参加此类的基本训练。傅吾康后来承认道："我则在逐字阅读并翻译成德语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我后来当了大学教师之后，尤其感受到了这一点。"

    福克司和卫德明渐渐由于不同的治学风格而越来越疏远，关系变得愈来愈糟。福克司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自己的领域：清初的历史，特别是满族居住区、蒙古，满文文献，中国地图史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内容。在他的出版物中，他特别强调彻底的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工夫。
    给普通大众读的，综合性和一般性的文章，福克司是不做的。他的文章和专著只写给专家来阅读。在这方面伯希和是他的典范。卫德明则刚好相反，尽管他也有很细致的研究，大部分也是有关清代早期历史的，并且编有《德华词典》，不过这些都不是他的主要方向。他更愿意在大的汉学范围内做综合性的文章，而并不一定要深入其中，或对这一题目有新的思考。傅吾康在"德国青年汉学家"一文中对卫德明的研究领域的界定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写道："卫德明氏（北京中德学会讲师）所出版的著作，除了研究中国的法理学及中国精神的和社会的历史及翻译中国近代文学短篇著作之外，在汉学研究中他是第一个创始去研究哲学家及政治家顾亭林的人……。"当时哈斯（Wilhelm Haas）博士住在北平，他在1937年以前一直在外交部门任职，后来由于他妻子祖辈的犹太血统，而遭解职。之后他作为涂料产业工会（IG Farben）的经济-政治方面的顾问，而常住北平。1943年在他的家里也经常举办一些有关汉学的报告会。其中卫德明做了一系列有关《易经》的报告，不久这些报告便以《易经八论》的书名结集出版，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了西文中流传最广的《易经》入门书。后来福克司曾不无尖刻地说，卫德明"从汉学家转到了政论家"。罗文达当时也偶尔去听听卫德明的报告，他也讽刺地戏称此类的报告会是"相互吹捧俱乐部"。

    在福克司家举办的汉学研讨班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3月份，此后便不再举办了。这之后，德语国家的汉学家们也不再举办什么定期的活动了。

    四

    1939年以后，有很多美国汉学家来到北平，特别是哈佛选送了很多学生到北平学习。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1900-1966）也正是从本年起，每月邀请所有在北平的西方汉学家们到他家中聚会，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柏林跟随海尼士教授写过博士论文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神父们，如圣言会的叶德礼，圣方济各会的Hermes Peters和Beatus Theunissen。这样的活动，确实扩大了傅吾康的汉学圈子。

    1941年初傅吾康在艾锷风家中认识了荷兰的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他当时在北平仅作短暂逗留。长期居住在北平的有1941年春季和夏季来这里的拿哈佛奖学金的美国人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他是文学理论家，以及罗越的邻居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芮玛丽（Mary Wright）夫妇。因为芮玛丽本人做清史研究，他们夫妇很快跟福克司交上了朋友。后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这些美国学者处境险恶，不久就被运到山东隔离了起来。

    1945年战争结束后，很多在山东被拘禁的美国人重新又回到了北平。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也得以回来了。由于芮玛丽和福克司对清史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他们建议在1946年成立一个研究清史的学术机构：清史研究会，傅吾康也成为了会员。从1946年1月底至6月间，研究会每隔两个礼拜在一个会员家中召开一次研讨会，由负责的主人准备一个相关的题目。

    1948年9月傅吾康从成都回北平之后，当时国外汉学家们的聚会改在了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中进行，当时的组织者是该委员会的主任、英国著名汉学家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1902-）。在那里聚集了各国的汉学家，也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如卜德（Derk Bodde，1909-2003）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山口（Yamaguchi）的"日本汉学"，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有关佛教的题目，傅吾康也在这里做了有关川西汉墓的报告。

    还有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是傅吾康在当时的北平常常能遇到的，这包括瑞典人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以及日本人今西春秋（Imanishi Shunjū），后者给了傅吾康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他有关《起居录》的论著，给傅氏的《明实录》研究以极大的启发。

    五

    1948年9月傅吾康从成都重又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平，他开始寻找他以前的德国汉学家朋友们，福克司、霍福民以及海西希都被遣送回去了。艾锷风跟他的中国妻子曾幼荷（1923-）去了厦门，之后在火奴鲁鲁的博物馆中找到了中国艺术馆的职事一职，1950年以后他曾出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美术学教授。马丁因其母亲是美国人，卫德明和他的犹太裔妻子，罗文达都去了美国，并在那边呆了下去。卫德明自1953年起在华盛顿大学作了教授，一直到1971年退休。罗文达后来在康奈尔大学和佐治顿大学做了助教和讲师，之后离开学术界进入工业界。在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只有罗越单身一人还留在北平，当时在清华大学做德语专业的副教授，住在工字厅外籍教师宿舍。此时的傅吾康惟有感慨"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了。

    战后的德国汉学界也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雷兴从美国伯克利写给汉堡大学的一份既正面又客观的推荐信，傅吾康成了这一教授的人选。尽管他拥有民国政府教育部1946年核发的正教授资格的证书，但这在德国并不被承认。海尼士反对对傅吾康的任命，理由是傅氏并没有按要求在德国做过教授资格论文。值得庆幸的是，1949年6月傅吾康在北平等到了汉堡早在3月就正式发出的任命书，他得到了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的职位。1950年5月傅吾康离开了他生活、工作过的中国。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在为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傅吾康以其对汉语出神入化的掌握程度，长年来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的坚实根基，每每令吾辈折服。因为这些能力对我们战后一代的汉学家来讲是望尘莫及的。他同样令人信服的是具有多年来在北平所铸就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国际视野，正是这样的国际视野决定了他的《中国手册》（China Handbuch）的编撰方案。

    正是在北平的十三年中，傅吾康与众多其他国家的汉学家的交往，成就了他的国际视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国际视野，才使得他继承并发展了乃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就。如果说福兰阁所研究的是19世纪以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东亚文化圈内发展的中国的话，那么傅吾康所研究的明清以及近代历史，特别是对中国通过种种决裂和危机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探索，正是这样一个世界性眼光的体现。因为明清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离不开世界了。

 

    原载：《文景 》2008/04
    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8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