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磊 

　　一、学科与学科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关于学科（discipline）这一舶来概念，西方学者给出过林林总总的意见。较为符合本文理论框架设定的一个定义出自《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该条目的撰写者德国学者鲁道夫·施蒂希韦（Rudolf Stichweh）提出：“学科作为科学内部不同部类的基本单元划分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拉丁语disciplina，意谓教导，早就是学校和大学出于教学目的进行知识组织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但直到19世纪才真正建立起学科交流的体系。从那时起，学科开始在科学的社会体系中起着一整套结构构架的作用，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则作为学校教学的一个主题领域，最终则指向职业角色的安排。尽管科学领域的分化过程一直在进行，但学科作为一套基本的结构构架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上述功能方面保持着稳定。” 其实“discipline”的拉丁文源头不仅有“disciplina”，还有“discipulus”，指教导的对象，由此发展出在“discipline”现代的两重主要词义，即“学科”和“规训”，这也恰恰反映出学科不仅是一套知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是具有约束力和引导力的社会建制的双重特点。 

　　按照西方学者的一般意见，从认知的角度，学科需要具有如下一些要素。首先，学科要有独立的研究领域，由于自身边界的存在，我们才能勾勒出现代学科的地缘版图；其次，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专门知识得以积累，这些专门知识并为其他学科所普遍共享；第三，学科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第四，学科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第五，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另外，从社会建制方面来考察，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往往产生一些明显的指征。例如，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人群，即专业团体，进而发展出依托于专门协会、学会等形式而存在的学术共同体；拥有学科展示自身成果和取得话语地位的阵地，最主要的是刊物和定期会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取得专门的建制地位，比如在大学中有专门的教席岗位，有专门的课程科目及学位，最成熟的形式是发展出专门的院系。 

　　上述种种，都是学科获得固定“身份”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栖身某一学科的研究者对该学科和自身作为学科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上述指标的完满程度。 

　　二、“汉学”、“中国学”学科的成立及其背景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也始自学科“自主性”（autonomy）彰显的十九世纪。雷慕莎（Jean Pierre-Abel Remusat，1788-1832）是促进汉学学科建制化的关键人物，他不仅于法兰西学院首开汉学讲席，还与同道创立了亚洲协会，并创办了专业期刊《亚洲学报》；而中国学（China Studies）则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走向学科独立，则呼应了学术发展史上的另一场现代化浪潮，即二战之后兴起的、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范式为主要范式）的社会科学的勃兴。社会科学在二战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并非某种理论（诸如凯恩斯主义或结构—功能理论）或某种方法（诸如田野调查或定量分析）被提高到显著地位，而在于“战后的社会科学被铸成综合系统的理论”。成长于美国的“中国学”不同于成长于欧洲的“汉学”，除却研究对象（不同内涵的“中国”）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之外，更深刻的区别正在于美式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性。对此，中国学重要创立者之一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有过很好的总结，他在1968年美国历史年会上演讲时说：“作为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社会科学和包括汉学在内的地区研究目前已交融渗透。它们不再分属彼此无关的知识渠道。我们在研究一门学科时不可能不涉及其他。” 

　　由此可见，汉学和中国学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成立均与近代以来的学术现代化过程有莫大干系。汉学和中国学所涉主题和领域甚夥，在智识层面上很难总结出学科内部可普遍共享的范式或理论，但透过其融入学术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仍可以寻绎它们有别于传统学术的智识特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汉学到（美式）中国学的转关不仅仅出于学术发展自身的动力，它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费正清就曾道破这一层，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说得更明白：“人们把当代中国学研究划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这反映了把共产党的历史与前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截然分开的概念，仿佛要体现1949年的戏剧性决裂，就要有一种崭新的、与纯汉学研究相反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 

　　三、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过程——简要的描述 

　　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是对海外汉学/中国学智识成果及知识生产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诸因素互动过程的再研究。它最初以介绍和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形态出现，发生于中国学术始与现代学术全面接轨的民国时期，而真正集中的发展则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关于其总体的发展史，已有较多概括，在此不拟展开。 

　　在西方学术界，汉学和中国学产生于不同时代，有各自相对明确的内涵，总体的范式也有明显区别；相比而言，与它们分别对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则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共同体上多有交叠。有许多现象可以作为说明。例如，海外汉学研究的刊物或学术会议并不排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章，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也会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课题，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学者融于共同的专业协会（比如“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协会”）。又比如，李学勤在2000年的“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关注的六大问题，包括“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哪些研究”、“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进展的趋势”，稍加慨括，大概可以分为对汉学的学术情报研究、学术史研究（回顾与前瞻）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史、知识社会史研究；这完全可以适用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基本内容和方法的概括。 

　　在学科建制化方面，二者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均具备了若干“学科化”的明显标志，比如固定建制的研究机构（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有影响的专业期刊（《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专门的学科和学位（从最早北京大学于1985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研究硕士生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此类学科点和学位点），等等。从建制层面看，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性已比较完备，称它们为学科也不是没有理由。 

　　对学科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英国学者托尼·比彻等人指出：“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相关系科的存在来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系科都代表一门学科。一门学科是否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即学术可靠性、知识的主旨和内容的恰当性等一套概念，尽管对它们没有严格的界定，但却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把专门的系科作为学科成立的一个必要指标，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还不完备，目前国内只有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是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教学为主业。如果再究之以对学科智识属性的认可这一更高标准，恐怕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就令人难以接受。也就是说，二者在学科化方面尚不具有完全的自足性，称之为中国学术界正在形成和可能形成的新兴学科大概更符合事实。 

　　四、从文献计量结果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不过，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学术界在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积累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历程。无论它们是否会成长为中国自身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学科，我们仍然可以考察通过学术知识生产的累积，二者是否以及如何向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至少，我们可以探索在学者队伍、学术平台、学术范式等方面的发展线索和特征，并且比较海外汉学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上述方面的共性和差异。 

　　为此目的，我们对1979-2013年收录于CNKI文献库中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按照主题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分别获得1811篇（汉学）和1141（中国学）条数据，并对其进行标引和计量分析，最终形成如下一些初步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采用的检索策略并不保证能检索到这段时间内大陆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全部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文章，许多文章因为在题名或关键词中不包含“汉学”或“中国学”而被排除在外。 

　　1. 从历年发文数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