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且岸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国外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呼应，国内学者对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已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但是，学术的发展往往因受到种种不应有的制约而陷入困境，汉学、中国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制约之一就是在国家现有的学科门类划分中，汉学、中国学的学科定位不明，在整体上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而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发展。目前，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中，就存在着汉学研究“选题无据、申报无门”的现象；高校中，汉学也无法纳入研究生招生的学科目录，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和学术界的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汉学的生长。

一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给汉学、中国学进行学科定位呢？我以为，总体上看，它们是国外研究中国学术的总称，涉及到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就其学科特性而言，它们不仅跨学科，而且跨文化。应该说，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都反映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以及学术发展的趋势。为了能够更准确地从学科发展、中西文化交汇的层面来说明学科性质问题，着实需要认真地回顾一下该学科的学术史。通过对学术史的全面分析，来确认其基本的学科定位。

一般来说，汉学（Sinology）也称作中国学，它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发现，中西之间的交通愈加便利。自16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形成了一股传教热。尽管这种宗教活动是同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与此前唐代景教和元代基督教罗马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有所不同。这次传教不仅促进了西学传入中国，而且增进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使得他们初步建立起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教士垄断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这种状况直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汉学研究开始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1814年，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等高等学府创办汉学讲座，这“意味着汉学作为一种‘学问’已为人们所承认”。“此前以传教士为中心的研究，或带有遵循耶稣会的主张的倾向，或对佛教只采取蔑视或不理解的态度，也伴有轻视中国文学等非学问因素的制约。但是以创设讲座为分界线，法国的汉学研究从此焕然一新。”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开先河者也是传教士，但他们起步很晚，直到19世纪30年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入中国。如果说欧洲的汉学研究的兴起还多少包含有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兴起则是出于对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欧洲，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这使得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研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欧洲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汉学著作同美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相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不论是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而后者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洲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de Mendoza,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585年，法文本出版于1588年）和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iams,1812-1884）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1848年出版）两本书中已可窥见其不同的学术路径的端倪。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着眼，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而美国的早期汉学研究已经超出了人文科学范畴，带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

由于时代的关系，始于19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国的汉学研究，其产生和发展同美国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掠夺、扩张和文化渗透，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不同。费正清在回顾美国的汉学史时曾经说过：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在我看来，这种“使命感”就体现为东方学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这当然是欧洲传统汉学所不具备的特征。

美国的汉学研究属于东方学范畴，它的起步也是和“福音传道”联系在一起的。1830年，美国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派出新教传教士来华。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一方面进行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也开始研究中国。然而，由于他们是以“武器和贸易力量为后盾的”,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就使得他们“在形式上与16世纪末期利玛窦遇到的情况大为不同：当时耶稣会会士避开了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而依附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19世纪初期的传教士却得到中国港口的外国商人的支持，并在普通的中国下层文人中，而不是在统治阶层中寻找教徒。耶稣会会士通过温文尔雅的谈话传播福音，而早期的新教传教士由于在1842年以前和以后一段时间被禁止布道，只好求助于文字材料”。“和巴黎、莱顿或剑桥最终成为‘中国通’的那些汉学家不同，早期的传教士是在没有图书馆甚至实际上没有词典的情况下开始传教工作的。”这样，他们无论是传教，还是研究汉学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美国的早期新教传教士曾经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1848年，卫三畏发表了《中国总论》一书。这本书比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鲁德昭的《中华帝国志》晚了200多年，三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有所不同。卫三畏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文明来研究，已经带有一些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因此，费正清称卫三畏的书“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类似的著作还有卢公明（Doolittle，Justus）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麦都思（Medhurst，Walter Henry）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明恩溥（Smith，Arthur Henderson）的《中国的特色》。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等做了描述和概括。与欧洲的传统汉学不同，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在内容上偏重对中国做总体论的介绍，涉及的面很广，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化范围。人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像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赞美，也看不到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对中国较为真实的介绍，所看到的是在外部冲击下每况愈下的、落后的中国。他们鄙视中国的落后，试图以西方为榜样来改造中国。正如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在分析《中国的特色》一书时所指出的那样，“早期传教士的主要传教目标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一成不变的看法；明恩溥来华的时间较晚，并且来自具有新的自我意识的美国，他曾考虑把社会进步和近代化也作为传教的目标。他的书从这个新角度描述了中国，发现中国在许多面都很匮乏”。早期传教士研究中国的这个新角度——近代化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于在百年以后的今天，这种研究取向还在现代中国领域中有较大的市场。恐怕也正是这种以西方、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将美国人的思维偏向引向极端，导致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也就使得传统汉学在美国难以扎根，以至于“在这个专业性中国学领域中，美国落后于欧洲”。

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陆续设立了汉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在美国首先开设汉语课程，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且设立东方图书馆。美国的汉学研究从草创时期开始步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图书馆。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成立于1919年，校长为美国教育家、外交家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为了使燕大能够获得发展，司徒雷登主张，必须使燕大更加“中国化”,同时还要以燕大为基地，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努力把燕大建设成为一所“国际性”高等学校。他认为，“新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新大学要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燕京的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推动下，燕大和哈佛联姻，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

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本部在哈佛正式组成，确定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的“艺术、考古、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史”,设立基金和独立的出版机构。同年2月10日，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宣告成立，著名学者陈垣担任主任。学社设有五人组成的教授会（faculty）进行学术指导，其中代表哈佛方面的是法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还设立了行政管理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或称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内设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负责实际工作。

哈佛燕京学社为推动美国和中国国内的汉学研究，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贡献之一，受哈佛燕京学社派遣来华学习、研究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学成归国以后，成为汉学和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其中的代表。贡献之二，该学社培养出一批能够运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中国新一代学者，如：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杨联升等。贡献之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该学社继续为发展美国的中国学培养新一代研究者。但是，侧重点有所变化，从中国古代文化转向与地区研究相联系的当代、近现代中国问题。贡献之四，该学社出版古籍，编纂工具书，扩建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的汉学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大幅度增加，使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上著名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二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学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的成立。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

太平洋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团体，其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在经济上受到糖业种植园主的资助。后来经过扩充，吸收了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迁至纽约。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洲、菲律宾、加拿大、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均设有分会。总会有会刊《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美国分会有会刊《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

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的远东局势的关注，太平洋学会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远东问题研究上，同时兼顾整个亚洲研究。在美国高等院校还未设立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之前，它是美国“对于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独立研究的最重要的惟一来源”。它的主要长期研究规划几乎涉及到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各方面问题，例如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和投资问题等等。太平洋学会着力培养亚洲研究专家，很重视语言训练。但学会的规划也十分明确，即“并不准备培养汉学家，而是使从事研究和活动的人们能够使用中文这个工具，因为不熟悉语言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太平洋学会的这些做法基本上被战时美国学院式的地区研究所效仿。1937年春，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首次开设了“近代远东史”,从而开启学院式地区研究之先河，为战后开展深入的东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7年，哈佛大学正式实施中国地区研究规划时又增加了东方文化课程，从而使地区研究和东方学研究得到了有机的结合。1955年，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地区研究规划更名为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并且设立了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两个专业联合举办的博士学位课程，将地区研究推向更高、更深的学术层次。从1955-1975年的20年间，先后有六十多人获得了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专业的博士学位。这些人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太平洋学会还积极联系基金会，资助东方学家和汉学家深入远东、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取真实的印象和丰富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会负责人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经为当时受纳粹迫害的汉学家卡尔.A.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所从事的中国研究计划寻求资助。据菲尔德回忆，这是“一个宏伟的对中国的研究计划，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原始资料的翻译”,学会“为这个计划安排一个复杂的发起者的倡议起了重要的作用。发起人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太平洋学会等组织”。太平洋学会还曾经资助中国学者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陈翰笙（陈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职，同时也是太平洋学会的研究人员）等人就接受该会资助从事中国农村的社会调查，并出版了根据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广东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书，以太平洋学会的名义在中国公开发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更加需要熟悉远东事务的亚洲研究专家和有关远东地区的资料。而在美国国内，太平洋学会在远东研究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加强了它的联系。于是，太平洋学会在美国政坛上的影响迅速提高，对战时中国问题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学会中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战时中国问题上倾向于美国接纳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并且主张要了解长期被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分会董事、《太平洋评论》主编欧文·拉铁摩尔和《美国》（America）杂志编辑比森（T. A. Bisson）、贾菲（Philip J. Jaffe）曾于1937年夏访问了中共在陕北的根据地。在该会刊物上，还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和分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中国，必须建立容纳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美国不应再进一步介入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说，“1943年，我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全失，如果我的预言正确的话，那么赫尔利大使在1945年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把美国的旗帜钉死在国民党战船的桅杆上，决心偏袒国民党到底的行为，可以说既是徒劳，又引起了灾难”。中国问题专家的见解对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二战期间曾经有所改善。

太平洋学会的学者还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反思，展望了战后亚洲发展的前景。作为东方学和中国学专家的拉铁摩尔对地区政治研究同样具有很深的造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他就发表了《亚洲的出路》（Solution in Asia）一文，提出了利用战后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建立“亚洲自由区”以振兴亚洲的主张，并且告诫美国政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新的亚洲政策，不要干涉亚洲各国的内部事务。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对拉铁摩尔的主张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拉铁摩尔关于‘自由区’的设想是和‘当今世界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的国际形势观微妙地融合在一起的”,“他从第三世界，别是其中可能自立的‘自由区’中发现了战后亚洲的基本力量”。拉铁摩尔“站在边疆学的立场上，试图重新建立现代国际政治学的学说”。他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国家群的设想体现出“他为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主张在意识形态上开展冷战的思想进行的理论探索”。

太平洋学会中进步学者的思想主张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遭到反对势力的无端攻击。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太平洋学会遭到反共右翼极端分子的打击，拉铁摩尔、菲尔德等人被指控“在政治上和共产党有联系”,“是‘出卖中国’的祸首”,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被迫流亡国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还专门调查太平洋学会如何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迫使太平洋学会停止了活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为了阻挠中美建交，台湾的反共势力又发起过一次“反对太平洋学会出卖中国”的批判运动。

尽管如此，太平洋学会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仍是不容动摇的。在传统汉学研究向地区研究演变的过程中，“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学术机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填补美国学术界“对于太平洋知识的真空方面，比较任何其他美国团体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激发研究远东区域各项问题的兴趣中心”,而且也是“太平洋问题各种不同意见的论争场所”。

如果把太平洋学会作为向地区研究转变的过程起点，那么远东学会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的终点。1941年，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对于美国东方学会着重古典研究的方针不满，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组织建立了远东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该学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研究亚洲问题、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1956年，该学会更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出版刊物《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地区研究迅速发展，并且在战后直接进入了学院式研究时代。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依靠远东学会，开始全面实施地区研究规划。自此，地区研究作为一项“教学研究活动”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里迅速地开展起来。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研究从古典汉学研究的规范中彻底分离出来，纳入到“地区研究”（又称“区域研究”,即Regional Studies）的轨道。这种分化一方面使汉学研究摆脱了几百年来形成的“重视传统、轻视现实”,“重视实证、轻视理论”的所谓“纯学术”究框架的束缚，走上了一条革新之路；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以现代为对象的新的地区研究”,适应了美国“建立世界战略，准备占领政策的需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研究”,这又不能不对科学的研究产生制约作用。我们将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区别于古典汉学的、新的中国学称之为“现代中国学”。在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双重性质始终规范着它的发展。

美国现代中国学属于地区研究范畴，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汉学的狭隘的学科界限，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费正清在介绍自己的中国研究经验时强调，他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以及“在哈佛开创对中国的分区研究（即地区研究）计划的结果：这种分区研究法运用了每一种社会科学训练，并使我自1936年以后在哈佛所教的中国史形成更有分析特征的结构。

当然，作为地区研究的现代中国学与传统汉学并非完全脱节，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必须熟悉每一特定文化区域的特殊语言和传统思想文化。在美国，培养名合格的中国问题专家大约需要花费7-1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既要接受第一流的汉学训练，又要接受各种专科、专业的良好的学术教育。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都将高级学位授予那些接受过多学科训练，从事以中国为地区研究的研究生，而不是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研究生。费正清把地区研究看做是汉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完善结合，这种结合“是为了实现更为远大战略目标的一种战术”,仅仅通过语言和文献研究中国乃至东亚远远不能取得最深刻的理解。“东亚和美国关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研究”,“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同时着手，打破这种狭隘的学科界限。我们总的战略要求是使我们的各种国际关系组织方式能站得住脚，它们在理论上一定要正视美国和东亚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始终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已经开始向地区研究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使美国更加意识到太平洋及远东地区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汉学研究最终完成了向地区研究的过渡。战后，费正清等很多学者由军事部门、政府部门回到高等院校执教，从事中国研究和东亚研究，促进了地区研究的初步发展。

然而，随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所发生的重大改变，“冷战”代替了合作，美国右翼势力猖狂反共、反苏，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出现，酿成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灾难，中国研究遂成为政治上的“雷区”、学术上的禁区。进入50年代末期，由于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中苏关系趋向破裂，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现代中国学研究逐渐复苏，并且在6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70年代，中美两国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它为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学的发展做了认真的反思，开始摸索新的学术研究途径，开创“冷战”结束后新的研究局面，赋予地区研究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既受到美国对华关系演变的制约，也受到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美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法律、教育、文学艺术、外交等各个方面，比较重视从微观角度考虑研究课题。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有些课题既冷又偏，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冷僻的研究课题逐一归类，加以汇总，或许能够从中窥见到其特有的价值。正如一位中国留美学人所说，在“无数个显微镜下的‘微观’可以拼接出一个星云图式的‘宏观’来。美国学者们其实是最善于把自己最大的短处（遥距东方、语言有碍、资料有限）,变成一个最有效率的长处——每人在一个小点上尽可能挖出一口深井，劳之以众，持之以恒，再加上有如费正清等‘中国通’型学者在研究方向上作‘宏观把握’,便终于可以获得一片‘中国’的大海汪洋”。

当然，在美国学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事宏观的理论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尽管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多种原因目前陷入“危机”。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对于非正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对现代中国学研究模式的理论反思。关于非正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美国中国学界优秀的学者都参与研究这问题。本杰明·史华兹和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德立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都是颇具特色的研究课题。关于对现代中国学研究模式的理论反思，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冷战”终结以来，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出现的反映时代潮流的学术思想主题。这一思想主题的出现，在美国现代中国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事这一思想主题研究的是美国新一代东方学和中国学的精英。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学批判”、德立克的“思想文化研究反思”、黄宗智的“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等都是反映这一思想主题的代表性理论。在我看来，美国学者的这些“宏观分析”同他们所热衷的“微观研究”相比，对现代中国学的深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它标志着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宏观分析”和“微观研究”的紧密结合，将为中国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雄厚的研究经费、先进的研究手段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因而现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在西方国家中居于执牛耳之地位。美国的中国研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费正清把“中国问题研究看做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美国帮助各国建立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刊物，设在英国的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创办的。为了系统地收集中国研究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美国将香港作为了解中国大陆的媒介，在香港成立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为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信息服务。美国各著名高等学府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目、资料。美国的各大基金会大力资助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为各国学者提供研究、进修经费，赞助出版优秀的学术著作。

三

从上述学术史的回顾，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汉学到中国学（或者是“现代中国学”）的学术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确在不断地扩大，从传统的人文研究到形成以地区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学科的相互组合与渗透，其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汉学、中国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学术领域中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典型范例。

很明显，这种多元化的学科与多样化的文化的特殊构成是目前国内传统的单一学科门类所根本无法容纳的。与一般学科比，它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随着研究的深入，亦更加清楚地凸显出来。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对学科体系认知的不同，中国国内的学者虽然看到了某些变化，但还不可能自觉地认同国外所通行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进而对中国现有的学科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至于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管理者，囿于传统的思维理念和学术管理体制，就更难以认清中间存在深层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造成前述汉学、中国学的学科发展困境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因此，我郑重建议：无论从学术文化价值，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都迫切需要深入研究汉学、中国学。有鉴于汉学、中国学学科的特殊性，着眼于学术领域的扩大，充分考虑到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需要，国家整体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亦应适时地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在确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指南时，要在扩大、保证自选项目的基础上，特别对扶植有关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项目（例如国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做出明确的、专门的分类和规定，给予有力的支持。至于研究生教育，在基本的学科分类上，也要从学术发展需要出发，进行大致相同的调整。（《国际汉学》200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