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旨
让我们以A代表“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整体学术世界），以B代表“西方汉学” （一门通识教育学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间的制度性区别，用以蠡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历史局面，在二者之间发生了（在范围、层次、目标、方法和功能等等方面的）全面混淆。如不对此加以明确辨析，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景，将会在学科制度性方面，产生认识论的误区。在外国教育制度内存在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学科，是不能自行“顶替”中国教育制度内的一个学术领域整体的。A与B 之间，还不是存在着什么（在深广度方面的）彼此几十倍差别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中国学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治学心态的问题：是追求知识真理本身、因此诚实面对人类知识情境而与各地中国学人平等参与集体性的A类学术探索，还是追求个人之学术地位、荣誉、名势等派系功名成就？新时期三十年来，两岸四地中国人文学术的共同问题是：应当重新继续战前全面研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全面整理中国古代典藉的时代任务，以期全方位地开创中国人文科学（A）建设之新局。这一民族文化学术革新任务的推行，端赖知识分子能够尊奉“真儒家”传统，正视人己关系（仁学就是管这个用的）、而勇于抛弃“伪儒家”的党同伐异、追求特权利益的负面积习；如果一味根据相关于B的外在人际等级标准（国际、职衔、地位、奖项）、希图通过特殊人际势力关系之操作和舆论之宣传、以期促使本派学术人为地获得A内的权威性地位，这样就会违背上述伟大民族学术复兴事业之宗旨。
30年来的人文科学，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港台海外，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各地学人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成绩大大超越了以前七、八十年。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更是空前增加。中国学人终于认识到，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离开了对现代西方高级理论的研究，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个全面提升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倾向，首先表现在大陆，其次表现在港台，最后才表现在欧美华人学界。在此时期，所谓人文科学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理论思维能力和层次的提高。很多当代西方理论，今日中国青年人能够读懂，可是老一辈的大学者却多半读不懂。这是时代进步自然造成的结果。所谓理论意识的增强，就表明人们认识到：历史资料和理论方法是不同的两件事。而理论方法本身又有领域、层次、方面和功用等种种方面的不同，对此前辈学人认知甚少。他们大多以博闻强记和编叙故事为能，而不重视学术话语的理论分析。其结果是，老式思维的推理和判断能力较差，虽然他们学富五车，而往往仅以记诵为能。（天才多指记忆力惊人而已）
必须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所谓新时期人文学术三十年，并不仅是大陆特有的现象，同时也是台湾（香港情况特殊可以不谈）和海外华人共有的现象。人们往往将学术现象与政治现象混为一谈，以至于会以政治背景作为学术争高下的根据。一些海外学者对大陆新时期研究西方理论的重要成就，视而不见。他们倾向于和大陆学术“斗气”的一个幼稚原因是：“你们大陆反右文革妨碍学术这么久，怎么到头来反而是你们研究西方理论走在前面？”二三十年来，台湾大量引进大陆翻译和著作足可对此加以证明（我于1992年访问台湾，一些研究生对大陆著译极表称赞，认为远高于台湾，连我那时都觉得奇怪。1983我在耶鲁送给余英时先生《结构主义》译本〔1980〕和关于法国年鉴派史学理论文章〔1980〕时，致使他有需要叮嘱我：“今后有译、著请寄给我”。）为什么亲西方的台湾反而要从曾经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大陆引进西学？为什么待在西方、任教于西方汉学系，并不等于你就等于自然地会理解西方理论？为什么西方汉学系的学术方向（B）不等于中国未来学术方向（A），凡此种种都须专门详论。此处只能辨析几种人们最易混淆的“似是而非”现象，以期海内外广大中青年学人能够认识B之特定学术身份和功能，使其与A之身份和功能加以明确区分。
一些中国学人不是认真关心民族学术发展中的真实要求，承认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在全新知识论基础上重新规划民族学术之前途，而是急于为个人和本派树碑立传，进而企图以此为基础确立个人和派系的正统性权威地位。其真正的问题正是一种学术心术学的问题，即不愿正视自身学术之局限，努力学习上进，或鼓励和协助他人从事新学术探索，反而是倾向于排斥他人新学术创新之机会。此类新学术功名主义确有可能成为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严重阻碍。如果不是有此层关系，本来无须考虑海外华人人文学术运作风格问题。这是西方社会内部的学术教育事物，自有其存在方式和道理。但不少B内人士都在国内开辟了“第二战场”，利用国内外的“人际关系位势差”，以谋求“海外B”本职以外的“海内A”的附增价值。这种学术倾向相当程度上受到内外各种非学术性因素左右，其势足以影响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本文才不得不加以辨正。
“中国人文科学”（A）范畴和“中国文史哲史料”范畴非常不同，后者只是前者的研究材料或对象。因此不应该把史料的积累当作科学学术本身。后者的方法论主要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百年来中国人对于“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也是逐渐演变的。五四时代主要知道自然科学模式，留学西方的胡适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钱穆等国学家了。大陆新时期30年来已渐渐能够区分三者之区别，但对于现代人文科学和古典人文学术之间的异同，则还不能清楚分辨。区分三大学术领域的理由是，它们在各自对象的单位确定、因果规律、评价根据等方面的道理都非常不同，不可笼统列入“科学”名下。因此自然科学家（数理化）并不能够胜任于社会科学任务，社会科学家（政经法）也并不能够胜任于人文科学家（文史哲）的任务；反过来，更其如是。同理，人文语史类学者并不能胜任文史哲理论科学研究。而这三大领域内又都有一个“常识了解”和“专深知识”之间、古典知识和现代知识之间等不同方面的区分问题，也都有一个不断追求各领域内知识进步的问题。因此，B内的学人今日有没有一个先了解一下新世纪之中国人文科学（A）需要怎样改进的问题（为此必然涉及到B学者自身需要如何改进本人知识之范围、水平和结构的问题）呢？中国学术的前途可以说根本上依赖于这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朝向知识真理本身，还是朝向等级制度内的认定？是追求真理本身，还是追求学界的名势和权威的认可？这种治学态度的区别，直接关系到知识和思想的深广度，而后者是根本不可能仅根据等级制度或学术市场内的流行价值标准来加以判定的，而其结果却可直接影响中国人文科学的前途和方向，故须予以明辨。
所谓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就时期和地域言，可包含有（示意而已）：
古典和现代知识的区别
战前和战后的区别
英美和欧陆的区别
德国和法国的区别
法国内部众多派别的区别
不同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大量专深书藉之长期研读，B类学者有没有真正投入其中？
就功能和方面的区别言，可包括有：
语史资料学
社会政治史直观经验描述（古典话语）
社会政治历史的理论分析（涉及到七、八门现代理论科学）
文艺现象的经验性、科学性和美学性分析
中外古典哲学性话语分析
现代哲学话语分析（涉及到一二十家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
新闻式文化学术讨论（见诸今日传统印刷媒体者）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人需要搞清上述种种方面，而美国也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注意到这些学术思想性区别的，其理论知识的发展还是七十年代以来的事（这就是为什么Iggers当初要向一向忽略理论探讨的美国史学界介绍欧洲新史学理论的缘故，虽然他的介绍很快就被欧洲的理论新发展所超越）。对此种种方面，海外汉学界又注意到多少、了解到多少呢？为什么说B不能等于A呢？二者在理论知识范围、程度、教学需要、科研目标上，处处不同。华裔汉学本身在B内的成就当然值得肯定和称赞，但问题在于，如企图把此单学科内的西方“少数族裔文化教育”之身份和范围，一相情愿地扩大为中国人文科学整体的身份和范围，其不实就属于结构性的了。当然此一认识论和实践论误区有其历史根源，即产生自战后海外华人学界的特殊背景。但如欲将此特殊学界历史经验简单化地移殖于大陆，则难免引致一种历史性的学术实践误导。
西方汉学（B）是西方社会文化制度内的学术活动，中国人文科学（A）是中国文化社会制度内的学术活动，二者在研究材料上虽有相当的重叠，但彼此的主客观条件、教者和受者的情况、教学内容的需要、以及文化目标等都在在不同。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二者被多方面混为一谈，影响所及，今日已到了必须蠡清的地步。一些人利用二者之间的含混关联，希图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这就会严重干扰中国人文科学今后的正常发展。西方汉学（B）在西方社会的功能和贡献是一回事，它对中国人文科学（A）的可能贡献完全是另一回事。B的成就可部分地参与和贡献于A的实践过程，这是一回事，而企图以B的经验和成就作为A的发展根据则为另一回事。我们可对相关问题择要略述如下。
B的根本任务是为大多数不具备中国语言文化基础的西方学生培养文化基本知识，其中少数人由于特殊资质和努力，的确在学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比例不可能太高，因此整体而言难以形成持久稳定的高级学术研究环境。也就是，大多数学生的语言和知识之先天局限性，使得此种高级研习环境在海外甚难形成。
海外华裔师生当然无此问题，而且平均个人条件或许的确比本土学人程度优秀，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在海外的学术成就一定高于国内。因为他们存在于同一B内的语言环境内，难以在课程内开展高深研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在汉学系任教者主要用中文在国内发表作品之故。一方面，他们的教学环境不足以刺激他们与汉学或西学主流进行高深交流，另一方面作为“文人”又具有强烈表现思想感情的冲动，所以其真正创造性的著作反而是中文作品。对后者而言，其B内的西方身份已无大关系，而仅是作为另一名中国学人在进行写作（至于把这种本来应证明自己未曾进入西方主流论述之事实，说成是中西学术在表述语言上获得了平等待遇的说辞，乃一相情愿之论）。
汉学系华裔学者大学阶段可能学习西学，但进入汉学职场后，其西学方面则难以继续提升。而其一般化的西学知识，与B内西方同行的同样较普通的西学理论程度，在知识交流上倒是彼此可以相互适应，所以不必因此时时产生自身西学知识不足之憾。其汉学教学内容本来就不需要高深西学知识。结果，明明是中西学两方面在B内都难以深入（本来这也是作为通识教育类的学科职能所内在限定的），却反因此可能达到某种自以为“兼长中西”的自满。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势西方文化时的一种精神脆弱之表现：不是勇于面对西方理论之高深部分、努力掌握之，而是反过来夸饰本国古典的博大精深，用以增强自己与西人相处时的自信心（以为在西方职场B内自己有自动代表“五千年”的资格）。因此对于“兼长”的标准就可以在B自治区内放的较低，从而减少了心理压力；于是他们的心理满足方式，主要是借助自己的海外基础而相对于国内社会文化环境来设定的。
华裔汉学界因此会产生一种虚荣心：他们一些人的“西学”一点不比汉学界西方同行差，而其中学则必在其上；他们和国内的交流又主要局限于“国学界”，和后者相比其西学又肯定较高。他们的活动圈子限于汉学界和国学界，在此领域其西学知识均可绰绰有余。但是，“学贯中西”有一个时代性划分，严复、林语堂和新时期所要求的学贯中西内容非常不同。现在，新时期或新世纪的学术局面，已经大大改变了。新时期的“学贯中西”要求，已“十倍地”高于旧时期的标准了。新时期的中国人文科学呼唤着肯于按世界学术主流高标准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海内外中青年学人，其所需眼界也不可能是今日B的“学兼中西”之“量级”所能含括的了。对此学术局势，今日B人士注意到否？
一个最易产生的误会是：不区分学科、方面、课题的异同，只根据职场所在地的一般社会与文化之高下而互比高低。由于战后中国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全面停滞不前，遂以为自身有限的史料学根基和较国内为高的科学方法论训练（西方博士级的训练程度）已使得自己完成的当代中国史学已达至了本世纪中国人之最高成就；以为战后西方的“科学性”中国史研究的总体成就，已经超过了五四时代的史学成就。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现代历史科学是一门高度依赖于科学史料学成就和历史理论成就间之相互作用的。有关中国史的科学史料学，主要由既具有科学观又精熟史料的中国人担任才能奏效。大陆在这方面固然耽误甚多，一般而言，海外港台绝非较战前处处“更好”。至于华裔汉学界的史料学根基，不仅先天的不能望五四学人之项背，而且其海外汉学教学环境极难使其在“考据学”方面有突出成就（80年代一些B学者打算在西方发扬乾嘉考据学事业，也只是说说而已；一者是个人旧学根底问题，一者是学术环境问题），因为其简单的教学内容，并不需要这样的史料学专深化。看中国古典史学的现代化成就，首先就看史学家的古典史料学养和分析眼光（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涉及现代政经法资料问题，与理论性问题较少关系）。此与个人“才力”其实关系较小，而与环境大有关系。两种研究均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在六七十年代偏居一隅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港台青年一代，能够有这种时间和耐力麽？他们的海外教学环境需要他们下这么大史料学工夫么？至于史料分析的“眼光”，战后则比战前要求具有更广阔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不是什么历史哲学类通识），汉学界有此学术研究条件和精神么？海外华人文科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精神弱点是：往往以大陆旧时期文化学术的荒废作为本身知识现状“优越”的间接证明。这种精神倾向反证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普遍弱点：不向持久的高标准看，只满足于向一时的低标准看。一个更深刻的弱点是：追求社会职业性资格认定，而不直接朝向知识真理本身的要求。这是一种古代科举功名主义的现代翻版。
按照西方汉学界的工作要求完成任务，这是一回事，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两岸人文学界的落后，的确，在新时期到来以前，B内学人的中西学自然地都比两岸学者为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不以B内的成就为满足而潜心于A的学术大业，就应该超出B格局来另做相关于A的学术准备。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两岸现代西方理论研究突飞猛进，老一辈华裔汉学家的西学知识则已显然滞后。他们1978年前习惯于两岸学界的低理论水平，而自满于高出中国学界的学理认知。但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文科学进展使得他们本应清醒认识到自己西学理论的不足。此时，他们可以选择参加中国人的新人文科学理论（A）建设，也可以选择安于汉学界（B）的教学工作，但怎能为了巩固新时期之前的“领先”学术地位而宣称自己在B内获得的西学知识基础已足够对A的学理问题进行指导了呢？（如果真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倒也罢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些人清楚知道自己西学理论的不足，但硬是要根据学术地位和舆论势力而来发挥议论，以维持自身的权威姿态）他们在两岸新时期学术“起飞”前积累的学术水平优越意识和功利主义动机，使他们过多考虑如何确保B学人在A内的权威地位，而致忽略新时期A的全新格局和集体学术的新需要。本来他们，如想在本职之外参与A的建设，应该以自己的优越地位协助新时期学人共同关心如何推进较前远为宏大、复杂的A之学术任务，而不是只想到如何伸张本派和本人在A内的权势获得问题。
战后中国学术界的历史性变化导致逐代华裔学人移居西方。这是环境演变的结果。中国人到西方谋职，按其制度要求准备个人学术条件，这是自然之理。但为什么将此国别人员自然移动事实都要扩大化为学术等级高低的判准呢？在此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标准易于确定统一，西方学术当然高于非西方学术。但对于人文科学就须分别而论了。自从80年代起所谓“多元文化”、“族裔比例”、“政治正确”、“媒体文化”等等非学术性标准流行以来，学术界等级制度的内容丰富化、复杂化了。洋科举制度可以作为B之成就的判准，但决不能够作为A的判准。因此不应混淆A与B。没有人否认B内的任何学术成就，但如将B的成就硬说成是可以作为A领域的方向根据，就显然错误了。
如果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一味地根据外国制度内的成就认定标准来规划自身前途，中国的文化学术将永远处于落后地步。（读西文人文科学类书藉的都知道，现代西方人文教授的书中值得细读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而那十分之七八者中，比起优秀华裔学者来倒也并不会差。因此试图以B的成就作为A的方向的导引，乃源于学术“范畴性认知”错误）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绝对要靠中国人诚实地面对世界学术和文化情境中真正重要的挑战，迎难而上，关注高精尖学术成果，此一严肃学术目标绝不是可以按照现行学界等级制度规范加以确定的。因为其中牵扯到太多的各种各样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等级制度和市场价值易于成为争名夺利的手段。况且B类评比机制的学术层级，远远低于A类所应面对的高级学理层级。一些受到商业社会制度控导的港台海外媒体对此人文科学学理问题，可以说极少了解。我们可以根本放弃在海外中文平面媒体副刊讨论严肃学理问题的幻想。一些海外华人印刷媒体副刊的思想价值，是无法与二三十年代中国严肃媒体副刊相比的。况且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是科技工商人士，他们对于高级文史哲艺理论并无兴趣和知识准备，因此在海外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水准的人文学术理论交流平台。
海外科技工商对于现代人文科学没有判断能力，所以难以看出汉学界的学术水准的局限。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有一个集体性身份认同偏好，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根据是：他们都把在国外教育等级制度内长年拾阶而上所获得的资格，当作自身人生追求和学术成就具有普遍正确性的客观证明。由于海外科技工商界之巨大势力，据此同一高级华人身份认同，对B的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支持，自然也就进一步增加了B的自信心，视之为已获得了社会权威势力的明确认定。其实科技工商人士只能根据现成等级制度来判断B学术成就之高低，从而易于认可B的成就即是A的未来发展之自然基础。不言而喻，“海内”乐于对此潮流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
导致B长期与A混淆的历史原因之一是战后港台学人大批移居海外，而又与本土维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甚至于共同享用“精神资源”。以中研院为例，其院士人选长期不分内外而一个时期绝大部分人员竞然均来自海外，从而形成了历史性的类别混淆。长期以国外资格受到国内最高待遇的“历史际遇”，有助于一些B学者维持A、B一体的共识。但那是旧时期的情况了。结果该制度中存在着双重混淆：中外一体，文理一体。西方科技工商的首屈一指，成为文科同侪亦具备此同一“首屈一指”的旁证。而科技工商是没有能力判断B和A的学术分辨问题的。中研院长期以来谋求建立等级权威地位，却忽略文科理论研究，这使得他们更易于忽视B的西学理论建设之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的古典语史修养也是普遍低于战前学人的。但是和大陆旧时期学术政治相比，他们复又易于自满，以为自己有资格代表着A的发展方向。这一心理现象实足发人深省。不久前，何炳棣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胡适早先向他坦言了中研院创建者的真实情况，大意是他和傅斯年一代对于“社会科学”实际上所知有限，因此如何能要求他们在这方面着力进取呢？现在的新问题是，B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不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B不能因为在西方校园内可以和主流教授“平起平坐”，就真以为自己的科学水准也可与西方主流科学“平起平坐”了。再者，所谓主流科学，其中又有多少内部的分别和等次呢？本文开头列举的问题层次，都是西方主流科学范围的，这也是大陆学者三十年来直面研究的全新对象，它们都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钻研思考的，而B对此又花了多少时间呢？一些人似乎总是可以“不学而能”（他们是怎么获得西方理论知识的，对此外人无从知晓），根据自己的国外地位和知名度，而敢于随意议论中西，并进而利用自身在制度内的“优势”形象，表示“早已知之”并均能加以评判（福科也、利科也，“不过如此！”）。
“崇洋媚外”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本质是势利心，而时至今日其中之性质类别并不相同。国内有些人，因为知识不足，以为国外一切研究都比国内高明；另一些人则纯粹为了相互利用，由于国内人都喜欢到国外去，须依靠彼辈帮助，自然就采取学术附合策略。加以到了国外，不少人采取较易对付的办法，如投入汉学界或汉学科目之类，从而成为维护B集体学科利益的一员。更为复杂的是，海外学人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只要具有一定地位，均可成为学术统战对象，其国内待遇可以较国内学人为高。此种纯粹非学术性因素，却易于成为海外学人学术上“自满自足”的客观支持。
根据以上分析，A和B在知识的范围和程度上，彼此有著不止十倍的差距。有良知和有睿智的学者都会知道其道理所在。任何经过千辛万苦进入汉学界者必然都有过人之处，但在此汉学界（B）获得的有关现代科学的知识范围、性质和程度，和所谓“中国人文科学”（A）所需的相关内容，实不可同日而语。在汉学界的程序里你可能认真而负责，但在将B自行顶替A以图“自广”之时，就相当于在混淆真伪了。以单一性B学科的成绩当作普遍性A学界的成绩、并以B之地理位置本身作为自身在A内亦应具有制度优越性的“伪证明”，其言行的性质就变了。这就等于一个学化学的硬说自己懂得医学而敢于替人诊断，其结果是，在化学领域内的学术认真，反而变成了在医学领域内的“不实”。记得唐德刚说过胡适返台任中研院院长后被问及当前美国文学状况时，在美只看中国古书的这位现代中国“文学大家”胡适，因面子关系也得乱说一通。不是呆在西方，你就自然懂得西方学术；也不是你承认“走过图书馆西方书架时想骄傲也骄傲不起来”，就算解决了中西学术张力问题。第一，你应当花大力气学会去读懂那些西文书架上的理论原典；第二，你如果没条件学习了，本“真儒家”凤范，就应该鼓励帮助后进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只关心自身在A内的学术影响力问题。顺便指出，A的发展端赖学术开放和民主态度，这不只是对国内人说的，海外人士也同样有一个学术民主风度的问题。在国外华人学界，党同伐异、舆论控制，一点也不少。所谓“儒家”，在此指的是学人之诚心和民主之风度。不是实事求是、追求真才实学本身，而是追求新科举和新爵位；现在这种风习开始伸延于大陆，这才是令人忧心和不得不起而辨析的直接动因。
记得90年代初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研究部一位主任一同走出办公室时，他指着对过《年鉴派》编辑部对我说：“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大有谁也不怕谁之意。我想B界中不少人都怀有这种意识：他们没意识到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意识，不是求真理的心态。因为所在意的只是职场内比高比低的竞争意识。因为B所做的主要是语史材料方面的通识类教学工作，主流学界做的则是专深课题的理论探索。在此“孔老二”要求你“见贤思齐”，不是要求你在此地自持“我有五千年！”（况且那“五千年”是“属于”你的么？）在此用自己语史材料的史地特殊性，去维持“中西学术平等”自尊心，这样你还怎么肯花时间学习己之所未能呢？好了，现在存在着多元文化政策，存在着各种争比高低的商业化竞赛制度，少数族裔如为争强斗胜，途径也就不止一端了。不久前见报载一些少数族裔学生在文学课程中要求减少莎士比亚课时、增加非西方文化课时，以表示追求族裔文化平等。这是在做什么？争一己一时之快意，而对损及民族文化水准之真正提升于不顾！
新世纪A的推进，靠的是尚未被名利心渗透的中青年一代学者之 “正心诚意”：这就是，根据学术真理之内在要求来独立确定研究方向，以及根据内心的诚实面对自身和他人的学术问题。其他种种均属第二位的外在标准，不能使其成为学术进取的直接依据，否则即有陷入一种新科举或洋科举功名主义之虞。
新时期以来，两岸学界不同程度上都认识到应该大力强化现代西学研究，如此匆匆30年过去了。但是，请注意，似乎就是一些老一辈B学者没有这种自我意识（虽然他们私下企图从两岸新的著译中获取西学知识），反而是要强调他们的“一贯正确”，似乎自己早已道成正身，没有什么需要大变动的，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在B与A内史上留名的问题。为此首先须“移花接木”，硬把B说成是等于A。过去他们这一套对崇洋凤最盛的港台颇能奏效，现在要到大陆去故技重施了。当然，如果没有当地学术权威帮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大陆青年一代有眼光的学人之理论思维能力，往往超过B内之老权威。不言而喻，B必定不喜跨学科方向，并严防新知新学公开介入其域，以维持B自治区之权益，并进而劝说两岸“国学”维持其相应的自治区身份及特权，以便联手共同排拒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发展之新方向。
最后，关于中国人文科学A，还可区分三个不同层级或类别：
A1：中国传统文史哲典藉的资料性研究（所谓“国学”往往即指此）。
（对此，正应继承战前五四学人的最高研究成就）
A2：用现代学术方法对“1”进行的现代化研究（所谓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对此，并须在高水平上研究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论成就）
A3：中国对今日世界一切重要学术的研究（包括“1”与“2”，也包括中与西）。
（对此，中国人文科学之范围将从“黄河长江”延伸至“五大洲”）
那些打算把B说成A并企图在A内伸张学术权势者，对此能够认真反躬自省一下么？
必须指出，一般而言，B不仅不能企及A3，连A1和A2也只能少部分地相合，不是因为学人的素质高低、功课好坏问题，而是彼此环境和任务的不同。B的矛盾是：不满足于只在B内获得成就感，但又不愿意费力气投入A内艰巨的新课业研习，并作为平等一员来参加A的集体创新事业；而是想将B内取得的名势资历现成地移用到A中去，以轻易扩大自身在中西双域内的名声，这样也就必然严重影响到了A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