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向传统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文学研究何去何从终于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沟通的多种可能性，指出人们可以从文学与其它学科、其它艺术门类业已形成的关联着眼，挖掘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能。至于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在肯定它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的同时，亦应看到它的独特性，以便多方面地借鉴它的视角与方法，促进文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 交叉关联 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类型，它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两者有所交叠，但又不完全等同。在文化研究日盛一日、并且强烈冲击文学学术的今天，认真探讨一下跨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挖掘一下它潜在的可能性，对于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正确认识文化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跨学科研究的确立

    单从名称上看，"跨学科研究"指的是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但它与比较文学有关，确切地说，它应该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

    这一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自上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初见萌生之日起，它也就随之显露端倪了。孔子说诗以兴、以观、以群、以怨（《论语·阳货》），孟子说文以气、以知、以意、以志（《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上），庄子说言以道、以意、以真、以广（《庄子·天道》、《天下》），即包含着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因素。至于后代诗乐、诗画并论，以史、以道、以禅论诗的范例，更是屡有所见。不过，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范畴尚无明确界限的时代，古人自然不会认为这样做是跨学科的体察，而认为是顺情合理的事。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降至近代，更有西式教育体制和学术规范传入我国，现代学科渐渐分立门户，自成一体。学科专名的确立，使得学科意识得以加强，这有利于专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晚清时救危图强是时代的最强音，从社会学论文学的做法风靡一时，小说被看作是维新之本。[1]不仅诸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等专题论文纷至沓来，而且涉及其它文体或深论社会功能的文学研究也时有所见，如《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论戏剧弹词之有关于地方自治》、《摩罗诗力说》。这时，还可以看到或将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美术"[2]并置而论、或借用西方理论（如哲学理论）以论中国文学的文章。进入现代时期，这一研究依然赓续未断。在"跨学科研究"之名确立以前，我国学者即有如此广泛的探索，说明这一研究符合学术发展的需要。

    在西方，跨学科研究也发端于上古时期，历代还留下了一些典范之作。但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所谓的"跨学科研究"首先是在美国提出来的，其称谓是美国学者确立的。原来美国学派独树一帜，倡导平行研究是为了抵制法国学派一味搞影响研究的倾向。正如亨利·雷马克（Henry H. Remak）所说，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最佳方策就是"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特别是艺术和思想领域；也就是说，不仅从地理的方面，而且从不同领域的方面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3]所以，他为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是：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4]

    应该说，这一定义是学术实践的总结。稍早些时候，詹姆斯·索普（James Thorpe）即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文学研究的联系：跨学科研究文集》（1967）。书中所辑文章，皆专论一种交叉研究，即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神话[5]，文学与传记，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音乐。而雷马克等学者积极倡导，推波助澜，无疑又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发展。不久该书的姊妹篇问世，此为巴里塞利（J.-P.Barricelli）等人所编文集--《文学的交叉关系》（1982）。这部书除了重辩旧旨的几篇外，又辑入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民俗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法律、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视觉艺术、文学与电影等专题论文。上述文章亦为专论，举凡交叉研究的根基、潜能、方法和前景，大都加以阐说。实际上，在20世纪下半叶，欧美学界不仅为跨学科研究勾勒轮廓，而且出版不少专题论著，展现其另辟蹊径的机巧和别具慧眼的风采。至此，跨学科研究已蔚然可观。有趣的是，西方汉学家也得风气之先，把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引入中国文学研究，于中西比较之外，再添沟通学科一途，使得汉学学术更加多姿多彩。这是西方汉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始自改革开放。近一二十年，国外的、特别是欧美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陆续地被译介过来，跨学科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类型，也得到了及时的介绍。与我国近现代的比较文学遥相呼应，这一研究又呈现出了日趋活跃的态势。不过，总的说来，跨学科研究的潜能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尚待进一步开发。

    文学与其它学科和艺术门类的联系

    欲图挖掘跨学科研究的潜能，应该首先查明文学与其它学科和艺术门类的联系。

    文学何以能够建立广泛的外在联系？其中原因很多，但大体来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文学创作的固有性质有关。文学要写人生，写社会，写自然，并且极力描绘它们的斑斓多彩，婀娜多姿，于是涉及到了人类文化生活的诸多侧面。且不说画面广阔、人事纷繁的长篇小说，即使一首篇幅不长的诗歌，也可能涉笔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正如古人所赞赏的《诗经·豳风·七月》一诗：

    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织，狩猎、藏冰，祭、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

    ——姚际恒《诗经通论》

    二是与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有关。文学写人、写事、写物，主要是要写人的情感，因此它要艺术地传达人的情愫、情思、情理和情趣。这样一来，它在哲理内涵、情感结构、乃至技巧手法等方面便有可能与其它学科和艺术门类相近似或相沟通。再加上作家为达到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譬如说以音韵节奏摹拟心理的律动，以五官联觉透露体验的繁富，以原型意象反映民族的沧桑，以阴阳五行构筑人生的模式等等--而有意识地运用各种手法，其作品也便可能从文学之外的种种角度加以欣赏，加以分析。凡此种种，均是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保持特定关联的物质基础。

    那么，具体说来在文学与其它学科、其它艺术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呢？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文学的跨学科联系要比影响研究所揭示的两国（或多国）文学间的联系更为复杂。其中有些联系相对固定，它们是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或者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基本关系。这至少有如下数种：

    一、 媒介关系：一种是另一种表达、表演或传播的媒介，如文学借助语言而表达，变文故事借助音乐与绘画而讲唱；

    二、 孕育关系：一种是另一种产生的胚基，如关于文学起源的种种说法中，有起源于宗教一说；[6]

    三、 融合关系：两种学科或艺术合二而一，生成一种新的文学或艺术形式，如诗歌与音乐互相融合而成歌剧，科学与小说互相融合而成科幻小说；

    四、 渗透关系 [7] ：一种为另一种的构成因素，如哲学、历史渗入文学作品。这种结合物往往是接受者的亚类型，也可能有专名称之，如哲理诗、诗史；

    五、 共生关系：文学和另一种学科或艺术同为第三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如风格学同时研究文学和语言。[8]

    还有一些则是相对灵活的联系，它们是出于研究的需要，人为地建立起来的。例如：

    一、平行比较：两种事物有异有同，若使之互相比较，彼此映衬，便有助于把握它们的特质与特点。如说"诗如画"（贺拉斯《诗艺》）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张舜民《跋百之诗画》），则透露出两者可采取相同的形象思维；如说"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诗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9]（莱辛《拉奥孔》），则反映出两者的表达媒介、乃至存在的方式有所不同。[10]

    二、移植成说：文学之外的假说和理论若能为剖析文学作品提供新视角，新思维，虽然它所依存的学科或艺术与文学无关，文学研究亦可取而用之。如借用源于心理学的原型批评以透视文学。[11]

    三、推求新论：就两种、多种学科或人文现象，抽取更为抽象、更为概括的理论，进而用这种理论在更高层次上反观文学。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从语言和神话里寻找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汉学家则运用其结论来研究唐代近体诗。[12]再如，美国语言学家卡尔·尤蒂（Karl D.Uitti）主张在哲学假设、语言科学和文学理论间建立密切联系，其设想均超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但又均可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根据。

    上述文学与其它学科或艺术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人为建立的种种联系，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换句话说，这正是跨学科研究无限潜能之所在。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便是如何更有效地释放这些潜能。

    跨学科视角的应用举隅

    研究方法是由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上述出于学术目的建立人为关联的做法本身，即代表着跨越学科以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再加上基于艺术发展史上的关联而形成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便有了追溯影响、平行比较、移植理论和建立新说等四种基本类型。而且无论哪一种类型，其视角所及，皆不拘中外，无分古今，但求切中肯綮，揭示玄理。仅从西方的汉学研究来看，已见多有在这方面刻意求深的尝试。下面试举几个典型的实例加以说明。

    首先是激活古代哲理的例子。众所周知，"阴阳"说是中国文化的根柢，它的含蕴极其丰富，中外学者多所阐发。西方强调两极分化，二元对立，中国讲求对立二元的相辅相成，相克相胜，中西两种哲学思想适成鲜明对照。欧美新批评派倡导"悖论"（paradox）说，即试图解释诗歌作品中矛盾的事物和情感如何谐和一致。旅美华人学者刘若愚则据以推阐"悖论诗学"（poetics of paradox）。他指出，诗学悖论以语言悖论为基础。而语言悖论有正反两种表述形式：一种是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必要工具，但又说它不能胜任其职；另一种是断言至深、至美之物难以用言词来传达，而立论者却在用言词做出了这一判断。《老子》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13]、"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即是一种悖论。庄子承其说，亦云："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而且进一步阐发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这种思想渗入到文学批评领域以后，便形成了一种以少总多、意在言外的悖论诗学。刘氏透过诗歌媒介的有无、言意、多寡等关系的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看到了中国悖论诗学的奥妙和真谛。他还指出："认识语言、诗歌和诗学的悖论性质，并非要顺理成章地放弃语言、诗歌和诗学，恰恰相反，这一认识引导着悖论诗学的发展。"[14]

    这是根据中国最为基本的哲学思想，对照或结合西论，而滋生繁衍出来的论说。我们主张弘扬传统，继往开来，实质上是力图古为今用。从上述范例来看，激活传统因素以深化学术研究，当不是一句空话。

    其次是关于西论中用的例子。当今学术，崇尚切实与沉潜，那种浮光掠影般的印象式批评早已成为历史。所以，在重视自己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新近形成的方法与视角，应该说是学术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在跨学科网络中，迄今所知，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语言学之于文学研究也有着多种贡献，不仅是其语音学、词源学、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分支已是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20世纪新兴的语言学理论还不断向文学研究领域里渗透，引起了文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或多或少受语言学影响而形成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也在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与上述有关的尝试，几乎均能在西方汉学领域里找到实例。下面介绍汉学家如何运用历时与共时视角来研究中国小说。

    按照西方语言学的说法，所谓"历时研究"（diachronic studies），是指纵向地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所谓"共时研究"（synchronic studies），则指把语言当作某一时间断面上的体系，横向加以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中国小说的起源》一文中，美国学者倪豪士（W.H.Nienhauser）首先从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征即叙事性与虚构性出发，然后采用多种研究手段以寻找答案。关于虚构性，他钩沉索隐，辨析字源，颇多新颖之处，而他创造性地运用共时视角的做法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同意中外学者的成说，将小说的源头溯至周代。但先秦诸子、史籍如何孕育出小说文体？他借用安德烈·若莱（Andre Jolles）归纳的"简单形式"，把叙事文本分解成若干基本因素，随之横向地观察这些因素如何在文本中发生变化，以及它们的增减如何改变文本的性质。这实际上是在考察文本演变的形式，而在他看来，考察形式而非内容的方法值得注意，因为若谈及内容，很难说何时人们把一个特定的文本当作真实记载，何时它又变成了虚构文字。[15]在文学发展史上新文体不断出现，文类发生学是大有用处的，问题是如何加以考察。我国不乏"庄子乃小说之祖"之类的说法，但因缺乏细致的文体因素的横向比较，难以成为令人信服的定论，而借用西论（历时与共时视角）进行分辨，便使文类发生学别开生面。这种纵横交织的视角，显然是深化文类发生与发展研究的又一途径。

    最后举一个建立新说的例子。在通常情况下，文学理论和假说是根据相关的文学创作实践提出来的，但也有借鉴其它艺术、其它学科而立论的先例，如法国象征派诗论纳入瓦格纳的音乐理论，现代叙事学纳入句法理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纳入新兴的科学论说（耗散理论、混沌理论[16]等等）。而在西方现代诗坛上，也有人根据汉字（连及汉诗）而推阐并标榜新的诗学。美国美学家费诺罗萨（E.F.Fenollosa）是先驱者。他在日本访问期间，接触到了汉字和汉诗，新奇事物使他茅塞顿开，写下了《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性和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性质。譬如他说："诗歌语言总是振荡着一层又一层的弦外之音，振荡着与大自然的共鸣，而在汉语里面，隐喻的可见性往往使这种性质带有最为强烈的力量。"[17]西方现代诗派鼻祖庞德（Ezra Pound）步武其后，也大力鼓吹"汉字"诗学，旨在追求一种几可直接诉诸感官的"视觉诗"。应该说这种推阐大抵基于对汉字的错误认识，多有不确、不实之处，算不上是成功的例子。不过，人们可以讥笑他们汉学知识的肤浅，但不能不承认他们在文艺理论上的深邃。因此，这个例子的背后还是蕴藏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的：那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究竟还有没有用来营建现代文学理论的质料和活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应该如何去营建呢？

    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

    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使两者之间传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主要成员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本来专攻英国文学，这时却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用来研究历史、文化和政治问题。这一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由此而始见端倪。有人在70年代中叶曾经指出，他们的研究范畴主要涉及大众传媒、文化史、妇女研究、艺术与政治学、亚文化、工作等六个领域。[18]及至1991年在澳大利亚坎培拉举行名为"跨越学科：新人文学"（Beyond the Disciplines: The New Humanities）的会议之时，仅从会议所确定的主题来看，文化研究已经明确有了建立新的人文学科的意向。

    在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人文环境的变化往往会促生新的研究热点，而新的研究热点又往往会促成新学科的诞生或者为既有的学科注入活力。当今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并不例外。一方面人们对业已定型的人文学科的理想主义（idealism）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社会变革需要做出更为积极的反应。譬如说，性别研究（gender[19]studies）是对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回应，后现代研究（postmodern studies）则部分地是意识到人际交往、信息技术难以用语言学、经济学和文本论的传统模式加以解释的结果。[20]由于新思潮的推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已经颇具规模，粲然可观。除了上述后现代研究、性别研究之外，尚有种类繁多的亚文化研究、传媒研究、后殖民研究、族裔研究、文本研究、话语研究等等。兼之，一些现代学派如解结构学派、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派等为之提供理论和方法，文化研究遂日益滋繁。

    虽然一般说来难以给"文化研究"或"新人文学"下一个抽象的定义，[21]但基于这种思潮的文化观，其主要的研究旨趣还是很明显的。有人认为，"某一团体或阶级的'文化'是这一团体或阶级特有的、与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制度、社会关系、信仰体系、惯例习俗和对客物与物质生活的利用中的意图、价值观和思想。……文化是一个团体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和形成的方式，但它也是其形态被体验、被理解、被解释的方式。"[22]因此，文化研究聚焦于制度的建立、体系的形成、政治的作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研究明显不同的学术特色。但就其学术性质而言，无论是新兴的文化研究还是传统的文化研究，无不属于一种跨学科研究，而且新兴的也好，传统的也好，均非欲图取代或超越现有的种种学科。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一位高校的文化研究教授）在界定文化研究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其跨学科性……并非采取替代或者超越那些学科（历史、社会学、文学研究、语言学）的形式，它们也许自认有着类似的兴趣。它确实会向那些学科领域内特定专家的学术中心的效果发起挑战，不过对于它们作为种种学科，它并不提出或者说热望提出大规模的批判，同样，如果适合文化研究所考察的论题，它也并不摒弃与这些学科有关的专门技能、知识和训练。适得其反，文化研究提供这样一种智识领域，其间来自不同学科的透视方法可以（有所选择地）被用来考察文化和权力的特定关系。[23]

    不难设想，随着文化观念的更新，研究手段的进步以及特定学术领域的形成，文化研究会向既有学科提出挑战自在情理之中。

    反过来说，面对这种的挑战，文学研究（以及其它学科）是否会有被取代之虞呢？鉴古而知今，学科发展史实际上已经做了回答。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野尚未明确的古代，并没有今天所谓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然而，自从一种言志抒情、叙事状物的艺术性、想象性创作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终而至于异彩纷呈，蔚为大观以后，"文学作品"一名便得以确立；而针对这种作品的欣赏、分析、考辩、评骘也接踵而至，世间也便有了所谓的"文学研究学术"。古人无意像今天的"科学研究"者那样去做严格的、乃至硬性的划分，而这种学术却壁垒分明，岿然在焉。此无它，文艺学自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未经外力揠苗助长。诚然，文学创作也要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而演变，但只要它依然保持自身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旨趣而不变，譬如说未来的诗歌依然不是别的什么（如数学公式），未来的小说依然不成别的样子（如实验报告），那么，附着于这种创作实践的文学研究就永远不会消失。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取代说"既无历史事实的支持，似乎也不可能成为逆料未来的灵验的预言。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文学研究才有着与文化研究不同的宗旨、任务、重心和方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文学研究不应排斥文化研究，而应关注它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些什么。除了坚持传统的做法之外，即除了打破学科屏障，触及文化背景、历史掌故、哲学思想、艺苑妙技之外，还要了解当代文化研究的热点或焦点问题，如果遇到睿智的思路、深邃的目光和巧妙的视角，便取来反观文学。也就是说，在挖掘和利用比较文学范畴里的跨学科潜能的同时，也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研究的潜能。

    一代有一代学术，[24]文学研究显然应该与时俱进。不过，面对新的挑战，它不应该是随波逐流，舍本追末，而是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守自己的阵地。也就是说，它应该主要是以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文学问题，或者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文学研究的深化，当能救治自身漂离文学的泛化。

[1] 例如，有人断言："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所不迨者也。"（王旡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2] 参见金松岑《文学上之美术观》，载于《国粹学报》第28期。文中涉及美学、文体、音乐数端，可见文题中"美术"一词，与现代涵义不同。
[3] 参见雷马克《比较文学定义和功能》，原载斯托尔克奈特(N.P.Stalknecht)和弗伦茨(H.Frenz)编《比较文学》（1971），转引自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7页。
[4]同上，第1页。
[5] 在我们看来，神话故事可以划入文学范畴。可见，尽管我国文学概念的确立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其外延仍与西方有所不同。
[6] 关于文学起源，说法甚多，这是其中之一。我国学者对此很早即有探讨，参见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载于《左盦集》卷八。
[7] 这些渗入成分多是文学作品局部的或次要的因素。如果它们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种渗透关系便近似融合关系。
[8] 在西方学术史上，还有一种称之为"语文学"（philology）的学科，专门进行历史语言分析，类似我国的古文训诂和语源学考证。它也同时以文学和语言为研究对象。
[9] 莱辛在此所说的"画"泛指造形艺术，包括绘画；所说的"诗"泛指文学，也包括诗歌。
[10] 由此可见，把"interdisciplinary study"（跨学科研究）译作"科际整合"有所不妥，因为将两种研究对象（如诗与画）平行比较，使其不同之点相互映照，相互衬托，亦是这一研究的旨趣。在此，两者无须"整合"，如果研究者执意"整合"，则无论采取何种手段，也是"整"而不"合"的。
[11] 参见 David Hawkes（霍克思）, "The Quest of the Goddess",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13, Parts 1-2, 1967.
[12] 参见 Kao, Yu-kung and Mei Tsu-lin（高友工、梅祖麟）"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JAS, Vol.31, 1971.
[13]刘氏还援引白居易的诘难之诗《读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暗示我国古人已对悖论问题有所思考。
[14] Liu, James J. Y.（刘若愚）, "The Paradox of Poetics and the Poetics of Paradox",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5.
[15] 参见 W.H.Nienhauser"The Origin of Chinese Novel", Momumenta Serica, Vol.38, 1988-1989.
[16] 参见 Peter H. Rushton, The Jin Ping Mei and the Non-linear Dimens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 Lewiston: Mellen University Press, 1994。书中有用"混沌理论"（theory of chaos）分析《金瓶梅》故事情节的段落。
[17] 参见 E. F.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dited by Ezra Pound. New York: Arrow Editions, 1936。卷首弁有庞德的前言。
[18] 参见 Michael Green, "Cultural Studies at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 David Craig & Margot Heinemann (eds), Experiments in English Teaching: New Work i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London: Arnold, 1976.
[19] 女性主义对"gender"和"sex"两个术语做了区分：后者指人的自然属性（区别男人、女人），前者则是因历史、政治和文化而形成的属性。
[20] 参见 Patrick Fuery & Nick Mansfiel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Humanities: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ii.
[21] 参见上引书，P.xiii。
[22] 参见 S. Hall &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10-11.
[23] Tony Bennett,"Towards a Pragmatics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Jim McGuigan edited, Cultural Mathodolog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51.
[24] 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云："一代之兴，即有一代之治；一代之治，即有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即有一代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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