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通过引入全球视角的方式，呈现了西方的史学研究路径对域外中国研究如何产生影响，进一步充实了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论域。从这一视角审视英国的中国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变化，会发现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身影。他利用在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的机会，推动了中国研究在英国的转型和专业化。尤其在这个中外交流相对较少的时期，拉铁摩尔的活动对于理解中外史学研究的互动有独特的价值。由于拉铁摩尔旅英期间发表的作品以书评、知识普及性短文和少量演讲稿为主，针对他的学术成果的研究很少关注到这个时期。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的系史回顾简单提到拉铁摩尔对该学科的贡献，传记作家罗伯特· P. 纽曼（Robert P. Newman）为拉铁摩尔所写的传记用一定篇幅记录了他旅英期间的情况，但没有充分评价他的活动和观念之间的联系。

史学史研究重视史著，致使研究者大多选定某一时空范围内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史家著史之外的实践以及活动讨论不多。对拉铁摩尔这样一位身份多元、喜爱游历的学者而言，呈现其史学思想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应囿于研究专论。倘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探讨拉铁摩尔的学术贡献，可以通过更多类型的史料展现他的史观，考察跨国旅行对他的观念影响，也有助于厘清英国的中国研究的转型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回顾不同视角对拉铁摩尔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这些研究共同的缺失，结合他在英国开展学科建设的背景和理念，发掘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同时指出他关于如何开展中国研究的设想，对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参考价值。

一、学术史视域下拉铁摩尔的多重面相

梁元生将拉铁摩尔的一生概括为“学者、政客与‘间谍’”，显示出他与同代的美国学院派学者的不同。如此归纳与拉铁摩尔生前两位助手为他撰写的年谱相契合，该年谱涵盖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亚洲的旅行和政治活动，以及冷战爆发后受到的质疑和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身份的复杂性使得对拉铁摩尔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近年来，中国的边疆史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拉铁摩尔理念的新成果，包含对拉铁摩尔的中国研究和边疆研究的评价，以及他在中国的旅行，或可分入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接受史等子类。相比之下，对他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他在美国的境遇的讨论则要少得多，对他在英国的活动的介绍则更少。

以英语发表的论文中，有三篇注重结合边疆史之外的学术语境，探讨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和贡献。罗威廉（William T. Rowe）强调拉铁摩尔的整体史和比较史取向，指出其与同时代的年鉴学派学者有颇多相似之处，意在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语境中理解，着意历史的深层结构。文章指出，拉铁摩尔认为“政治事件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而创造它们的力量却还在更深处，这些力量源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同时，书写更为整体的人类史，而非以特定社会为单位的断章，也有助于摒弃各种意义上的族群中心主义。罗威廉在为拉铁摩尔的史观溯源时，清晰指向了数位有影响力的地理学家。这些前辈的理念各异，拉铁摩尔对他们的观点也非全盘接受。他所获得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职以及进入政界的机会，与这些前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高校的学科边界并不如当下清晰，又热衷于讨论环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社会科学议题，使拉铁摩尔形成了跨学科的视野。他对这些理论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接纳，促使他形成了独到的研究方式，拒绝单一原因决定历史发展的观念，关注经济因素和科技的重要性，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理解不同区域的历史。奥·罗森鲍姆（Or Rosenboim）则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审视了拉铁摩尔的观点。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让拉铁摩尔无法把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付诸实践和论著，但他对地缘政治的看法以及对多元民主的世界秩序的思考，都已经在20世纪40年代的论著中得到了体现。马修· D. 林顿（Matthew D. Linton）在回顾美国的中国研究如何转型时，多次提到拉铁摩尔的跨学科背景的重要性，扩展了深受拉铁摩尔影响的学科史范畴。

三篇论文分别从拉铁摩尔的史观生成、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对学科转型的贡献三方面丰富了他的形象，并且关注到多重身份是如何在他身上共同产生影响的。但三篇论文也有相似的时空局限，大都高度依赖拉铁摩尔的专著。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触发的有关拉铁摩尔是否苏联间谍的调查，使得他在1950年之后出版的学术成果的数量显著下降。罗威廉参考的文本均在1962年之前出版了初稿。林顿的研究虽以1979年为时间下限，但由于考察的空间以美国为界，加之拉铁摩尔在冷战之后的学术活动受到了限制，无法在美国实践自己对中国研究的设想，因此缺少拉铁摩尔在英国活动的讨论，亦未关注到他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表的成果。

相比三篇英语论文聚焦于拉铁摩尔在某一领域的贡献，罗伯特·P. 纽曼为拉铁摩尔所作的传记用大量笔墨讲述拉铁摩尔1955年之前的经历，尤其侧重关于他是否苏联间谍的调查，传记呈现出了事件史的特征，对他此后34年的人生关注不多。诚然，拉铁摩尔在20世纪60年代旅居英国任教一事并未引发激烈争议；加上他自己的学术特点、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在美国的境遇，都让他无法像费正清那样建立一个中国研究学派。由此，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似乎确实不值得传记作家大费周章地讲述。而若探究他旅英期间的活动，就会发现他将自己对中国研究的设想和对国际政治的理解都融入到了学科建设的实践之中，并催生了英国新一代的中国研究的成果。

二、拉铁摩尔的再出发：走向中间地带

1963年拉铁摩尔前往利兹大学任教一事似乎是偶然的。他独特的研究兴趣、20世纪50年代的经历以及英国学界对区域研究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共同造就了这个契机。在麦卡锡发动对他的攻击之后，拉铁摩尔的作品更多地在欧洲的报刊发表。其中，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过去与现在》的左派色彩尤其强烈，法国《年鉴》的学术立场也和当时的《过去与现在》有颇多共同点。而且，他在欧洲发表的作品集中在讨论蒙古这个英国学术界相对陌生的、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对英国知识界而言，拉铁摩尔无疑是英语世界里研究蒙古的翘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两国出于现实需要开始发展区域研究，使之从外交人士、传教士等曾在海外生活的群体的主观记录，变成专门的研究领域。东南亚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美国在战后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议题产生浓厚兴趣，是为了匹配自身作为新兴世界霸主的地位。英国作为战后走向衰落的旧霸主，失去了大量直接控制的地盘后，试图继续影响前殖民地的政策走向。英帝国史的研究者认为，区域研究的出现是20世纪60年代英帝国史研究转型的表现之一，由对殖民地的研究发展而来，并拓展到未被帝国直接统治的区域。

拉铁摩尔之所以会受邀前往利兹大学任教，得益于1961年由英国大学基金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完成的调查报告，即《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早在1909年，英国财政部下属委员会发表的《雷伊报告》（Reay Report）就已指出，英国国内汉学的教职在缓慢增加，来源多是退休的外交官或传教士，应扩大受过系统训练的汉学家的规模，申明将中国研究专业化的必要性。该报告促成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在1916年建立，并于1938年更名为亚非学院。1947年，英国外交部下属委员会发表了历时三年完成的《斯卡伯勒报告》（Scarborough Report）。报告建议政府应向高校注资，培养更多人才来研究东方世界、斯拉夫人、东欧和非洲问题。课程应兼顾语言教育、古代和现代的研究，覆盖历史、经济、宗教、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个方面，与已有的帝国史研究共同开拓区域研究，为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文化机构服务。

可见，进入20世纪后，英国政府就有意将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交给专业人士，使之为国家不同类型的机构服务，改变针对这些地区的记录主要由非专业群体书写的情况。1961年发布的《海特报告》则是从评估《斯卡伯勒报告》的执行情况出发，结合委员会成员在本国和北美高校的考察成果，对未来国家如何分配经费以促进针对非西方世界的区域研究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设想。

《海特报告》认为，虽然过去十余年间英国针对非西方的研究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如针对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外部世界快速的变化和英国学术界一直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让英国高校的研究者深感对非西方世界知之甚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开设非西方研究的高校中强化涉及对象国的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非语言类课程，尤其要重视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区域研究机构应与所在学校的英联邦研究机构合作，从文化、社会体系和政治力量三个方面出发，共同加深对战后新兴政权的了解。就空间分布来说，应在英格兰中北部和苏格兰的高校增设专门的研究机构。政府应将资金投入到雇佣专家、设立研究生奖项、新建若干区域研究中心、鼓励教师到对象国走访、强化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扩容有关馆藏等等方面。这份报告既认可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指出了英国的区域研究中包含英帝国史的研究传统。

相较而言，英国的区域研究处于较为松弛的政治环境中。1954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请英国军情五处协助调查拉铁摩尔是否苏联间谍。英国的官员和左派媒体认为这是荒唐无稽的猎巫行为，并尽力拖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有生存空间的英国，实际上构造出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学术中间地带。

1955年，美国联邦法院撤销了针对拉铁摩尔的指控，拉铁摩尔回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不过，无论是同僚的敌意还是舆论环境，依然使他无法指导学生和开展研究。欧洲和亚洲的学术界对他的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拉铁摩尔开始了欧洲巡讲，并在1956年获得了来自印度的工作邀请。彼时印度和蒙古的关系让这份工作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但最终还是因为校内压力无法成行。他只能利用欧美高校不同的学期时间安排前往欧洲讲学，出版论著，也因此和苏联、蒙古的学者有了接触和交流，最终在1961年前往蒙古游历。此时恰逢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关键阶段，加上该国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制度，使得拉铁摩尔的蒙古之行在国内备受争议。

正在拉铁摩尔遭遇学术生涯困境的时候，1962年他收到了来自利兹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可以在该校建立英国首个研究当代中国的院系，并告知课程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同时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加上英国高校愿意接纳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不会对他们抱有敌意，利兹又是一个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接纳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凡此种种促使时年62岁的拉铁摩尔欣然接受邀请，离开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1963年1月抵英，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

三、“从中国向外看”：推动中国研究在英国的转型

离开美国的拉铁摩尔如鱼得水，但繁忙的工作、频繁会友和不时出行，都导致他在利兹大学工作期间很难完成新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在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中，两场公开演讲的讲稿提到了他对如何开展中国研究的想法。两篇讲稿发表的时间，恰好对应他初到利兹大学和离任之前。作为一名擅长公共演讲的学者，他以极为凝炼的方式呈现了自己的史观，以及由此出发的中国研究的方法论解说，兼及他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的理解。身处英国这一中间地带，也便于他前往蒙古和苏联访问。通过在蒙古这一缓冲地带的实地观察，他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现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他的演讲和游历非常有助于理解他在远离美国官方意识形态束缚后的观念和主张。

拉铁摩尔的第一场演讲在1963年10月21日举行，是他的就职演讲，题为《从中国向外看》，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全国转播，可见媒体对他的认可和重视。演讲以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切入，预言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做法是徒劳无功的，反而妨碍了西方真正了解中国。他倡导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现状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感，以此预判未来中国的决策。西方不能继续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国，并以自己的设想来界定中国的行动是否合适，体现了明确的行动者导向。

以中国人的视角切入并不意味着要沿用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拉铁摩尔演讲的主体部分是用西方的文明史视角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而非王朝更迭的视角。君王将相的名字也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地理环境、语言、技术的发明和转移、人口流动、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人地关系、农业与统治方式的关系、陆疆与海疆的特点、政商关系、列强入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等等议题，极为庞杂。拉铁摩尔的结论是，要认识到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是受到列强入侵后的选择，并非迫于苏联的压力亦步亦趋。这是理解中苏关系的基本前提。开展中国研究，不仅要结合语言、历史、地理和其他社会科学，还要利用来自苏联的史料。研究者应在掌握汉语之外，学习俄语、日语和蒙古语。蒙古不仅是位于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两国也都有蒙古族人口，如果要开展比较研究，蒙古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未来，中国研究系也要利用利兹大学其他学科的学者资源，共同为学生授课。

比照前文提及的罗威廉对拉铁摩尔的史观的总结，会发现他的观点在这篇演讲中均得以呈现。拉铁摩尔据此对《海特报告》所提倡的开展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提出了实施方案，即以蒙古为切入点，纳入汉语以外的研究资料，关注科学、技术、西方观念的影响等问题来为现实服务，并采用比较研究的视角。这种认识中国的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的路径不同，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解释也不同，可谓打破了该模式的垄断地位。这一方案和他个人的学术经验一脉相承，将中国和蒙古都置于更大的空间中理解，从地方性视角探究国际事务。这与他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时所展现的学科建设理念是相同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系依然以注重研究中国和苏联（俄国）的关系著称，可以看成是拉铁摩尔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

1963年，英国政府便决定与蒙古建交。无论拉铁摩尔就职一事对此有无直接的影响，在蒙古大使面见英国女王之前，英国外交部门安排他先与拉铁摩尔交流，拉铁摩尔也担任了女王与大使见面时的英方翻译。此后，他经常接受电视台的邀请评论美国的新闻，并提出较为直率的批评。与欧洲学术界交流的增加，让拉铁摩尔有更多的时机到旧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接触和认识苏联和蒙古的学者，获得到两国访问、游历、收集新史料的机会，间接了解中国现状。他为蒙古学生提供了在利兹大学学习英语的机遇，掀起了两大阵营之间铁幕的一角。他用于发展蒙古研究的经费，有不少来自同情他作为麦卡锡主义受害者的英美富商。有趣的是，抵英之后，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更接近典型的保守党党员，而非在利兹规模庞大的工党党员，让此前怀疑他是苏联间谍的调查显得非常荒谬。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拉铁摩尔在这个阶段取得的公共外交成果极为丰硕，大大增进了西方国家对蒙古的了解，也让他重新同时扮演着学者和民间外交家的角色。

1970年前后，利兹大学已经培养了大约50名中国研究专业的本科生，还有几位研究生入学，获得了不同类型的政府研究资助。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拉铁摩尔也将年届七旬，计划退休。他在离任之前发表的演讲《英国在亚洲研究中的机会》，比较了英美两国区域研究的差异，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史观，提出了在他看来更有可行性的中国研究路径。

拉铁摩尔认为，美国开展区域研究的时间比英国长，资源投入更多，但也有明显的弊端。美国的区域研究是政学结合的成果，是战争期间由高校而非政府部门负责的情报分析活动。参与这些工作的学者和学生在战后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其他国家的现代史，由此导致政学关系过于密切，国家意识形态让不同政见的学者意见无法公之于世。美国缺乏海外殖民经验，缺少许多国家的史料，许多研究只能从零开始，因此对区域研究投入极多。但这样会让资质不足的人也参与其中，产出的成果可能只是面面俱到的概览，缺乏参考价值。英国的区域研究要避免陷于这种困境，解决的方案是不要在研究之前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尽早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还要让学生选择一个专业领域（如经济、政治）作为主攻领域。通过主攻领域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确保每个领域的问题都能得到深入讨论，最后形成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篇演讲除了再度表明中国研究和汉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沿用文明史观作为方法论前提之外，在学科史的意义上也很有价值。许多学科领域都推崇跨学科研究，但对于如何达成目标却没有明确的方案。拉铁摩尔认可的方案，是在学者个体的层面依然加强专业训练和语言训练，选择一个学科作为主攻领域，一如地理学于他的意义。让不同专业的专家合作，才是实现跨学科研究的方案，这样才能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必培养通才。演讲中对美国区域研究中紧密的政学关系的讨论同样和他的个人经验相关，他既是这种紧密关系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认为英国这样的中间地带更有利于产出有价值的研究。

时至今日，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系仍是英国中部的中国研究重镇。拉铁摩尔离任后，该系在英国首创了汉语及其语言—语音学课程。20世纪80年代，该系选派学生到中国修习语言和历史课程。冷战的结束一度让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减弱，利兹大学反而增设了数个亚洲研究的硕士学位项目，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必拘泥于海特基金所确定的区域研究分工。2006年，利兹大学与谢菲尔德大学合作向英国政府申请了400万英镑的资助，建立了“白玫瑰东亚研究中心”。这是托尼·布莱尔执政时期推动建立的英国五个重要的跨区域研究中心之一。

四、何谓“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流似乎较为困难，但拉铁摩尔确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历史且熟悉中国的学者，他将自己对于如何研究中国问题的观点传播到了西方，推动了英国的中国研究的转型，展现了如何在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的同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认识中国。这种既要立足研究对象，又不能被研究对象成熟的叙事和研究方法限制自身研究的观点，放在当下依然有参考价值。研究文明古国的当代史，都会面临传统与现代、本国与外国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碰撞。国人在当下重思外部世界的问题时，也要重视从对象国自身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展开解释，而不是追随对象国主流的研究方法。

拉铁摩尔旅英任教的背景和活动既呈现了他的史观，也展现了其学者、旅行家和民间外交家的三重身份对他个人观念形成的影响，促使其对如何开展中国研究和其他区域研究，提出了兼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持续性的建议。中美两国当时的政治现实，让他选择了站在英国这个中间地带，利用蒙古的地缘特点提供不一样的观察。不可否认，拉铁摩尔的身份有特殊性甚至是唯一性，但并不影响以这一研究作为反思史学史研究的棱镜。

若要推进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自然需要厘清两类研究可以重合的部分是什么。史学史研究本就包含对史家思想的研究，但这并不是史学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分类的关键。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呈现不同时空中并存的、相互延续或碰撞的认识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史家、史著、史学思想，都是编织史学史之网的一个个结点。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是借镜思想史的优势编织史学史之网，而非将史学史转变成史学思想史。

通过对既有研究拉铁摩尔著述的分析会发现，不少史学史研究成果或对于重要史著关切过多，忽略作者其他类型的文本（如演讲稿）以及能展现其史观的活动（如民间外交活动），抑或采取事件导向的叙述，关注史家参与的重要的、有争议性的事件，对其他活动（如学科建设的构想与实践）记述寥寥。另一常见的问题是为了便于讨论，多数研究选择史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时空范围内的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拉铁摩尔和许多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多重身份。割裂他的不同身份展开讨论，就无法展现他在不同领域活动的内在一致性，也就更容易忽略他为推进英国的中国研究转型所做的努力、在公共外交上取得的成果，以及晚年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跨国流动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拉铁摩尔的学科建设活动之所以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史观创建了中国研究系之后，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研究的作品问世。他是英国的中国研究和英帝国史研究转型过程中一段关键的“铰链”，改变了历史知识生产的方式。这两个转型的过程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范畴，但由于缺少可供研究的“经典文本”，以往并不被史学史研究者关注。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便是要将史家在史著以外的文本、在著史以外的活动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都纳入考察，进而更为充分地呈现史家在生成和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的角色所面临的情境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史学史对思想史的借鉴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非经典文本的利用，二是关注史家的主体性。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并不限于概念史，也包括对思想家及其观念的现实影响的研究。演讲稿是思想史研究关注的诸多文本之一。由于引致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型的不是讲稿本身，而是拉铁摩尔的学科建设活动，同时讲稿也非具体的学科建设成果，只是体现史家观念的作品，因此并不会被纳入到史学史研究的“史著”的范畴。这也是为何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并不仅仅是更为思辨地剖析史家的史观，还包括扩大研究文本范围的原因所在。近年来思想史领域出现的“全球转向”，不仅论及了概念的跨国流动，也探讨了不同的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从而进一步发掘了思想家的主体性。这一视角启发了笔者关注到了拉铁摩尔对中国研究的探索。他被本国舆论视为“异端”背井离乡之后，通过著书立说之外的方式为全球化时代如何认识世界提供了独到的解答，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拉铁摩尔复杂而特殊的身份，使得他这段经历呈现出英国如何成为冷战时期美苏的中间地带，掀开了铁幕的一角，甚至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英国和蒙古的外交关系。这项受益于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故此牵扯到政治史的议题，让史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议题得以整合与对话。

最后套用一下拉铁摩尔的任职演讲的标题，即“从史学史向外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既要从史学史的内部提出研究问题，又要在史学史的外部寻求解答。对史学史外部的研究领域而言，也要在对话中看到史学史对理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价值。如此，才能既借取思想史研究的优势，又不至于遗忘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