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发展一直起着主要促进作用，而在所有考古发现中，出土文献的发现可能最为重要。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有启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并且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是西方人。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第一次发掘了古代简牍。一年以后，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代楼兰国的城址内发现了简牍和残纸文书。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又发现了数百枚简牍，同时从道士王圆箓那里购买了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上万卷古代写本。通过法国人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介绍，1909年，王国维得见“古人之真本”，并受此启发改变了研究方向。1912年，王国维撰写的《简牍检署考》，被视为近现代出土文献研究的开端。从《简牍检署考》出版到1916年，西方汉学学刊也发表了数篇文章探讨中国古代出土文献，对甲骨文、两周铜器铭文和简牍学都有详尽的介绍。

　　遗憾的是，20世纪的这个古文字“热”像一阵风一样一飘而过，没有留下一个很扎实的研究基础，此后长期很少有西方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一个例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Herrlee G. Creel）。顾立雅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论衡》关于占卜的论述”。1932年，他前往中国，在北京留居四年。此间，他一边向著名文字学家王襄学习钟鼎文，一边再三访问安阳，参观当时正在进行的小屯发掘工作，并出版了名著《中国之诞辰》（The Birth of China，1936年）。1936年，顾立雅回到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古代历史教授，芝加哥大学便成为西方汉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心。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先后在此进行过两三年的学术访问。同一时期，钱存训也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同时跟随顾立雅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书于简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1962年）。芝加哥大学于2005年成立“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继承顾立雅开创的专业。

　　我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有限，特别是对现在学界最感兴趣的战国竹简缺乏应有的基础。我清楚地记得，大约30年前，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裘锡圭先生劝我学习战国文字。当时战国文字基本上只是钱币和陶器上的铭文，对此我并不感兴趣，我对裘先生说，也许下辈子才可能有工夫学习这样专门的学问。现在战国时代出土文献种类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专攻中国古代文化史者非读不可。因此，我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学习。我最近应中国同仁的要求，撰写《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出土文献研究一百年》，综观自沙畹以来这门学科的发展史。全书分五章，即前言（针对某些概括性的著作）、甲骨文研究、商周铜器铭文研究、碑文研究（包括石鼓文和编磬铭文）以及简帛研究。书中会提供20多位西方古文字学家的小传。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疑古学派”，对上古时代许多文献持有怀疑态度。在此后数十年中，这一学说一直占主流地位，特别是对西方学者影响巨大。然而，20世纪70年代，古代文献陆续出土，例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马王堆出土的《周易》、《老子》，定县出土的《论语》、《文子》等，证明某些过去被学术界怀疑是伪书的书可能是真的或者至少部分是真的。此后，学术潮流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疑古思想走过了头，存在基本错误。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别人会认为这等于说已“进入信古时代”，推测所有古书都是可靠的。虽然出土文献对这一主张提供了重要证据，但我仍然觉得不应该过于轻易相信古书。虽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内容非常相似，但往往也存在重要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缁衣》是《礼记》中所谓子思四章之一，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但疑古学派不仅怀疑传本《缁衣》不是子思所作，甚至有人认为它可能是西汉末年的作品。20世纪末，郭店和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缁衣》的出现，证明《缁衣》在战国中期确实已经存在，看来疑古学派的说法完全落空。虽然如此，郭店和上博《缁衣》与传世《缁衣》有非常大的出入，不但有不少异文，并且全篇的次序也完全不同。一方面，三个文献都是《缁衣》，但从另一角度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又是两个不同的文献。我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相信或怀疑哪一部《缁衣》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希望专攻古书的学者们能在这方面作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单位：美国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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