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7-10 14:03:34 来源：《理论视野》2011年第12期
一、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进程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重心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研究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开，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特点。
国外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从最早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刊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专著始终层出不穷，1951年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第一次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中使用“毛主义”（Maoism），标志着毛泽东研究进入高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外学者把聚焦目光转向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研究。《毛主义的遗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等文章标志着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开始。国外学术研究进入“后毛时代”或“邓时代”。随着十六大的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云涵·楚（Yun-han Chu）主编的《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美国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 Kuhn）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2005）等对江泽民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003年，维尼·沃-蓝普·兰姆（Willy Wo-Lap Lam）的《中国政治的胡锦涛时代新领导、新挑战》标志着国外对新近中国主导思想的研究展开。2010年，美国银行家库恩在（Robert L. Kuhn）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全面介绍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实质等问题，同时批评了西方学者在科学发展观问题上的错误看法。然而，由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间还不长，目前没有出现更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二、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始终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进行这一工作的”；是“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1]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而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K．Fairbank）、乔纳森·昂哥(Jonathan Unger）等则持反对态度。费正清认为：毛泽东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颠倒”，而且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斯基。[2]史华慈甚至得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这样的结论。
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问题，国外学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现形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属性问题。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erick)、日本学者天儿慧（日子供ホイ）都认为“后社会主义”更适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inson)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本身复杂性，加之国外学界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学术视野和分析表现出其局限性，对这些研究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并加以取舍。
三、探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要主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就，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积极作用。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是先锋队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化”。[3]而迈斯纳更是夸张地写道：“卡尔·马克思也一定未曾预料到，‘先进的’西方世界最先进的革命学说，会在‘落后’的亚洲中最古老的国度里深深的扎根……这一切都离不开共产党。”[4]
从2008年始，中国共产党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党：共产主义治理的神秘中国》（2010）中详细讲述了他的观感：“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对中国的适应度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大繁荣的重要原因”。牛津大学教授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的《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2009），也是近年来英国长期销售的有关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布朗对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非常谨慎，尤其对老挝、朝鲜、越南的共产党质疑不断；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却赞不绝口，并直言“是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汇聚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的优秀特色，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总之，国外学者一致认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才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四、解读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属性问题，国外学术界基本认可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特色政党。乔治·汤姆林（George.Tomlin）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展的列宁‘新型党’，体现在先锋队的党、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三个方面。[5]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迈哈内（Josef Gregory Mahoney）通过对“大同”、“小康”及“和谐社会”的细致分析，指出党仍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他认为，“在经历30年的政治经济巨大变化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共产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6]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Enrique Encasodecasco）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包含儒家思想和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7]
在国外学术研究中，由于其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也有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敌意。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在其题为[FS:Page]“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秘密世界”的《党》一书中，他向世界所谓揭秘中共这个世界上“具有惟一规模和权力”的政党，是怎样掌管政府、社会的。在其充满挑衅的叙述中，他认为中共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党，只有美国才是其对手。他的观点被西方标签为“诚实的讲述”，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想象。
五、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国外学术界密切关注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吴永泰（Wing Thye Woo）高度评价“和谐社会”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共中央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质上是对民主实践、法治、平等的新强调。这种转折“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8]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复归，以社会平等、政治和谐为特征，与以消费主义、物质财富、利润最大化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截然不同。[9]但也有学者通过“八荣八耻”与清朝顺治年间颁布的六条“乡约”内容的比较，指出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在概念阐述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儒家的传统“和谐社会”观根本不同。[10]但是，无论哪种观点，都没能对“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做出正确解读。这表现在很多学者对其前景做出悲观描述。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建设和谐社会使体制固有的问题好转，是很不容易的。[11]
六、思考中国的民主政治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外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民主问题。多年来，西方学者给中国政治体制扣上“专制”、“独裁”、“威权”等帽子。但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西方学界认为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而且培育了中国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公民文化，增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中国公民开始“要求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方面承担责任”[12],“要求政府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13]，并预计在未来15年到20年，中国诸多领导岗位将被这些有民主思想的人所占据。
国外学者还特别关注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郑永年教授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视野分析村民选举，强调中国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搬西方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式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14]
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可移植性问题
国外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发展的路径建立在特殊的体制上的，尽管很多学者希望能借鉴中国制度，但是他们认为很难复制。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认为大家所忽视了中国的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这才是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潜力和活力的秘密所在。在2010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道路：回顾与展望”国际论坛上，美国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用“party-state”来形容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他认为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独特的，但不可对外移植。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个混合体。……总之，中国的发展无法轻易移植到他国。”至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走向，很多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玛玛耶娃认为，从中共十六大到现阶段党政改革领域的政治建设，可以概括为“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由经济现代化转向构建和谐社会”；中心任务是完善国家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加强反腐败斗争；在实践中逐步推行以防范和调控社会“利益冲突”、保持社会稳定为宗旨的党政制度；防止党政高层精英像前苏联那样成为封闭性团体和“领导层自我复制”。
八、聚焦中国国家形象问题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外学者比以往更加关注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角色定位。综合起来看，国外有关中国形象和角色的看法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种是高唱强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2010年1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文版中写到：“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机制和企业将会影响全世界。……中国带给世界的改变将远远多于世界带给中国的改变。”另一种是比较全面的论调，不仅看到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而且也注意到中国前进道路上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甚至瓶颈。
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认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认为中国应该在全球乃至重大地区问题上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这些看法正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主流。尽管它们已经越来越超越那些沿袭偏见、片面甚至极端的观点，对中国的认知变得越来越理性、全面和丰富，但与中国对自我的认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应该和可能扮演的国际角色的期待，与中国所能担当的实际责任以及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所应有的国际角色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
九、简要评析
总体上来说，国外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视角多维、观点鲜明的基本特征。具体是：
第一，学术旨趣在于了解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即使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成为人类的文明的全新文化起点。[15]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7年1月接受媒体记者时说：“中国经济增长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第二，学术视野宽泛，视角多元。国外学者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有通过中共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