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北京孔子学院总部决定将《五经》译成多国语言。要主持这项伟大翻译工作的学人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与他的夫人袁冰凌。施舟人教授指出早在四百年前，耶稣会的神父已经把《四书》一部分译成拉丁文。一百年前，英国传教士理雅格（JamesLegge）把《五经》译成英文。还有法国神父顾赛芬（SeraphinCouvreur）把《五经》译成法文和拉丁文。这两位学人对《五经》的解释多半倚赖朱熹的常常错误的观点。朱熹之后，中国道统的学人，尤其是清朝的学人，对《五经》的研究是非常优秀的。

一百年前翻译《五经》的条件当然比不上现代。那时没有著作的引得，没有大的辞典，像《汉语大词典》和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也没有数据库。最近一百年，中国、日本和西方学人对汉语历史，包括历史语音学、历史语法学和历史语义学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非常可观。《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和《易经》已经有译文。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所译的《诗经》和《书经》应该算是西方汉学中最优秀的两座里程碑。德国汉学家威尔翰（RichardWilhelm）1924年所发表的《易经》的译本也该算是西方汉学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三部译文对从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古代汉语和古代著作的学人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是一般的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些译文缺少可读性。问题是重新翻译的《五经》的读者到底是谁?

除了学人以外，对《五经》译文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可能非常有限。对中国读者来说，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三民书局所发表的古文今注今译的著作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事。负责这种重要工作的学人当然应该自己精通他们所翻译的著作。要不然，他们只能算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屠户了。

据我看，重新翻译《诗经》的译者需要完成以下的工程。第一步是建立《诗经》的正文，必须仔细注明全部的异文，并每每表明译者选择的理由。下一步是细察《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部分，参考汉朝郑玄的注和唐朝孔颖达的疏以及后来的学人，尤其是清朝学人在《皇清经解》与《皇清经解续编》等著作中对《诗经》所发表的评论。

重新翻译《诗经》的译者也需要详细参考高本汉对《诗经》的研究，包括他的《国风译注》（载BMFEA即《远东博物馆年刊》14[1942]∶71-247），《小雅译注》（载BMFEA16 [1944]∶171-256）和《大雅和颂诗译注》（载BMFEA 18[1946]∶1-198）以及他的《先汉典籍中的假借字》（载BMFEA1968，总共492页）。此外译者还必须参考其他中国、日本和西方学人讨论《诗经》的数千篇文章。译者也应该指出他所不接受的《汉语大词典》与日本学人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中对个别词所下的定义。
除了这些语文学的著作之外，译者当然也需要参考中外学人由现代文学理论方面来研究《诗经》的著作。

译成英文的文本当然不允许作为译成其他欧洲语文的模型。二手的翻译决不能算是真正的翻译。

来源：东方早报201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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