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作家刘白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走过了从东北到广州的光辉战斗历程。后来,又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战斗在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更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战士在赢得革命胜利的战争中迅速提高思想觉悟,从而迅速成长起来的过程。据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教授评述,刘白羽的作品,在中国深受部队读者的欢迎。

    分析研究刘白羽的创作,可以彻底弄清中国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的关系,可以真正理解鲁迅传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

    刘白羽是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在鲁迅传统和苏联文学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青年作家光荣的典型代表之一。刘白羽的创作道路,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有其一定的代表性。

    众所周知,鲁迅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热情的宣传者。在俄苏文学的影响下,中国一代进步青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已成长起来,刘白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开始结识俄国文学:起初读契诃夫,后来读高尔基,再后就转向了年轻的苏联文学——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及中国当时翻译的其他苏联作品。

    苏联文学,如同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一样,激发了刘白羽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当他还是一个17岁的孩子时,就与其他爱国青年一起自愿从军,他想这样才能“抗日救国”。但当他了解了国军的纪律,认清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后,他就毅然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他参与了与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地下大学生“救国”小组的工作;参加了1935年北京举行的反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游行示威。在其第一篇短篇小说《冰天》(1936)中,他就描写了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生活。这一题材是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草原上》(1937)的主要题材。

    由此开端,军事题材便成了刘白羽创作的基本题材。后来,刘白羽从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阴暗面转向了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的中国革命军队的生活。

    刘白羽将此举同鲁迅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非常关注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他曾打算写一部描写红军长征宏伟画面的作品。但是,伟大作家的去世,使其未能实现这一创作计划。为了实现鲁迅先生的这一遗愿,刘白羽一直进行着有关这一新的人民军队题材的创作。

    这位青年作家思想进步很快。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辗转来到了解放区首府延安。由于参加革命斗争,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共产党走出地下工作状态时期,他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被派往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刘白羽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南北,经历了从东北到广州艰苦的战斗历程。这些年来,他和战士们吃住在一起,他描写人民解放军生活的充满激情的短篇小说,一直受到官兵的好评和喜爱。1949年,刘白羽被选为政协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他在莫斯科参与了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剧本的创作。1951年,因参与该电影剧本创作而被授予斯大林奖金。刘白羽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个外国作家。

    当美国军队在朝鲜挑衅性地越过三八线,急速迫近中国边境时,刘白羽又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保卫兄弟般的朝鲜。后来,刘白羽又多次访问苏联。他积极投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等职。

    40年代,刘白羽发表了一系列描写人民解放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回家》、《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永远前进》、《政治委员》和《早晨六点钟》等。

    1950年,中国出版了刘白羽天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1951-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刘白羽的报告文学《朝鲜在战火中前进》。

    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冲破了30年代许多进步作家写作文学报道(报告文学)的框架。他的短篇小说践行了鲁迅的亲密战友——茅盾1939年向中国作家提出的要求。当时,茅盾在指出文学报道在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符合文学规律的同时,还号召作家们不要停留在单纯描写事件上,要塑造人,要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样的作品首先应该描写人……在真实表现现实的背景中描写人物的典型性格。

    刘白羽在其短篇小说中,特别注意表现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劳动人民在1946至1949年解放战争中思想觉悟的提高;善于揭示这种思想转变的规律性:可以说,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是战争中中国劳动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的根本保证。

    从刘白羽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在思想觉悟方面与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迥然不同,也区别于中国30年代文学所描写的同类人物形象。只要把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1938)中的农民(绰号“差半车麦秸”)形象同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回家》中的农民形象加以比较,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差半车麦秸》描写了农民“差半车麦秸”在日本占领他的家乡后,他参加了游击队,虽然在战斗中他也很勇敢,可是仍然认为跟自己游击队的同志们应说土匪黑话;当他想从农民逃离的村子里带走一根自己相中的绳子而被禁止时,他就暴跳如雷:在游击队里拼命打仗,就一点好处也不给!

    《回家》的故事情节发生在1947年,其主人公是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士兵、农民子弟李广和。起初,李广和不觉悟,只想逃回家,甚至不考虑他一旦逃回家乡,国民党就会重新“动员”他归队,而且比第一次“抓壮丁”时还要野蛮。原来,李广和志愿走进人民解放军,其目的是为了更容易开小差。刘白羽以其故事情节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一人物。当李广和看清了军队的制度和农村土改情况后,他就做出了不解放家乡就不离开部队的决定。广大农村的解放大大开阔了李广和的眼界: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政策与他家是完全对立的——国民党毁灭了他的家、迫害了他的妻、使他老母双目失明。而人民解放军则带来了共产党的政策,使之迅速在农村实行,帮助农民闹翻身——其中,也包括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作为前线战士的母亲翻了身……所以,后来当他听说自己要复员时,便羞得满脸通红,连忙跑到政治委员那里说:政委同志,您说什么——要俺复员?难道您以为国民党欠俺家的债彻底清算了吗?

    刘白羽在其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对未觉醒的受压迫的农民的教育过程,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拿起武器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斗争,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彻底清算国民党刽子手。这一信念,真正掌握了群众,对粉碎蒋介石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白羽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与鲁迅的乃至3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的根本区别,使其艺术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刘白羽的作品中几乎全然没有运用过去刻画人物时所惯用的那种讥讽与怪诞的艺术手法,诸如“差半车麦秸”形象与鲁迅人物形象描写等。当然, 当时鲁迅为了痛击千百年来中国人因袭的奴性——“听天由命”和“阿Q精神”而运用那种艺术手法也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注意到,刘白羽通过其短篇小说展示了人民革命战争是人民和战士们生命攸关的事业,因而这些中国士兵的朴实无华的故事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小说中对战士性格的描写简练、粗犷,对班内战士之间个人关系的描写有时有点夸张;故事结构由一个个小的中心情节链组成,透露出一种朴素的色调。但是,这是靠作者对战士的满腔热忱奏效的,作者以此描写了朴实而勇敢的英雄人物,描写了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些“军事琐事”的重大意义——正是这些日常“琐事”,培养和铸就了这些战士的英雄性格。中国新文学,在鲁迅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善于注意和发现普通人及其小事,并通过他(它)们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其中蕴涵着的大事。刘白羽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们继承了鲁迅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鲁迅推倒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竭力使文学与人民隔绝的围墙,他的作品把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不仅开始用人民易懂的生动的白话文写作,而且还把激动中国社会的现代题材写进自己的作品。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鲁迅在其晚年的杂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将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起来;须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联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实际,在高尔基文学也在全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鲁迅在谈到“文学革命”及其创作动因时曾说: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全集《自选集》自序)鲁迅自豪地强调了自己作品的革命性,他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革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同上)为了揭露封建压迫、表现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落后与愚昧,鲁迅重点揭示了他们最原始的思想状态。鲁迅在其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毫不夸张地描写了被封建剥削扭曲了的贫农阿Q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与落后状态;最后,他又描写了阿Q在临死前才首次感到惶恐不安,思想开始觉悟。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中,鲁迅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赋有传统观念的“小事”:一个花白头发、衣衫破烂的女人突然跌倒在人力车夫脚下,这个人力车夫没理会顾客的不满,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把她送到巡警分驻所……鲁迅以其故事的整个过程着重描写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人力车夫的同情心战胜了“俯首听命”和惧怕失去工作的传统习惯。于是,鲁迅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包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鲁迅看来,这件“小事”,要比许多所谓的“国家大事”大得多!在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如《明天》、《故乡》中,鲁迅描写了许多封建剥削的残酷画面,使读者辩证地看待它们,以期展现人物未来的必然命运。

    当年鲁迅创作那些艺术作品时,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足够条件,他只是描写了一些中国社会早期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

    从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中国人民在英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条件下,中国作家必须遵照鲁迅的基本原则发展和丰富珍贵的鲁迅文学遗产。

    中国的进步文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的作家们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反映当代问题的题材在其作品中占了主要位置。为了抨击旧事物,中国作家非常注意描写和扶持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他们遵照鲁迅的两条遗训:依靠中国旧文化中一切带有民主思想的珍贵遗产,依靠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为争取创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奋斗!

    鲁迅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及其不倦地宣传俄国古典文学——他称这种文学是他们的老师和朋友——大大促使中国当代作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关于这一点,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写道:

    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苏联文学里,学习了最进步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教导着我们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要紧紧的和人民连接在一起,要忠实的表现劳动人民的战斗和生活。

    苏联文学在中国不仅教会了中国作家创作,而且还直接教会了他们怎样斗争和生活。鲁迅把苏联文学的传播正确地比作带给人间天火,驱散夜间黑暗的普洛米修斯的功绩。郭沫若说,“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径直是超文学的”,它“对于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在苏联本国”,“我们借此不仅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去创作或创作些什么,而且还学习了应该如何生活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郭沫若:《洪流与溪涧》)

    描写中国人民新型的英雄人物——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先进分子,是刘白羽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刘白羽高举这一主题,走上了苏联作家——描写当代生活中发展着的先进事物的文学巨匠——的创作道路。著名中国评论家周扬在其《毛泽东思想原理是发展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基石》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应该首先描写中国人民的先进代表,表现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表现人民的智慧和英雄主义。大凡完成这一重任的作品都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长篇小说《真正的战士》、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描写1948年解放热河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的人民歌剧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就是最好的例证。

    刘白羽的短篇小说《战火纷飞》和《永远前进》直接描写了英勇的共产党员形象,讲述了无畏的侦察兵的故事。刘白羽在其他作品中似乎也描写了这一主题。

    刘白羽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矢志不移地注意描写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政委和指导员的形象。刘白羽作品中对政治工作人员的描写,与鲁迅、茅盾和其他老一辈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描写相比,是一种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新模式;无论鲁迅还是其他许多进步作家,直至30年代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在描写知识分子时,主要注意揭露与人民为敌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而在献身于描写人民战争的作家刘白羽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已首先成为人民解放军指挥人员与政治干部成长的主题,成为他们掌握新的作战技术和军事艺术的主题。

    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1950),表明刘白羽没有停留在既有成绩上。的确,刘白羽的创作,从具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转向中篇小说,似乎遇到了某些困难。其中篇小说带有某些特写的成分:其中有许多带有偶然性的事件和很勉强的人物轮廓描写;从师到团的行动转移多是理性的描述,缺乏艺术性。作者显然专注于中国当代读者。因而,熟悉所写事件的读者感到非常亲切,而另一部分读者却很难读懂。

    《火光在前》尽管还存在某些缺点,但其艺术优点还是很多的,中国文学理论家王瑶曾指出,“在规模上和成就上都是超过了以前的短篇的”。刘白羽作品的基础是争取祖国自由与统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正义斗争的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苏联读者的共鸣。

    在《火光在前》中,作者令人信服地描绘了祖国统一的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养成了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在旧中国的某些省份群众之间甚至存在着世代家仇。经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本地人家的女子不准嫁给外乡人。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极大的内心痛苦描写了旧中国农民的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乡民们总以自己的家乡——未庄的风俗标准来评价外地的一切人情世事。孙中山先生在讲到这种地方观念时,曾难过地说:在封建的旧制度下,中国人就好比“一盘散沙”。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程中,在该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出身中国东北农民的战士王春身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种“地方观念”的残余思想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王春在事实面前,战胜了自己的陈腐思想,丢掉了地方观念。他忘记了个人的痛苦,忘记了脚疼,忘记了他正在遥远陌生的南方。王春摆脱了狭隘的家乡观念残余思想,终于追赶上了自己的队伍,在祖国的南方光荣地立了战功:他从倒下的指导员手中接过鲜红的战旗,指挥连队向敌人发起冲锋。正如王瑶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不仅描写了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刘白羽的中篇小说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意识提高的过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焕发出来的高度的团结性与自觉性。郭沫若评论道: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切工作的主要动力。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也从刘白羽以满腔热情和深沉的爱对祖国美丽风光的描写中反映出来。其中,在该中篇小说末尾对中国上空霞光的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显然,这是对中国历史上起过像我国的伏尔加河和德聂伯河重大作用的大河——长江的一种抒情的富有诗意的描写。可能,果戈理的著名的德聂伯河全景图,对刘白羽充满民族独特风格的长江风景画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果戈理是鲁迅在中国继高尔基之后热情宣传的一位俄国大作家,鲁迅亲自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刘白羽《火光在前》中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官兵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支人民军队所执行的任务,都是全体劳动人民感到亲切和理解的。这支军队的力量,源于老百姓对其源源不断的支援:他们帮助军队渡江,给部队作向导,给部队抬担架、运给养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野蛮行径阻止不住人民运动,只能给人民战士增添对蒋介石雇佣兵的仇恨和争取尽快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这一作品非常精彩地描绘了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求战热情,尤其接到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之后的进攻热潮。尽管刘白羽很少直接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但是作品中还是真实地勾勒出了国军士兵士气不振和“退却风潮”的轮廓。刘白羽的中篇小说对于人民军队必胜的描写,对于在朝鲜战争时期坚信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必胜的描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白羽像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一样,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仅发扬了艺术家鲁迅的传统,而且还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运用论文和政论短评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这些短评,鲁迅称之为杂文,它们真正表达了全心全意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作家的“杂感”——革命热情。鲁迅是中国战斗的短评——杂文的真正创始人。鲁迅去世后他的战友及其追随者们发扬光大了鲁迅杂文传统。刘白羽,作为政论风格的特写巨匠,自然也属于他们之列。作家刘白羽在朝鲜写的许多文艺通讯就是这种作品的典范。它们不是简单的军事行动的工作报告,而作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战士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及其无限忠于祖国的英雄行为在其全部系列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

    当时,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创作资历的老中青几代中国作家先后来到了朝鲜前线。他们中有鲁迅的战友著名的小说作家巴金、著名的剧作家和优秀的长、短篇小说作家老舍和战争年代在延安工作过的杨朔,还有当时小有名气的特写作家魏巍。在这些描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品中,写了许多志愿军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大半生只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一代作家巴金来说,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些新人的斗争生活的题材却是非同寻常的,他得千方百计努力进入这种新生活,要理解和思考这种新生活。然而,刘白羽走近这种题材却全然是另一种情形。对他来说,这种题材一开始就使他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活的。所以,来到朝鲜前线后,他就碰到了自己过去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为了保卫兄弟的朝鲜人民,为了阻止远东的战争,又重新拿起了武器。作者与其主人公工作、生活在一起,与他们打成一片——这就是刘白羽创作的特点。为了继承鲁迅杂文的传统,刘白羽通常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写事件。作家深入到生活最基层——参加战斗、泡在战壕里,成了自己未来的作品主人公的亲密战友。

    为了表现这种独特的英雄主义与勇敢精神的典型,作家努力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选取了最普通的,表面看来是些平平常常的人物。他们不是指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的统帅,而是些普普通通的士兵,而且通常都不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步兵或炮兵,而是以自己平凡的工作,为取得胜利提供必要条件的通信兵和工兵。这些人常常连自己也想不到能干出什么非凡的业绩,但是,他们的功劳却成了刘白羽关注的中心。显然,这是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鲁迅最早真实地把普通人写进了中国文学。伟大作家鲁迅的这种独具个性的思想感情,充满了旨在服务于广大读者群众的全部中国当代文学。刘白羽特写中的人物,不是编造出来的,而是现实中的真人。只是作家从在朝鲜前线看到的一切人和事中,选取了最能表现时代精神和脉动的最具个性化的素材罢了。

    如果说,刘白羽过去的作品描写了真正的爱国主义感情是怎样产生的,当家乡解放后战士就不想继续战斗了,这种落后的带有极大局限性的家乡观念是怎样克服的;那么,在其有关朝鲜战争的通讯报道中,他则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新品质——国际主义精神。坚定的必胜信念贯穿于志愿军指战员和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家们的全部创作之中。这种信念贯穿于刘白羽在朝鲜写的《永远唱不完的歌》、《战斗的幸福》、《路标》等所有特写作品中。这些作品的描写明显地表现出了刘白羽特写的特点——即在其 中篇小说《火光在前》中表现出来的:作家常常离开故事情节而向读者进行抒情性插叙。作家有时运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写似乎是最普通最平常的东西和事件。当特写的思想内容需要这么做时,刘白羽就以抒情方式进行描写,甚至这样描写电话铃声: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是一个盼望己久的声音呀!你说世界上有这么美的声音吗?有以如此高兴的心情去回应的吗?你瞧,甚至感到空气都格外清爽了……然后,又以一般特写的语言叙述。这样,初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很妥当,然而,要知道,当时的现实就是那样:现实中创造奇迹的英雄主义就是同日常的战斗生活和谐地共处在一起的。

    刘白羽还以其他结构布局创作了反映朝鲜城市生活的报告文学:《英雄城平壤》和《战斗中的开城》。这两篇作品渗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国际主义精神,对赴朝中国作家的全部作品而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没有某种故事情节,是前线特写作家的途中小记,但是它们却与志愿军生活密切相关,是作者在复杂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搜集素材写成的。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是,刘白羽并未中止这一题材的创作。1956年,《解放军文艺》又发表了其新的中篇小说《无脚拖拉机手》(俄译《永不熄灭的火焰》)。1958年,苏联《外国文学》第6期译载了《无脚拖拉机手》,由此,苏联读者结识了刘白羽的这部中篇小说。

    刘白羽转向了描写战斗英雄李来财的新的题材——纪实小说的创作。这一转变,对其形成艺术家兼政治家为一体的作家的全部文学创作做好了准备。前面论及的刘白羽的许多发自朝鲜前线的通讯报道,就是特写与短篇小说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是虚构的:他写的那些战士,都是他在朝鲜前线遇到的志愿军战士。这种体裁的小说的特点要求作者展现比其过去的短篇小说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它描写的基本内容是英雄主义,真正忠诚的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为祖国的光明未来而英勇斗争的战士。

    刘白羽是一位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军事题材的作家。他呼唤自己的同事们要大胆干预生活,不要做改变人民生活的消极的旁观者。我们从真正的爱国者——军人作家刘白羽的范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中国人民的辉煌功绩鼓舞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正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奋勇前进!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2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3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