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30.00元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这是一部论述自古至今的中国经济史的力作。麦迪森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长期担任OECD发展中心的研究员,擅长于研究宏观经济,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已出版20余种著作,是西方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奇迹,引起举世瞩目,赞誉者有之,惊叹者有之,质疑者有之,甚至心怀嫉妒诽谤者亦有之。而辛勤收集大量资料,潜心研究,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科学而令人信服的论断,应推麦迪森的这部力作。麦迪森搜集并运用了浩瀚的资料、数据,制录成各式图表,经过冷静缜密的思考,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自唐宋至今天的中国长期的经济进程,把它与世界经济联系和进行比较,并且预测了今后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视野宽广,材料充实,论证严谨,分析深入。中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工作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许多同志应该读读此书。

    据贝罗克统计,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GDP是最高的,占世界GDP份额32%,印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占17%。由此可见,唐宋以后到十八世纪约900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全世界的榜首。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在唐朝以前的经济情况由于史料和数据缺少,语多不详。许多经济史专家承认宋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宋朝以前中国有三次人口的大规模南徙:第一次是公元四世纪初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中原地区被所谓“五胡十六国”占领,大批汉人渡长江避难;第二次是八世纪中唐朝安史之乱,中原望族大批南迁;第三次是十二世纪金人攻陷北宋首都开封,高宗南渡,汉族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汉族的三次南徙充实了南方的人口,提高了生产力,使长江以南沮洳不毛之地得到大规模开发,推广种植水稻作物,长江以南的经济迅速发展。唐以前,中国人口的3/4,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宋元之后,中国人口的3/4居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经济和政治中心随之南移。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位列前茅。

    据麦迪森估测,公元960年北宋赵匡胤登基称帝,中国当时总人口为六千万,人均GDP为450元(1990年美元)。这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仅三千二百万,人均GDP仅422元。至13世纪末南宋灭亡,中国人口达一亿,人均GDP为600元,而欧洲此时人口为五千二百万,人均GDP为576元。中国人口数字长期以来高于欧洲几达一倍,人均GDP亦略高于欧洲。当然,要精确确定一千年前的经济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麦迪森尽其毕生之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他提出的基本数据是有某种根据的,相对接近于实际。他所勾画的中世纪中外经济对比的轮廓大体上是可信的。

    唐宋以后直到清朝中叶,历经千年,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落在欧洲国家的后面。唐代,中国开始种植茶叶,宋代引进了占城稻,元代引进了棉花和高粱,明代引进了玉米、甘薯、花生、土豆、烟草,至清代所有这些新的农业作物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种植,大大提高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农业的基本制约是地少人多,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0%,而欧洲则占27%,这是中国农业的劣势。但中国的农具和耕作技术精良,胜于其它国家。政府重视农业,以农业为本,积谷备荒,减轻赋税,高度重视水利灌溉。18世纪以前,中国的灌溉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30%,印度只占5%,欧洲也远低于中国。中国农民勤奋劳动,精耕细作,在较少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这是中国农业高产的重要原因。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一路见到丰茂的农作物,盛赞“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生产它能够生产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使团中随行的农学家巴罗估计中国的农业收获率高过欧洲,他写道:“麦子的收获率是15比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比1。”(同上书,第186页)后来,法国汉学家谢和奈也称道:“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来农业科学发展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的。”(谢和奈:《中国社会史》,第416页)

    18世纪是中国的康雍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达三亿,耕地面积约10.5亿亩,年产粮食2040亿斤(皮粮),平均每人每年可有粮食680斤(去粮壳后约有540斤)。这一数字已可保证人民温饱、安定的生活,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足的繁荣盛世。手工业、商业也甚为发达。棉纺织业、丝织业、矿冶业、制造业达到了很大规模。航运发展,市场活跃,城镇增多,对外贸易繁盛,常年出超,白银不断从全世界滚滚流入中国。据贝罗克统计,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GDP是最高的,占世界GDP份额32%,印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占17%。由此可见,唐宋以后到18世纪约900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全世界的榜首。

    中国在康雍乾时代虽然已有相当的近代因素的积聚,但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法制多个领域中存在许多陈规陋习,榛莽密布,严重阻碍着近代化的步伐。……至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人均GDP仍为600元,处于停滞状态,而欧洲的人均GDP已攀升到927元,近于经济将要起飞的阶段。

    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发生了独立战争,这些伟大事件震撼和改变了全世界。历史改变了迂缓的步伐而急剧前进。欧洲经济迅速增长,人们像取得了神奇的钥匙那样一下子打开了珍贵的宝库,束缚着的生产力突然释放出来,工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长。资本主义展翅高翔。尽管全世界出现了更多的不平等、更多的贪婪榨取和更多的凶残剥削,留下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斑斑血迹和泪痕,但人类总体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大大提高了。西欧国家创造了奇迹,首先打开了可以持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通道。

    而18世纪康雍乾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却仍然是在传统封建社会框架内的量的变化,未能突破传统封建社会的外壳。经济繁荣,财富积累,消费增加,人口扩大。然后是经济发展的势头消退,耕地不足,人口膨胀,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引起了农民反抗,社会动荡,战火频起,杀伐连年,历史跌进了马尔萨斯的陷阱中,一治一乱,循环往复,而并没有走到近代化的轨道上。

    18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何以未能跨越近代化的门槛。学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激烈的争辩。看来可以指出以下一点: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技、法制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步前进。经济是最为重要的,没有经济的增长,就没有其它领域的真正进步,而没有其它领域的进步,经济也不可能一支独秀,制造出近代化的奇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某些领域会出现一些近代化因素,甚至呈现繁荣局面,但如果没有其它领域的同步前进,相互支持,合力推动,经济和其它个别领域的进步与繁荣也难于持久。只有多个领域、多个因素协同前进,才能激发整个社会的持续进步,才能一往直前,冲破传统的阻力。中国在康雍乾时代虽然已有相当的近代因素的积聚,但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法制多个领域中存在许多陈规陋习,榛莽密布,严重阻碍着近代化的步伐。直到19世纪初,中国的GDP尚属领先,但麦迪森的表格中已经显示就人均GDP而言,宋末中国的人均GDP为600元(国际美元),欧洲为576元,中国尚略高于欧洲。至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人均GDP仍为600元,处于停滞状态,而欧洲的人均GDP已攀升到927元,近于经济将要起飞的阶段。历史经常被迷雾所笼罩着,康雍乾盛世表面上灿烂辉煌,人们睡在天朝上国的沉沉大梦之中,但其社会结构已陈旧僵化,难于逾越近代化的门槛,必然面临着下滑跌落,变成衰世凄凉。随着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人们从大梦中醒来,才认识到社会千疮百孔的真容。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人们才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受列强的侵略,内受封建政府的压迫,战火频起,兵戈不息,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国家力量迅速下跌。战前,中国GDP尚占世界百分之三十多,为各国之首,过了60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GDP只占世界总额的6%,跌到了深谷之底。该年欧洲五国占54.5%(英国18.5%,法国6.8%,德国17.9%,俄国8.8%,意大利2.5%),美国则后来居上,占23.6%,日本也已攀升到2.4%。七个国家占世界生产总额的80.5%。这一系列数字正衬托出列强横行全球而世界和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个角色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到1952年美国在战后称霸世界,其GDP占世界总量的27.5%,苏联、英国、法国虽是战胜国,但因战争破坏,疮痍满目。苏联的GDP占世界份额的9.2%。英、法、德加上所有欧洲国家占29%,日本亦为战败国,占3.4%。当时中国拥有五亿六千万人口,略高于美国和欧洲(除苏联外)人口的总和,但是GDP仅占世界份额的5.2%。经过苦难的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百多年,经过战火不断的摧残与损毁,该年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贫困落后,经济萧条,力量十分虚弱。

    麦迪森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十分乐观……“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28年的5%增加到2013年的15%,到2030年时可能会增加到23%。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恢复中国在长期历史上的经济领先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新契机。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呈现蓬勃上升的新气象,但由于当时国际环境险恶,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遭受列强的封锁与孤立,建国之初又盲目搬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国内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自我戕害达十年之久。即使有这样多的不利因素,但中国经济仍取得可观的成绩。1952年GDP总值3050亿元,至1978年为9350亿元,26年间增长三倍。经济结构出现了可喜的转变,1952年工业产值只相当于农业产值的1/7。而1978年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已相等,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起步前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民族振兴的号角,这次会议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端正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三十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解放思想,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7年全国GDP总量达到24.95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3.6万亿美元,排到世界第四位。

    麦迪森在本书中还论述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与问题。他列举了今后20余年中国经济会面临的困难有:资源问题(主要是能源)、环境污染、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与农村建设、国有企业的发展与监管、金融体系脆弱、外贸数量减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等。所有这些正是我国政府十分关注和全力以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麦迪森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至2030年的增长虽然会逐渐缓慢下来,但支持中国发展的各种条件如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28年的5%增加到2013年的15%,到2030年时可能会增加到23%。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恢复中国在长期历史上的经济领先优势”。

    阅读麦迪森的著作,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前景进行思考,启迪甚多,不仅复习了悠久的历史,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将面临的挑战,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责任感与信心,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我们需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推进各项工作,实现制度创新,逐个地克服困难,脚踏实地,迈步前进。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