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借地”(Settlement),上海人称“租界”。也有人说是“殖民地”,窃以为不是,“Settlement”毕竟不是“Colony”。算起来,到1930年代“收回租界”之前,外国侨民在中国各地陆陆续续弄到二、三十块“租借地”,其中最重要的三块在上海。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借地合并为“公共租界”,曾经竭力邀请“法租界”加入,法国人断然拒绝。高傲的“高卢雄鸡”,说高雅法语,不愿意和笨拙的“约翰牛”、“杨基佬”混在一起。法国人在文化、政治、外交和生活观念上特立独行,尤其不愿和商业强势的英语民族混同起来,被矮化,十九世纪的上海人就领教了这一点。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直是竞争的,公共租界用英制,法租界用公制;公共租界车辆靠左行,法租界靠右行;英国伦敦会搞了“麦家圈”,法国耶稣会弄的是“徐家汇”;英美教会建了圣约翰、中西等学院,法国天主教办了震旦大学,教学体系完全不同。有一件事情,法国侨民和英、美侨民终于合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的中、英、法、美民众集资建造“欧战停战纪念碑”(1921),碑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天延安东路,原洋泾浜)口的外滩,正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点。

    从1849年建立,到1945年英、美、法正式“归还租界”,法租界一共存在了近百年。租界,曾经是上海城市的主体,没有法租界的历史,现代上海的历史缺掉不止一只角。1929年,在法租界政府公董局的支持下,梅朋、傅立德合著了一本《上海法租界史》,在巴黎出版。两个法籍上海人描写的是法租界的早期历史,到1875年为止,租界百年,只写了四分之一。“厚古薄今”,对于希望完整了解法租界历史的读者来说是个遗憾。但是,全书用了大量法国外交部、领事馆和公董局档案,加上他们收集的报刊资料,对法租界起源和初创阶段做了详尽的记录,对于了解这段有争议的历史非常有益。

    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在今延安路到苏州河南岸之间开辟英租界;1848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今虹口一带开辟了美租界。法租界的奠基人敏体尼,是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基佐手下的得力干将,确实很能干。《上海法租界史》里有一段记载很重要。本来,美国人早已看重了处于上海城墙和英租界之间的这块地皮。由于敏体尼行动神速,消息保密,和清朝官员麟桂谈判结束,公布告示后,美国人刚刚察觉,悔之晚矣,不得已只能渡苏州河,到虹口去。要不然,对换一下,法租界在虹口、杨浦,美租界靠南市、卢湾,上海的现状会完全不同。

    像敏体尼、巴富尔、文惠廉这些人,我们是应该认作“老上海”的。只一个理由就够了:没有他们,上海不是后来的样子,侨民创造了一段历史。敏体尼有个女儿随他来上海,这位法国女孩生前一定很孤独。《上海法租界史》记载,“领事虽然不是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定居上海的法国人”。《上海法租界史》没有记载这段故事:敏体尼先生的女儿水土不服,染了瘟疫,死在上海,葬在领事馆的土地上。四川南路的圣若瑟堂,原来是罗伯济、赵方济主教的住宅,敏体尼借来做法国领事馆,全家住在这里。1850年,赵方济主教建了教堂,安顿了敏体尼女儿的灵魂。至今圣若瑟堂内左边的侧室里,还供奉着敏体尼女儿的遗骸,边上有其他“上海人”,围着她的铭牌,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

    上海有个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就不能以后来的规模影响上海,形成一个多元的“西方”。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稍微揶揄香港朋友,说:讲“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法国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法租界。

    问题是:为什么这几十年里,我们上海人不能承认它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首先:上海只是“租借地”,不是“殖民地”。其次:从1853年起,上海租界人口,华人一直占了95%,“华洋杂居,五方杂处”,上海的城市文化是由各地华人和各国侨民一起创造的。上海文化,借鉴了英、美、法国的很多近代制度,融会了江南本土文化,是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城市文化,绝不是可以用“殖民地批判”这块黑板擦来抹煞掉的。

    (《上海法租界史》[法]梅朋、傅立德著 倪静兰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