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加]朱爱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儒家的古训,但是,中国人在思想上对这一古训的认可是一回事,对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拒拆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中国历史生活中的矛盾现象。然而,这一矛盾现象却有着它的顽强生命力,即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也是如此。加拿大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朱爱岚在《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一书中说明了儒家的这一古训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构。当然这种重构又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中形成的。

    该书是作者于1986-1995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反思性成果。这一反思通过两条线索进行:第一条线索是社会性别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及其在当代的转变过程,其中特别密切关注的是社会性别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位置;第二条线索是中国农村的权力关系,这牵涉到重新评价国家权力对以社会性别为中心位置的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义。

    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改革在国家权力那里是被视为在社会性别上中立的,从而在改革的项目中也没有考虑妇女的特殊作用。但实际上,从集体制转向以户为本的农村经济形式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社会性别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中心,它意味着妇女在农村的每一重要领域的实际作用都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但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权力关系中又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从妇女在农业、乡村工业和商品生产这几个主要领域中的实际作用和社会地位方面明显地展现出来——

    在农业方面,由于男性具有替代性创收的机会,因而农业劳动呈现着女性化的总体趋势,但是在获取农业资源例如分配土地、劳动分工、劳动安排方面,男性仍然具有优先地位。

    在乡村工业方面,这一农村经济增长与积累的主要手段,实质上由占用妇女特别是青年妇女的劳动成果构成的。但这一领域几乎全是男性在掌握,涉及经商或技术的角色也几乎完全为男性所保留,积累起来的资本也处于由男性控制的公共机构的管理之下。这说明男性在国家结构中的主宰地位阻碍了妇女在结构方面的作用,甚至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中也是如此。

    在商品生产方面,妇女或因其自身的特殊才能,或因其是有效的合作者,她们在使家庭项目兴旺发达上通常起了决定的作用。但由于她们并不是有组织或有意识地作为妇女在行动,她们的经济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发展在以男性为主的“户”的限制下受到了重大的障碍。

    妇女在农业、乡村工业、商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不对称性,是与国家权力与社会性别的不对称性相一致的。中国全国性的政策是通过当地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组织来实现的,而农村的政治经济特征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区根本特征。就获得或管理资源而言,妇女并不拥有类似于男性的权力。

    中国农村国家权力的地方性结构部分取决于政治经济内部社会性别等级的这种基础,这同君臣、夫妇之间关系明确对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并为妇女规定“三从”之德等是完全合拍的。现在中国政体并不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但它也没有摒弃与此相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除了以上述经济运作而外,国家还通过户的建构,使家庭权力不对称被带入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本书告诉我们,无论是中国上层和下层的官方政策和话语,还是中国的农村男性,往往在注意妇女实际作用的同时,却对她们的实际作用并不着重强调,仿佛她们仍然是缺乏能力而只有“德性”的妇女。原因在于:普遍贬低妇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而中国农村社会由诸如此类的习俗所占据的空间,正好允许和促进着官方结构模型(不考虑性别因素)同实际实践(妇女的现实作用)之间的脱节。国家权力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政治非强制性地静悄悄地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并在社会性别方面发挥着权力的作用。

    该书展现了改革以来中国北方村落社会权力与性别关系的一幅动态的完整的画面,对于读者从权力方面认识和对待性别问题是有启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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