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毛姆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他也喜欢有个性的人。他在《月亮与六便士》开篇写道：“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正因如此，1920年，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去拜见他心目中“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辜鸿铭，并把他写进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

    辜鸿铭果然个性十足。他不断尖酸刻薄地跟毛姆抬杠，嘲弄西方哲学，临别还把自己写给妓女的诗转赠给客人——毛姆后来才明白。一切都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很有趣，在毛姆看来，辜鸿铭所有的狷狂、孤傲、迂腐、落拓、悲哀甚至恶作剧都证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毛姆毕竟是毛姆，只寥寥几笔，便刻画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形象——传统中国最后一个狂儒、哲学家、才子。事实上，中国人都认可并喜欢毛姆笔下的辜鸿铭，而说到辜鸿铭，则又必提及毛姆——这也是我阅读此书的理由之一。有意思的是，毛姆始终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是用“那个哲学家”来指代，就连他们会晤的所在地重庆，他也只含糊提到——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

    这正是本书的一大特点：除非万不得已，毛姆绝不在文中提及具体的地名、人名，也从不交待行程，更不会提到向导和伴侣，你只能根据他所写的细节和风土人情来猜测他的足迹。有时候他在北京，因为他写到了天坛，还有内阁部长与大使馆的晚宴；有时他在南方一个小城客店住下了，读着一本好书，听着隔壁一个苦力的揪心咳嗽；有时候他在长江的舢板船上听江中号子；有时候他刚刚在上海赴一个豪华的英式宴席，很快他又到了深山中的一座教堂；长城他也去了——非去不可，可是他对长城无话可说，草草写了200字了事，远远比不上一个无名的小镇、一片原野、一条乡间小路更让他兴致勃勃。毛姆是故意这么干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观光客，而是独来独往，无拘无束，他惟一的乐趣是结交有趣的人和邂逅意外的风景，然后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把感受草草写下来——坐在轿子里，或在船上。这种“保鲜”的处理方式，让毛姆的旅途有点飘忽，有点流动，读起来很新鲜，还带着些微的伤感——比如他笔下的那位“哲学家”，他的细长的辫子，他诡谲的笑容，他亲吻女儿的姿态，都让人伤感。

    这种记录方式并不是猎奇的或浮光掠影的，相反充满了创造性和独特性，有一种深刻文化震动。因为在毛姆的“中国屏风”上，主角是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毛姆以西方人的新奇和小说家的敏感，揣摩旅途中所遭逢的每一个人——他的特点和习性，他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和利益。对中国人，他是好奇的，蒙古首领，苦力，官员，歌女，学者，牵猪的老人，祭神的老妇，他观察他们，不动声色，多用白描和记叙，丝毫没有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转过身，他却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投以怀疑和冷嘲的一瞥——冒险家，大使，传教士，修女，大班，船长，海关专员，银行家，汉学家……他喜欢或者讨厌他们，但并不妨碍他讲故事。毛姆的语气中有一种超然于小说和读者之外的英国式的冷淡风度，有时不免笔触尖酸，但也并不剑拔弩张，而是轻松而又尖锐地表达自己所见所闻。这是他的一贯风格：轻松和幽默只是表面，底下还隐藏着更多黑暗。

    黑暗是“中国屏风”的底色，毛姆只能隐隐触及。毛姆毕竟是小说家，他和罗素不同——1920年，罗素也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讲学，他回到英国，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专著《中国问题》。毛姆有意无意地在自己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架了一副“屏风”，所以不免雾里看花，比如他在客栈看到一位官员跟一伙衣衫破旧的苦力抽着旱水烟，平起平坐地愉快交谈着，他写道，“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在他看来，在中国，“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也许是一种错觉，一种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但我宁愿视为一种浪漫。毛姆游荡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所到之处满目凋敝，光怪陆离，毫无浪漫可言。可是偶尔他也会丢开观察者和批判者身份，展示出纯粹的审美情怀：晨雾中的竹林“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雅，看去宛如大明王朝的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鸦片烟馆“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如同“柏林的小酒馆”。最动人的浪漫发生在长江上的舢板船上：夜幕降临，船泊在码头，寒风刺骨，船头一盏防风灯在轻微晃动，该睡的人都睡了，有人在打鼾，一种久违的狂喜突如其来——这就是毛姆的中国“罗曼司”，它就像一块明亮而美丽的光斑，照亮了1920年黯淡的中国屏风。

    《在中国屏风上》，（英）毛姆著，唐建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15.00元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