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时代的巡礼与反思》  张国刚、吴莉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于马可·波罗时代以后西欧的中国观研究已逾十年之久。在这一领域内有两种主要的学术倾向:一是直至20世纪末仍流行于学术界的对“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取向”的批判。一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变迁研究。属于前一范畴的著作大量涌现,如:何伟亚(James L.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艾尔曼(Benjamin  Elman)《中国近代科学史1550——1900》,而后一种观点则引起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和价值进行多角度的重新审视。《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时代的巡礼与反思》一书是上述学术领域内的又一力作。张国刚教授继其大作《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北京,2003年)之后,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吴莉苇副教授合著此书,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深刻分析了启蒙时代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不同的理解或误读,论证了欧洲的宗教,文明和政治关注被掩盖于文化交流的外衣之下。

    全书从三个层面(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和大众生活里的中国观)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16-19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中国文化观的演变。这些变化的产生源于他们对基督教、欧洲政治体系和大众生活的不断反思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日益进步。正如张先生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一书中所述,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第一部分里,作者深入探讨了宗教对欧洲中国观的影响,这也是该书论证最为精辟之处。作者阐释了耶稣会士对孔子学说、宋儒理学、佛道二教、中国编年史及中国文字各自不同的理解。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认知轮番冲击着其他欧洲人,并引起一些争议,特别是在孔子学说的性质和中国编年史及中国文字方面。住留中国多年的早期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李明(LouisLe Comte)、杜赫德(Jean Baptistedu  Halde)、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满怀热忱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传递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深深的理解之情。然而,对某些中国传统的支持却常常招来众多非议,令他们处境尴尬。例如,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历史大约始于公元前2952年,这显然撼动了圣经的最高权威,因中国史书与圣经相比,似乎记录了另一部截然不同的人类发展史。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社会习俗的引进造成了人们对欧洲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体系的极大质疑,并最终导致启蒙运动的兴起。

    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认为,若某一社会群体有向其近邻学习的机会,便能使他们在文化上趋同。东西方的剧烈碰撞让这两个世界成为文化上的邻居,同时拥有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众所周知,耶稣会士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将西方的科技也传入了中国。本书的作者论证了知识传播的双向性,就如启蒙学者利用从中国传来的知识服务于自身的改革。他们或艳羡、或厌恶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以之为西方背景下的陪衬,而“中国”成为了他们攻击欧洲宗教和政治体制的一个便利工具。由于他们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述有所偏差甚至歪曲。例如法国启蒙学者对清初的“开明君主专制”大加赞誉,仿佛他们正处于极端独裁统治之下。哲学家赞美中国政治体制的目的是为了警醒法国的统治者。如果没有掌握这一历史背景,自然无法真正理解伏尔泰对清政府的称赞(227——229页)。无疑,本书作者在宗教、政治和文明层面所做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好的领悟这些。

    两位作者对天主教各教团之所以会持有不同的中国观的原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仅仅是因为教团对中国文化或儒教礼仪不同的理解,或是由于他们所接触到的不同的文化侧面引起的吗?他们各自的身份(例如,当耶稣会士脱下最初的佛教外衣,换上儒士长袍之时)是否使其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不尽相同?或是由于天主教各派别所亲近的中国民众属于不同的阶层这一背景使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尽管作者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论述了欧洲的中国观,并对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和关注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该书似乎尚缺一个坚固的核心论点,以使前后文能衔接得更为紧密流畅。全书末尾的结论部分深刻探讨了从黑格尔、韦伯、斯宾格勒到何伟亚、弗兰克和彭慕兰的中国观,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宏观思维及认知,这也部分弥补了上述缺憾。总之,这是一部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的书作,它对这一特殊学术领域中的研究者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专业的初学者都有巨大的帮助。

 文章来源: 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