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奥登(W.H.Auden,1907-1973)诞辰100周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二月份登载了纪念长文,正标题为“像慕尼黑那样具有历史意义”,副标题是“奥登100周年:他现在是谁?”显然,文章作者认为,奥登已属历史陈迹,仅供人们参观与随意诠释,虽然在1933年“奥登一代”(Audenesque)已是个 时髦的英文形容词,虽然他死于维也纳一家旅馆时的1973年距今也并不太遥远。关于奥登诗作及其研究专著最近的出版情况,该文仅提及“正在编辑之中的《奥登全集》(爱德华·门德尔松编)”。遍查近几个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在“百周年诞辰”这样“大喜”的日子里,关于奥登的新书出版竟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亲身感受过名誉的喧闹与沉寂、对世态炎凉并不陌生的奥登,我估计若在天有灵恐怕也并不会太在乎。1957年,当他听说女犯人排着队去进行每周一次的沐浴,竟有位妓女念着他的诗“千万人没有爱还活着,没有水将无一幸存”(诗作《从头说起》的最后一句)时,他很兴奋地说:“我终于明白我并未白费笔墨。”看来,他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诗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据说,世纪之交的两大悲剧——1997年的戴安娜因车祸身亡与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使得奥登的诗作《葬礼布鲁斯》(“Funeral  Blues”)、《1939年9月1日》(“September1,1939”)一夜之间在英美乃至整个世界亿万民众间流传歌唱。谁说诗歌已经死亡?!她有机会就会重登人类的中心舞台,抒怀激发之作用令其他形式无一能比!奥登与中国还有两段因缘。1938年,他曾与小说家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来到抗战中的中国,合写了《战地行》(Journeytothe  War,1939),分别用诗歌与日记形式记载周游中国尤其是东部前线的见闻。他的诗在当时“外教”、著名的英国文论家燕卜逊指导下还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一批年轻学生(如穆旦、杜运夔、王佐良、郑敏等)的模范,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研究(或称汉学,Sinology)以及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的研究近年来都是学界的热门。3月26日至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汉学大会”,吸引了60多位国外著名汉学家及数百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教授。不久前《泰晤士报》还开辟了“中国周”,通过大众传媒普及汉语与中国文化。近年中国的“孔子学院”在世界遍地开花,据说已建立与正在建立的达百余所。这些都显示了西方“中国热”的再一次到来!

    关于中国题材图书在西方的出版热是“中国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下面我们就对近期出版的一些有关著作略作浏览,以虚构与非虚构两类分述。

    一、虚构

    《倾城之恋》(Loveina Fallen City,张爱玲著,纽约评论社版)是一个小说集,包括四个中篇与两个短篇,探究战争与“西化”对小说人物家庭生活的影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对于这些对立两极,作者既立又破,追求言外深义。作品由西人与作者共同译出,评论称文集中小说之美大都来自其音乐性。音乐性经翻译而不失,实在难得!

    《中国梦》(China Dream, Sid Smith著,Picardor社版)是作者关于中国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是一个关于来自农村的英国孤儿汤姆与外卖店经理的女儿、华裔护士梅的爱情故事。由于梅的父亲看不起汤姆,他只能吞下失恋的苦果。故事的精彩处都是梦境,像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梦幻中的“忽必烈汗”那样,都是主人吸毒后的产物,梦境异常美丽诱人,与现实中主人公的伦敦灰色生活南辕北辙。故事的背景是一个到处是水牛、美丽中国女仆和鬼魂的世外桃源,与现实的中国差距甚远。诚然,想象中的中国永远是最令人陶醉的。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常常停留在反映圣贤与皇帝、嫔妃与柳树的历史而非当今报刊上所反映的商业与体育的现实场面。英国现代散文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1926-)在其《城市激情》中就说过:“在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佼佼者中,北京是最令我神往之地,因为那是我从未涉足的地方。”

    《双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裘小龙著,Sceptre社版)是作者“上海犯罪系列小说”的第四部,反映陈警官以作家身份为掩护从上海来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追查一个中国商人与官员勾结的腐败案。

    《简明汉英爱情词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郭小鹿[音译]著,Chattoand Windus社版)并非词典而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题材并不新颖,一个地道的中西文化冲击与冲突的浪漫喜剧。一位初到伦敦不谙世事的中国姑娘Z与中年英国男子邂逅、同居,直至男子甜蜜过后有些不耐烦姑娘的情感依赖动员她去欧洲见世面,而获得了生活经验的姑娘回来后须做人生的抉择。小说的文体倒不一般,刻意用不地道的英语写成,而且叙述者开始时对英文文法及日常会话的得体性全然不知,闹出许多误解和笑话。自19世纪中叶以来,跨国婚恋的模式总是如本小说那样的中国年轻女子与西方成熟男子的结合,据说19、20世纪之交法国的模式恰好相反,但笔者未曾见到,不敢评述。但无论如何,肉体的结合容易,精神的契合难,更何况跨国婚恋又活脱脱冒出个“文化”这个幽灵在捣乱呢。

    二、非虚构

    《墙上书写》(The Writingonthe Wall, Will Hutton著,自由社版)。关于中国的未来,在西方有很多预测,大多数的观点是中国将继续高速发展,如同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而中国将取代大多数西方人20年前预测的日本,成为21世纪的巨人。但这位英国左翼报纸《卫报》的前经济编辑却另有说法,这对于温总理所说的我们应居安思危以增强忧患意识将有好处。

    《尼克松与毛泽东》(ixonand Mao,Margaret Mac Millan著,兰登书屋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旅被他本人称作“改变世界的那一周”,身为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的作者深有同感,就用它作了该书的副书名。评论认为这是“第一部完整记述中美在交恶四分之一世纪后如何向对方开诚布公的著作”。据说,“尼克松在中国”后成为了外交突破的代名词,常有人以此为前提不耐烦地问:“若尼克松能去中国,那么为什么某某某不能去哈瓦那(或德黑兰、平壤)呢?”

    《郑和:明初(1404-1433)的中国与海洋》(Zheng He,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Edward L.Dreyer著,朗文版)。作者是著名的明史专家,据说其叙述均出自中国的原始文献。该书纠正了一些流传颇广的通俗说法,如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其《1422年:中国发现了世界》(2002)一书中说郑和在其第六次航海时抵达美洲西海岸并横跨太平洋返航。关于明朝为何在1436年突然停止了海外航行,作者发表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儒家思想中对太监的痛恨导致了计划被搁浅,船只被摧毁。二、明朝宫廷从南京搬到北京后,中国再次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外不再感兴趣。前年,中外史学界举办了各种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有好事者模仿当年的盛况乘船重走郑和的路线。这也应验了作者的一句话:“郑和很可能会在我们的想象里永远地航行下去。”

    《现代中国妇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颜海萍[音译],加州大学出版社版)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激进”中国妇女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并探讨她们为摆脱家庭的禁锢,在成为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和教师的过程中,社会公共空间是如何吸纳了她们并在她们间酝酿生发出了一种崭新的女性主义觉悟。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这些女性有革命家秋瑾、剧作家白薇、作家萧红、丁玲、演员兼剧作家王莹。评论说作者研究视阈之广、学术探讨之深令人赞叹,但有些段落文体凝重、寓意模糊,不可卒读。其实,这也正是目前所谓文学的文化研究的通病。作品本身并不难读,而研究却不知所云,读过后非但对理解原著帮助不大,反而使你如堕五里雾中,因而对原著也失去了兴趣。

    近十数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多元主义研究极为关注,这直接导致了人文学者与出版业把目光转向了对异国、异族的描述与出版。这些“主义”都有一个理论预设,认为人只能认识自身,无法理解他者或相异性,并因此认为对异国、异域的描述都是想像而非真实。据说这个议题在本次汉学大会上引发中外学者的大论争。笔者认为极言形象即想像以及真实的不存在或无可企及显然是言过其实,根本否定了千百年来尤其是启蒙时期以来人们认识世界的努力与能力,实属一种认识论的虚无主义。近期出版的以上关于中国的论著,我想大部分读者会认为并非痴人说梦,它们正是对以上理论预设的一种有力的反证。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