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美]罗丽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进程的标志之一,“妇女解放”问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饱受关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解放就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纳入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视野中。也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拥有了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独特性——始终与民族、革命、国家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始终没有像西方的女权主义那样,以一种独立的形态出现。

    如何评价这种独特性?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内的西方主流女权主义阵营,对于中国的妇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废除娼妓制度、职业妇女制度、妇女参政制度等),走在了世界妇女解放的前列。但是在此之后,西方女权主义者则更多持一种批评立场,更愿意去发掘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更让学界关注。

    在罗丽莎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复制过程,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特产,而更应该被当作是一份“延迟的想象”,发掘、清理与重新定位这些裂口与缝隙,无疑是一种冒险,它既意味着对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质疑与挑战,也意味着要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重新界定与命名自己的知识谱系。

    1984年9月,罗丽莎进入了杭州振福丝织厂,带着新鲜、惶惑与隔膜,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之旅。她的目的是想要描述振福丝织厂三代女工性别观念的构成、表现、来源及影响。伴随着女工们讲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当时中国流行的小说或青年杂志中的婚恋描写,以及作者颇有现场感的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女性的生存景观如同画轴一样徐徐展开:

    对解放前进入工厂的女工来说,并不是“劳动”而是国家赋予“劳动”的意识形态内涵,改变妇女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从解放前搁置在男人们凝视目光下的羞耻的劳动,到被国家赋予“光荣”的阶级身份感的劳动,妇女们通过对劳动的僭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性别主体形象。

    对于经历了“文革”十年步入中年的女工而言,那个历史阶段与其说是一种狂热的乌托邦教育,还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观念与实践的教育。通过对权威的模仿或疏离,妇女们找到了凸现这一代群性别身份的有效符码。

    如果说对前两代女工性别主体建构的论述相当别开生面的话;那么,对于“文革”后进场的女工的性别身份构成的描述,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震动了。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新时期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可以说是涵盖在“人性复归”的主题之下的。而“人性复归”作为新时期“现代性”话语的逻辑起点,似乎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让我们相信,人类拥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这种人性是自然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加以压抑或遏制。基于这样的前提,女工们越来越迷恋于自己的“妻子”或“母亲”角色,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符合“现代性”要求并且反思极左政治的一种举动。当罗丽莎细致地梳理出这一“自然化”的女性进程背后甚至隐藏着某种权力的一种鼓励,也有着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自觉认同的时候,可以发现,罗丽莎的思路已经超越了就80年代谈80年代的简单做法,而拥有对90年代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实洞察的敏感与尖锐了。

    当21世纪的我们带着些许怀旧和迷恋回望所谓轰轰烈烈的80年代的时候,是否也能带着罗丽莎式的敏感与尖锐?

    文章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