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让·雷米在法国文化界绝对是个人物,他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法兰西科学院罗马分院院长,并在法国文化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要职。作为作家,雷米著作等身,出版了50多部小说,获得过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和勒诺多文学大奖,但这些都与我们引进和出版他的《情陷紫禁城》无关。

    2001年,当我接到这部被誉为“20世纪法国文学经典”的小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洋洋800多页,近50万字,现在还有多少中国读者能耐着性子读完?而且,我对外国人写中国的小说向来不感兴趣,就像中国人写外国的小说大多数只能骗骗中国人一样。但翻读这部厚厚的小说之后,我竟发现它并不那么沉重。小说的叙述方式非常轻松,读起来自然也就轻松,丝毫没有许多法国当代小说的那种晦涩和故作高深;小说的节奏非常明快,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语言也非常平实,不知不觉已经几十页过去。有的作家是凭技巧写作的,往往写得很苦,写得身心憔悴,让人读得也很苦,读得脑细胞损失惨重;而有的作家则是凭灵气写作,举重若轻,雷米显然属于后者。他的作品自然得似乎没了文体,流畅得没有雕琢的痕迹。没有痕迹是确实不曾雕琢。他写得如行云流水,大气磅礴,有时欲罢不能,只顾自己讲故事。当这样的作家是快乐的,我甚至想,雷米生来是当作家的料,否则,他不可能面临这么多事务,顶着这么多头衔还写能出这么多大部头的小说。

    在雷米众多的头衔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外交官身份。他曾长期驻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写出了《德国城堡》、《托斯卡纳》、《伦敦》、《新英国的红色坟墓》。30多年前,他也曾在法国驻香港和北京的外交机构任职,一住多年,是个著名的“中国通”,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现在,希拉克总统任命他为中法文化年法方组委会主席,并不是乱点鸳鸯谱。这几年,雷米先生把中国当作了他的家,经常来往于巴黎和北京之间,以至于法国文坛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要找雷米,去北京!”

    雷米对中国的了解不是浮光掠影的,这是我最终决定翻译和出版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他已沉在了中国,可以说,他的一部分生命已融化在这个文明古国,他对紫禁城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北京的旧胡同和四合院如数家珍。他早年在北京工作时,正值局势动荡,他对中国的政治有过不解,对中国的前途有过担忧,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这个民族失去信心,因为他深信中国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具有如此伟大的文明,也一定能战胜时代的悲剧。他就像书中的西蒙,把自己当作了中国人,当他被迫离开北京时,他犹如五雷轰顶,似乎天塌下来一样;他又像考古队员亨利—埃姆,在大漠中触摸这个文明古国的脉搏。但他更像法国诗人谢阁兰,那是他的偶像,另一个中国通,中国迷,在书中无处不在,指引他融合东西方文化,来建造人类的精神之碑。

    《情陷紫禁城》写于1971年,出版后即轰动法国,引起“中国热”,但它并没有只写中国,而是把中国作为小说的大背景,让那些在政坛、战场、情场和商场厮杀累了的西方人在紫禁城的光照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小说描写了100多个人物,有外交官、哲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医生、诗人、杀手、特务、牧师、画家、无赖等,清宫秘史、西域传奇、二战风云、北非战争、英伦迷雾、巴黎风情尽收其中,被法国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巴尔扎克式的作品,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人间喜剧”。和雷米的许多小说一样,爱情在《情陷紫禁城》中也占了很大的篇幅,跨国界、跨年龄的爱情给这部具有较强政治历史的色彩小说蒙上了一层玫瑰色,文化冲突、伦理冲突和感情冲突在一对对恋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雷米在法国文坛有“爱情大师”称,他不但懂得爱情,渴望爱情,更善于表达和表现爱情。前不久,年近七旬的老作家又推出了一部新小说,写的还是中国——《北京的小屋》。如果说,《情陷紫禁城》中的西蒙仅仅有一点作者的影子而更多是作者的理想,《北京的小屋》中的那位法国小说家、龚古尔奖获得者无疑是作者的化身,他回到阔别30多年的北京,给北大的中国学生上课,在回忆中重新演绎昔日的爱情故事,雷米在书中的文笔仍像30多年前那么抒情、多情和深情。

    中华读书报  2004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