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素的《中国问题》(1922)是一部名著,姚小平教授从现代角度对罗素关于汉语、儒学和科考等三个方面的论述做了富于启发性的解读。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曾在1920年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等地讲学9个月,回国后在英国报刊发表关于中国及远东的评论,《中国问题》即为这些评论的结集。姚小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语言学专家。“解读”篇幅较长,现安排两期刊发。

    1920年10月中,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绕道西伯利亚抵达中国,在北京大学访学,直至次年7月。此前他访问过前苏联,著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0)。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满于金融资本控制下的西方文明;他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战期间曾因反战而遭到监禁,以至被逐出剑桥讲坛。但他并不欣赏俄国发生的一切,1920年夏,当他跋涉于伏尔加河畔,向着东方智慧的国度进发时,他说,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疑惑,期盼早日踏上中国,以“寻找新的希望”。可是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第一贫弱大国,能让他看到解救西方“工业主义”的希望,觅得医治世界性“强迫劳动”的良方么?在中国,他一边接触社会,熟悉各界生活,一边阅读有关文献,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经过一番观察、体验、比较,他把所思所得写成一本书,于1922年出版,这本书就是The Problem of China(《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

    罗素眼见的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一大堆;中国的存亡系乎一时,而去从则难以卜知。这些他在书里都谈到了。如果他只限于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时隔80年,《中国问题》到今天大概就只有研究民国史的人才会去找来看。可是我们现在读这本书,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仍值得玩味;凡是关心中西文化异同的人,都会有兴趣于这本书,因为那里面涉及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一些东西。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中译本1页-2页)。这么说,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愿意接受任何社会制度,并且是无条件的接受。这个说法让我感到意外,因为,第一,前面说过,罗素并不喜欢苏式社会主义,他甚至劝中国人不要跟从苏联的榜样,否则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第二,他是一个研究数理逻辑出身的哲学家,措辞恐怕不会那么绝对。我核查了原文,发现跟中译文有点出入。原文是:if these[cultural questions]could be solved,I would accept,with more less equanimity,any 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 which ministered to that end(p.10).这就对了,“with more or less equanimity”这个修饰语漏不得:不是任何政治经济制度他“都能接受”,而是“或多或少都能坦然接受”。另外,对这句话我们须注意它的虚拟语气。罗素是说,假如文化问题能够解决,他愿意如何如何,而实际上文化问题在他看来要比政治经济问题繁复得多,靠一两代人解决不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罗素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他写《中国问题》,虽说大半篇幅用于讲评时政,主旨则在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短长,以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可能,而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只是他展开论述的外部场景。今日的中国面貌一新,所处的场景也已绝然不同。罗素当年提出的文化问题,解决得怎样了?读着《中国问题》,我不禁想,假若他还在世,再访中国,他或许会高兴地看到: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有的问题已经缓和,并且有望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棘手,其解决尚须时日。至于他最为憧憬的大结局,即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虽有种种牵制因素,但世界诸文化终将求同存异,融为一体。

    罗素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有3个显著特征,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的:

    1)“使用表意符号来书写,而不是用拼音文字”;

    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

    3)“执掌政事的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

    在20世纪初西方语言文化大举进军中国之时,这三个特征便尤其突显,构成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大文化问题,即:文字问题,儒学问题,科考问题。

    一、文字问题

    任何一个初识中国的西洋人,首先注意到的中国文化特征必定是汉字,罗素也不例外。罗素说,汉字是一种使用表意符号的文字。“表意文字”是汉字最普通、最常见的定义,一般人都知道。再进一步,他说,汉字是一种“[标记]整个词的符号”,这个定义源自明末利玛窦等来华教士,后来成为西方学界的通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就陌生一些。宽泛地讲,这样说并不错,因为如果追溯到上古,绝大多数汉字所记录的正是单音节的词,拆开之后没有意义的联绵字是少数。语言学上,称西洋文字为“音素文字”,日文假名为“音节文字”,汉字为“词符文字”(logography)或“语素文字”。罗素所谓“整个词的符号”,指的就是“词符文字”。

    汉字为什么会那么特别?为什么它能够延续千年,不向拼音文字过渡?罗素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汉语口语是单音节的,没有形态变化,而同音词却极多”。后两点他说对了,汉语事实如此:缺乏形态变化;同音异义现象很丰富。但是第一点他却说错了,至少是把话说反了:写出来的汉语呈现为一个个独立的字符,而既然每个汉字只记一个音节,汉语书面语看起来便具有单音节的性质。可是说出来的汉语却不能认为是单音节的,比如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Jīntiān qù chāoshì mǎi miànbāo”(今天去超市买面包),一句话5个词,3个是双音节的。可见汉语口语并不具单音节性。

    除此之外,罗素对中文性质的认识大抵是准确的。他又从正反两面分析了汉字,认为其缺陷在于:

    ●字符繁难,数量众多,识读、书写都很困难,不像西文二十几个字母那样容易掌握;

    ●字典、案卷、目录等等不易排序,更无法使用新式的莱诺排铸机;

    ●无法准确记音,不便表达外来词,特别是专名和科技术语。

    今天看来,第三点不是大问题。对外来词,无论来自哪个领域,汉语总有办法处理:或音译、或意译,或者连音带意一起译(如“可口可乐”);甚至可以把西文直接搬过来,如WTO之类。有人说,这有损汉语的纯洁,其实,这类现象就像一大桌中餐加了一小盘西点,不但不伤大雅,还能添点趣味。罗素又拿他自己的姓氏做例子:如果用拼音,那很简单,Russell就是Lo-Su,而用汉字来记音的话,就记不准。这是很自然的。关键不是汉字记不准音,而是两种语音系统有差异;即使用汉语拼音,也很难把西语的发音记准确。反过来也一样,用英文字母记录汉语词,无论怎样都记不准。除非用国际音标。可是国际音标又有几人能识?

    第二点确是难题,但并非无法解决。分开来看,按音序编排、检索字词的问题,只须创制一套拼音字母就能克服。而这样的拼音字母,从利玛窦、金尼阁等教士草拟方案,经英人威妥玛斟酌改进,中国学人积极响应,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制定出实用易学、便于推广的新体系,虽然步履艰辛,极费周折,最终还是成功了,成为与中文相匹配的有用工具。至于打字、排版,主要是技术问题。1884年德裔美国人麦根塔勒(Ottmar Mergenthaler)发明整行排铸法,以及世界第一台机械排字机——莱诺排铸机(1886年《纽约论坛报》始用),曾使西文排印技术大大领先于中文。但这种技术本身也只能领先一时,后来照相排版术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机问世后,中文输入法的革新以及激光照排的广泛使用,大大缩短了中西文字的差距。罗素当年的论断,显然过于悲观了。

    唯有第一点,才真正是汉字的问题所在。因为不管怎样简化、怎样改进教法,不管拼音字母多么有用,汉字总归比西文难学。同样是学本国文字,要达到能读能写的目的,中国儿童比西方儿童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力气。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初等教育不易普及;而教育若不能普及,中国便难以跻身世界先进,民主的进程也会受阻。这正是让罗素和同时代的中国有识之士最为担忧的事情。仅此一点,就让罗素觉得中国人必须进行文字改革,采用表音文字。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文的实际出发,这一思路颇有道理,也不无可行性。但如果脱离历史环境,将这一思路无限发挥、推至极端,势必导出废除汉字论,却又不可取。如今,文字改革已是往事,汉字与拼音兼容并存终成定局。事实是,一旦经济比较发达了,初等教育大抵普及了,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人们也就不会再去计较汉字的不足,而是更多地看到它的长处。无论西文中文、表音表意,一种文字系统若能延续5000年而依然生动,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满足文化需求的必要性。而这样的合理性、必要性,罗素也看到了:

    ●从古到今,汉语口语变化很大,而汉字形体基本不变,因此古典作品今人仍能读懂。

    ●中国方言众多,往往不能互通,而汉字则为各方言区通用;甚至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使用汉字,用于书面交流。

    ●汉字的这种超时代、跨地域的功能,使中国文化得以保持稳固统一,并且沿承至今。

    罗素认为,这是表音文字做不到的,也是汉字优于表音文字之处,而汉字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好处,正是因为它能表达概念;其实西文也采纳了类似汉字的表意符号,那就是阿拉伯数字,比如把“一九二二(年)”记为“1922”,虽然各种语言读音不同,写法、意思却是一样的,这样就便于通行和交际。罗素的这一类比,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须知汉字远不都是表意符号,况且一字一义的情况在汉字里面也很少见。无论如何,罗素对汉字既看缺陷又见优点,比起同时代或激进或保守的各种说法,其持论更为公允。对于中国的前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全盘西化。在文字问题上也一样,他虽然支持拼音文字运动,但并不主张摈弃汉字。他引用了一位李姓留美生的论述,赞同其关于汉字与中国文化密切关联的说法,只是对作者过浓的“爱国”情调不以为然。那段引文指点东西,雄辩激昂,所代表的汉字优越论至今仍有余响(26页-27页):

    ……坦率地说,使用字母文字的文化有一个严重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稳固性。居住在这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正是那些最最反复无常的民族。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历史上一再发生。例如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其文化都是由盛转衰。古代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基本上也使用字母文字,他们的文明也同希腊、罗马一样缺乏稳固性。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字母语言具有过度的流动性,因此不能作为适宜的工具来保存任何坚实可靠的思想。这些民族的知识内容有如奔涌的瀑布而非浩瀚的海洋;其思想之丰富虽无他人可比,而放弃有价值的观念,其速度之快却也令他人望尘莫及。……从任何意义上讲,汉语与字母系统都是对立的。它没有字母语言的多种便利,但是它体现着简朴、终极的真理,不为狂风暴雨摧残,不受艰难时日侵袭,保护中华文明长达4000余年。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

    从语言学上看,这段话的问题在于:把语言跟文字混同了起来;把思维定势归因于语言文字特性;把语言文字跟文化的关联绝对化了。就其发生的理据、深在的运作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语言文字与思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但这样一种说法太过抽象,容易导致片面的结论。在这里,我想我们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的知识,而只须用普通的眼光,凭常识来判断,就会对“字母语言”不适合保存思想,只有中文才体现了终极真理的论点产生怀疑。弘扬本族文化,赞美母语文字,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在对比文化、评判优劣的时候,持说不可不慎。对异族语言文化多看优点,对本族语言文化多思缺陷,才是一个文明民族应有的气度。(未完,待续)

    中华读书报  200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