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西方来,日本的汉学研究有些特殊。因为日本人采用汉字,日本学者有许多与中国学者一样能用汉文写作,既能赋诗,亦能著文。所以我以为研究汉文在日本的传播史与学习史或研究史应该与汉学史的研究分开来。前者一般称为汉文学史(要读作“汉文-学史”,而不是“汉-文学史”),后者则应与其他国家的汉学一样对待。

    李庆这部《日本汉学史》正是对近代日本汉学史的全盘研究,主要以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汉学为重点。在这之前也有涉猎,但只是提纲挈领,而于明治以后,则尽量详细论述,不厌其烦。所以这部著作计划要写五卷之多,现在出版的只是第一卷,只是讲日本近代汉学的起源与确立。这一卷的特点是材料详尽,读者尽可以将其当成工具书来使用,举凡日本近代汉学上的重要人物及其著述,在这里都要涉及到,重要人物则加以详细介绍。而且该书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就是以重要汉学家为主线来展开的。说本书可以作为工具书来使用,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因为近年来不少著作不但论点拾人牙慧,甚而空洞无物,即材料亦是信手拼凑,毫无新意,连做工具的资格也没有。李庆在日本任教十多年,几乎日日浸淫于日文原始资料之中,所以此书材料方面的详尽不是没有来由的。

    不但材料详尽,这本《日本汉学史》还试图解决日本汉学的来源,日本汉学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以及日本汉学与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关系。其中如对“尧舜抹杀论”的论争就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不但从自己的角度研究汉学,而且接受西方诸如专门史一类的新概念,来编写中国的学术史,例如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日本人就先于中国人本身。这一特点在本书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因为作者将日本汉学看成是世界汉学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时期都简要地提及同期西方汉学的主要成就,以资比较,让人看出日本汉学的特点来。

    但是正如日本谚语所说:猴子也会从树上掉下来。本书也有一些避免不了的疏漏,例如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在说到中日文化的交往时,提到了《大河内文书》,说这个文书“主要是大河内辉声和清朝驻日本公使馆有关人员的笔谈记录”。但其实这个文书相当大部分的内容是一位叫做王漆园的中国士人与其雇主日本贵族大河内辉声之间的书信往来,由于这些书信表现了人性不光彩的一面,所以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介绍《大河内文书》时与人为善,不提这些信件,如果光看实藤所编的书,是不能知其全貌的。这些文书的绝大部分原件至今还保存在早稻田大学在大东文化大学的图书馆里,如果作者浏览一下,本会有更深入的介绍。另外,由于西方汉学史不是作者的行当,所以在叙述西方汉学家的成就时,难免有些错误,如讲到利玛窦有手抄的《中意葡字典》,应是《葡汉字典》之误。又如《对华商务指南》不是马礼逊所作,而是他的儿子马儒翰所著。

    另外,在年代的划分上也有点混乱。如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标题是十九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概况,这一节从十三世纪西方人的汉学著作说起直到麦都思1840年出版的书都包括在内。实际上十九世纪基督教新教入华以后的著作与此前的汉学家著作明显是两个阶段的作品,不应混为一谈。与此相应,日本汉学的分期也有些交叉或重叠,如第二编第四章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中国研究概况,但第一编第五章则有明治初期日本的中国研究概况,这样就似乎把明治初期与十九世纪后期对立起来了。

    但瑕不掩瑜,李庆这部《日本汉学史》不但是值得一读的新书,而且是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只要想了解日本汉学的发展,就一定要参考它。

    (《日本汉学史》 李庆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

    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