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罗姆(ThomasAllom,1804-1872),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英国人,所画的中国风景却成了西方最早,也最有名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图画本教科书。而今,阿罗姆的画又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国内出版界、史学界的关注。《记忆版图》(林育德著岳麓书社2003年1月版)中选了三十幅阿罗姆的画,作为历史研究与文化漫笔的依托。《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则以精美的大开本形式,将一百二十余幅阿罗姆的作品以及大量其他外国画家的同类作品公诸同好。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阿罗姆其人其画,我们特请李天纲先生撰文介绍。他让我们看到了反映图像阅读与历史研究关系的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

    “后现代”批评家们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阅读时代,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开始退居二线,濒临淘汰。对此,坚守文字传统的作家和学者则颇有微词,很不甘心。其实,这样的命题还是不争论为好。道理不证自明,很少有人会相信,孔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可以用连环画来完成。人类许多最基本的概念和观念,一定要通过文字才能辨析清楚。然而,在文化普及过程中,雕塑、绘画、照相、电影、电视、卡通等具像作品,肯定要比艰涩文字更具魅力,传播更便捷。“图胜于文”,古今一然。早在明末,《金瓶梅》的绣像集,就比本书更加地不胫而走。还有,中国人的文化观念,许多是通过家中堂屋画栋雕梁上的故事传奇习得的,比私塾里“四书五经”传授的还要多。图像和文字,各有功能,不可替代,这甚至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的编辑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纂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为了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的风气。欧美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像,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Allom,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阿罗姆的版画里,蕴藏着明清帝国的历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华盛世,从收在画册里的一百二十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建人,画得一手好风景。他收集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画作,把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原画,再创作为自己风格的水彩画。他的画作,配上了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1843年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Jackson,LateFisher,SonandCo.London)制成铜版画出版。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长城和运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实在不记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亚历山大到中国访问之前,是不是有中国的山水画家画过“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大民族象征,还是外国人帮我们画了下来,宣传出去。当他们在欧洲大惊小怪地称道“世界第八奇迹”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一座接一座地拆毁着自己的城墙,一次接一次地扒开运河。最后,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人口口声声的“运河”、“长城”,最终让国人认识到断壁残垣乃是“国之瑰宝”。中华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确立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的自画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描述自己的文明,还必须借用欧洲人的描绘。我从不认为外来者的这份先见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义”的倨傲。这完全是在中国人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先走向中国的状况下自然形成的。外来者一定要来看,一定会有发现。他们有独到的眼光,但无所谓歧视和歪曲。相反,阿罗姆画作中的中国,是广角镜里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国。虽然中国刚刚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但阿罗姆画册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丑陋国度。战后,英国人还在继续十八、十九世纪赞美中国文化的风气。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带着画师亚历山大到访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表面光鲜,内里爬满虱子的“康乾盛世”的尾巴,并将自己的见闻记在日记中。但是,花掉国王大量钱财,却空手而归的使臣们,在报告和画作里甚至不敢暴露在长城内外、运河沿线看到的混乱和贫困。因为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做是遍地白银,人人绸缎,天天看戏的国度。英国商人都在等着和中国通商,说中国的坏话,岂非得罪舆论。

    画册中还是有一些中国的负面形象,但也不是故意的丑化。嘉道时期,鸦片烟雾缭绕全中国,然而没有见过当时国人的“鸦片吸食图”。阿罗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写实笔调的广式鸦片烟馆图。现在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如获至宝,放在专著中,仔细考核。中国当代学者严重地忽视着图像中所包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张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龙塘家中,指着他收藏的阿罗姆的原画说:现在很少有人到杨柳青、桃花坞年画里查一查当年风俗,把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弄仔细些,结果屏幕上的清宫戏荒了腔,走了型。还有,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化”,谈论西方对东方的“妖魔化”,但很少有人去查一下,西方的“东方画家”到底在中国画了些什么?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帝国”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历史形象,无形无象,玄谈“历史”,如何可信?怎会有趣?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李天纲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联合出版

    文汇报2003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