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文学关系史上，较早对中国进行想象性描写的是18世纪法国作家托马-西蒙·格莱特（Thomas-Simon　Gueulette，1683-1766），其代表作是《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Les　Ad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chinois，1723）。得益于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史景迁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来北大讲学的提示和宋征时博士的协助，我前年在巴黎访学时才读到这部1723年问世的原版著作。《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是格莱特所构想的“东方传奇”之一，除这部两卷集的中国故事之外，他还有多卷集的《一千零一刻钟——鞑靼故事》（1712）、《古扎拉克苏丹后妃或苏醒男人的梦——蒙古故事》（1732）和《一千零一小时——秘鲁故事》（1759）问世，号称“四大传奇”，曾一版再版，是当时巴黎畅销的时尚读物。作者格莱特为18世纪巴黎大法官，曾任皇家事务律师，深得宫廷的信任，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一种终生不渝的喜好。他于1683年7月2日出生在巴黎一家富商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喜欢文学。12岁就迷恋意大利戏剧和18世纪一种时兴的滑稽短剧（pa—rade），30岁时套用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自由虚构，放浪想象，首次写就三卷集《一千零一刻钟——鞑靼故事》并刊行，取得成功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四大传奇”，深受贵族和市民读者的青睐，在巴黎名噪一时。他是个多产作家、多面手，不仅写故事、传奇，还创作多种喜剧、滑稽短剧，且自写自演，是意大利戏剧文学热心而勤勉的出色翻译家，发表了不少意大利戏剧译作。同时他又是拉伯雷、蒙田的崇拜者，是《巨人传》、蒙田随笔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为传播这两位人文主义文学大师旷世之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格莱特富有编织故事和想象的天赋，《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便是他提取东方素材，一任想象、巧妙编织的产物。他在这部书里所描写的“中国故事”，只不过是嵌入“中国框架”下的虚构传奇。相传甘南国（Gannan）国王（即书中所称的中国国王）通格卢克（Tongluck），嫔妃成群，却无中意的王后人选，遂遣船出海，从格鲁吉亚相邻的切而克斯国（Cirassie）运载大量美女供其遴选。但国王对西域选来的群芳亦不动心，单单相中航船收容过来的格鲁吉亚国（Georgie）落难公主居尔尚拉兹（Gulchenraz）。公主信奉伊斯兰教，忠于被推翻的父王和王室，她要中国皇帝先要为其惩处叛逆，雪亡国之恨，再要他尊奉伊斯兰教，力除中国偶像崇拜，方肯相许终身，结为良缘。通格卢克国王借助大臣冯皇的奇术，神奇般地飞往格鲁吉亚，铲除了篡位的暴君，恢复老王的王位，并发誓尊崇伊斯兰教风习，极力满足公主的要求。这样，通格卢克与居尔尚拉兹终成眷属，格鲁吉亚公主便成了中国皇后。婚后，中国新皇后邀来能施奇术的冯皇每晚来宫廷夕谈，听冯皇现身说法地讲述生命轮回、灵魂转世的种种奇遇，差不多每晚一个故事，连续46个晚上，组成了上下两卷集“中国故事”。中国皇后居尔尚拉兹听完宠臣冯皇最后一个故事，意外地发现他竟是皇后幼年遭海盗劫持的哥哥、格鲁吉亚王子，全书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

　　格莱特编撰的中国故事极其富有吸引力，即使当代读者，翻阅一下这部相距两个世纪之久的作品，听一听当年达官冯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神侃，伴随其所讲述的一次又一次奇遇，也会身历其境，仿佛和书中主人公一起神游整个世界：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广大地区，印度、波斯、中国、阿拉伯；从南亚到中亚、波斯湾；从非洲的埃及到欧洲的希腊，甚或远及西半球的加拿大……真是目击五洲风土，眼受四方景观，我们于是居身其间，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将帅大臣，到郎中优伶；从清真寺长老，到庙堂和尚，所有这一切风情和人物，都在格莱特那支出神入化的笔触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书中所述的“中国故事”也在他那腾飞的想象下，衍变为一部十足的“东方夕谈”，令人不能不惊叹他编写故事的才能。

　　在这部传奇味十足的“东方夕谈”中，谈到最多的是印度和波斯和中亚的故事，直接涉及到中国的，主要集中在第12至第17这六个晚上讲述的故事，只占全书内容十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而这些“中国故事”又差不多都出自作者的想象，与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事实上，作者对中国并不了解，他所提供的知识背景和描写方法，主要借自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和意大利作家卜迦丘《十日谈》等作品的参照，书中所写到的“中国”——甘南国，只是老挝、越南等印度支那地区，而非中国本土，在具体描写中，不仅内容离奇，还时不时地将中国皇帝和甘南国王与伊斯兰教国家君主通常的称谓“苏丹”混为一谈。可见，借中国以传奇，是作者追求的创作旨意，将“天方夜谭”、“东方传奇”套上“中国服装”，目的在于刺激18世纪西方读者的东方情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一个侧面表露出中西关系初始阶段西方作家描写中国、想象中国的特征，也真实地反映了18世纪西方读者对中国这遥远、神秘天国的一种新奇和期待的文化心理。格莱特的《中国故事集》符合18世纪法国读者这种普遍的阅读心理，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西方作家在与中国未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对中国未获得实际性的了解之前，总是将之视为“天外的版舆”，不惜要设想出种种怪戏，借中国题材，编织新的传奇，这似乎成了他们想象中国、描写中国的套路。而西方作家对中国任何想象所构筑的“他者”形象，总是“自我”的某种投影，是返观他们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格莱特所创造的这部中国传奇也不例外。作者在这部虚构的中国故事里，调动自己所拥有的西方知识和东方奇闻，放任想象，杜撰了中国皇帝和异国公主“跨国之恋”的趣闻，通过这个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奇缘佳遇”的想象性描写，辅之以达官冯皇种种奇遇的大肆渲染，极力颂扬中国皇帝的仁政、美德，书中写这位尊奉佛教教义的中国君主对政敌和异教徒的宽容、仁慈，写他对情感和美德的崇尚，写中国新皇后知恩相报、对人性尊严的追求，以及她对爱、责任与信义的尊奉，无一不是法兰西文学人文主义理想的一种体现，折射着法国文化传统精神和作者自我的欲望与风格：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快乐无忧的调子，曲折离奇的情节，讲述一个又一个为世人鲜知的东方和中国奇闻，不求传世，只图自乐、娱人。据此，作者在其中竭尽可能地保留他所描写、所想象国度的习俗，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缺点总是受到惩罚，美德总是得到回报，最严肃的人有时也会参与粗俗之士的娱乐，完美的睿智也能与正当、愉快的乐趣结合在一起”。这便是格莱特“中国故事”的寓意和追求。它是18世纪法国作家采撷东方题材、编写“中国故事”的先驱之作，是18世纪中叶法国和欧洲“东方热”、“中国热”历史大潮涌流之前的一朵浪花，典型地表现了西方作家走进中国前，描写中国、想象中国的幻化特质。

　　在东西交流和认知日趋真实、亲密的新世纪，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涌中的这朵浪花，已成历史的陈迹，名重一时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也为世人所遗忘。然而，它毕竟是东西两大文明主潮交融、碰撞激起的一星浪花，承载着中西相交之初西人想象中国的一种历史记忆，因而也为20世纪学界所研读，成为今人认识昨天的一种历史文本，这便是我们乐意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的理由所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11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