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在德国诞生了一种新的德文汉学杂志，名之为《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三十二开本，一年两期，上下半年各一期，而今历经十一个寒暑，出了二十二期。主编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副主编是章穗子（Suizi Zhang－Kubin），他们是夫妻。该杂志是以中国思想史为对象，探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从过去过渡到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创意，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亦在视野之内，远近东西，兼而顾之。有些西方学者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坚持欧洲中心论，而《袖珍汉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将中国文化看成是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种，多峰并峙，数水分流，中国文化是其中的一峰一水。它要从中国文化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不搞比附，不搞生拉硬扯的比较。

该杂志虽名为“袖珍”，可其涉及面很广，中国的宗教、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无不是其研究的对象；所刊登文本的体裁也多样化：有煌煌论文，也有似信手拈来、读来清新可喜的杂感随笔；有披露心迹的日记，也有抒情说理的诗歌；有“唇枪舌剑”，闪耀着思想火花，“斗智”式的访谈，也有具有代表性，有着深刻寓意的小说。

《袖珍汉学》立足汉学界，但要冲出汉学界。汉学界太狭小，不能让汉学停留在这一狭小的范围中，仅成为把玩的对象和饭后的谈资。

它要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使其走向各类学者和专家，使其走向这里的哲学界，神学界，文学界……亦即走向这里的文化界，使汉学在西方的文化殿堂之内占有一席之地。

《袖珍汉学》大致有如下栏目：每期有一中心议题，围绕其间先有一两篇重头文章，继而“异国情调研究”（Exo－tismus），“民国时代的文学”也专辟一栏，其他尚有“外国人看中国”，“思想与暴力”，“人物访谈”，“文摘”等基本栏目。每期的栏目不尽相同，根据内容有所增减。每个栏目都办得有声有色，富有生气。撰稿者不拘一格，既有著名的学者，也有名气不那么响的新人。稿件也不拘一格，重要的是要有深度，有创意，有新意，能引起讨论。

在这里可读到有关苏东坡、郁达夫、茅盾等人的长篇论文，也有对王蒙、王安忆、张洁、张抗抗、贾平凹、顾城、莫言、残雪、杨炼等人的介绍，见解独到，使人感到这些“老外”的研究真有些出奇制胜。译载的梅志关于胡风的一篇文章大概使西方读者第一次了解到胡风其人和胡风冤案始末。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的诡辩那篇文章洋洋洒洒，不下万言，其副标题为《玩笑乎，嘲讽乎，抑或更具深意？》和中国人的切入角度大异其趣，但也言之成理，读之使人兴味盎然。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以诗著称于世，可这里对其哲学杂感随笔却分析得头头是道，使其哲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有关中国道释儒的文章颇有些篇幅，都是力图从中发掘出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来，在这里不都一一列举了。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在该杂志中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头版头条，“荣登榜首”，像《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关于“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这样的文章，读来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对中国学者的访谈录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栏目，一问一答，语带机锋，似两位导游带你遨游于中国文化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到百花争艳的中国文化的“色、香、味”来。在名为《胸中之竹》的访谈中，人们得知，中国传统美学不是以美为其出发点，而是以意象为纲，纲举目张，从而可以把握其整个范畴的网络。何谓意象？被访者说，“意象”是情和景的内在统一，是意念和真实的内在统一，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内在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内部有意蕴的感性世界。并举出郑板桥（1693－1765）观看朝日下的竹子，竹影摇曳，烟光笼罩，露气弥漫，胸中即产生画意。然而郑板桥说：“其实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也。”眼中之竹即物象，胸中之竹即意象，是情与景的融合。短短的几句使人对中国传统美学有种豁然开朗之感。有位著名的中国诗人喜欢谈“我”，访谈中穗子女士便单刀直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诗人的这个“我”又往往和“我们”搅在一起。他说最初是“自然的我”，而和天地风云、花草虫鱼融为一体的“我们”；继而是“文化的我”，和精神上相通的“我们”合为一个整体；然后是“反文化的我”，一如贾宝玉走出贾府，而和癞头和尚疯跛道士为伍组成了“我们”。最后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而进入“无我”之境。

用这四个阶段的“我”来解释他这四个时期的诗作倒也颇为相宜，但显然这里的“我”和西方那种独行客式的“自我”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依托看来还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古典哲学颇有研究，在访谈中他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最原始的起点是“观”，它来源于形成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易的符号系统和占卜方法背后的思维方式。周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观”的过程，内外、上下、左右、前后、正反地进行观察，由此产生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消解融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周易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周易是儒学和道学的共同的源头，两者都追求“道”。然而儒家的“道”和道家的“道”又有不同：对于后者来说，“道”是一个过程，一种力量，一个整体。

所谓过程是产生万物的宇宙自然运行的过程；所谓力量是一种相互交换的能成能毁、能有能无的力量；所谓整体是一个包含人们所见所闻、所未见所未闻的事物，在时空上没有限制的展开性、活动性的整体。道家之“道”是不可言传之“道”，是超越了语言限制之“道”。而儒家的“道”则有人道和天道两个层次：人道有从人到仁，从人道到仁道的延伸，而天道是人道和仁道的基础。人道是指个人修德修性达到人事和谐并实现美好人世的能力、方法和道路。德性与环境的和谐就是“仁”，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推己及人也就是“仁”。天道就是自然界的现象、规律、过程和道路，它和人道相照映，各自都要达到和谐，两者之间也要和谐。在这里我们所领受到的乃是中国文化的原动性，是从中国文化来研究中国文化。

苦心经营的结果，使《袖珍汉学》冲出了汉学界，订阅的远远不只是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汉字不识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有的文章被转载，有的撰稿的中国学者被请到德国作学术报告。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威力。《袖珍汉学》在瑞士、奥地利、法国、荷兰、捷克……在北欧诸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在世界各大图书馆都有馆藏。中国文化乘着《袖珍汉学》的翅膀飞向世界。

可是这样的一种汉学杂志为何要冠以“袖珍”二字呢？这和卫礼贤有关。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本是德国人，却孜孜不倦钻研中国经典，并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翻译了《论语》、《易经》、《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中庸》、《大学》、《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孝经》、《礼记》以及《中国童话》、《中国诗选》等。卫礼贤被视为德国汉学的祖师，顾彬先生对其非常尊崇。卫于1928年曾创办名为《汉学》的杂志，然而天不假年，《汉学》诞生后不到两载，卫礼贤便溘然长逝。为继承遗志，重振汉学当年的雄风，顾彬决计再办汉学杂志。然而面对一代大师的汉学杂志，他便不由自主地在其前面加上了“袖珍”二字。另外Minima也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理论家阿多诺（Th.Adorno，1903－1969）的《Minimamoralia》（1951），在这里Minima一词只能译成小谈或漫谈（道德）了。阿多诺也是顾彬所敬仰的人物。最后，顾彬先生和穗子女士都不想把架式摆大了，只是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以小来见大；杂志开面小，可以袖珍，随身携带，方便读者。

顾彬和穗子都有教学任务，顾彬教授还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还兼任另一亚洲文化杂志《东方》的主编，他们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看，小的不到三岁，两人每天都像打仗一般，要为他们共同的第三个“孩子”《袖珍汉学》腾出更多的时间，倾注更多的精力。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购买订阅了大量的中文书籍报刊。杂志就有五十几种，每年光为此就付出三千多马克。没有这些报刊杂志，文摘这一栏目就不可能迅速、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学术界的动态。他们家可说已经信息爆炸了：四个房间的四周的书架上满荡荡地排列着书，走廊里也是书籍报刊，报刊冲出了家门，摆满了楼梯口；顾彬教授的办公室里也放满了他的藏书。在德国学者中，他们夫妻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

来源：http://www.zisi.net/htm/ztzl/hwzgx/2005-12-23-346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