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3日由中心主办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学者二十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寅副院长、中心理事长汝信出席会议并作发言。此次会议也得到了媒体各界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7年1月13日至14日,由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评述”国际研讨会在我院召开。我院副院长武寅出席会议并致辞,她强调,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是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反映,同时.它的研究成果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及时了解和追踪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动向,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创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贡献力量,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汝信主持会议并致闭幕词。我院学部委员、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黄长著在会上发言。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顾问、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致书面发言。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中国学专家,以及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30余人,就当代国外中国学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一势进行了研讨。

    武寅指出,早期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作“汉学”,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进入20世纪,这一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展。如今的国外中国学已经成为汇集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中国学专家摆脱了冷战的阴影,比较客观地研究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不足,一些学者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巳经开始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发展。2003年我院成立了院级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恢复我院传统的学科优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希望这也是该中心今后进一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开端。

    武寅强调,此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与会的国外来宾均来自亚洲。这与以往我国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比较侧重于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会议范围,是因为中国位于亚洲,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方面较之西方更为接近,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而亚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比西方学者更为优越的条件。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我院国外与中国学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关心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建立更亲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建设。

    与会的国内学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沿革和发展现状、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学研究的贡献、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亚洲各国的重要作用等问题。国外学者则分别从各自国家研究中国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中外学者还就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第7期)

    “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评述”会议论文选登

    (中)武寅:大会致辞

    (中)黄长著:国外中国学与亚洲中国学(基调发言)

    (中)何培忠: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浅析

    (越)杜进森、冯氏惠: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中国学研究评述

    (中)朱政惠:近20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

    (新)黄朝翰、赖洪毅:东南亚的当代中国学研究:新加坡个案

    (日)田仲一成:20世纪中国戏曲学研究评述:献疑于民俗学禁忌的迷失

    (中)周 宁: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中)张西平:中国天主教史与传教士汉学研究

    (中国台湾)石之瑜:西方不在西边:非东方主义式的中日自我认识

    (中)严绍璗:20世纪日本中国研究的成就与问题点

    (韩)朴宰雨:韩国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与课题

    (日)毛里和子:从整体结构来理解新阶段的中日关系

    (中)步平:对中日历史问题基本状况的分析

    (中)阎纯德:关于亚洲汉学及其研究

    (越)陈黎宝:河内大学中国研究所的中国研究

    (中)罗燕明:90年代以来海外延安研究述评

    (韩)李周炯: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现况与未来发展

    (印)布里杰 莫汉: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正在变化的范式

    “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评述”会议致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武寅

    尊敬的主席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评述”国际研讨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代表中,不仅有来自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知名学者,还有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中国学专家。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各位会议代表,尤其是向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你们参加和支持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早期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作“汉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科学学科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展。如今的国外中国学已经成为一个汇集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均成为国外中国学家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条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人员的的汉语水平和利用中文第一手资料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外中国学家摆脱了冷战的阴影,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不足,一些学者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是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反映,同时,它的研究成果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及时了解和追踪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动向,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当时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文献信息中心的前身——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并出版了一系列、也是国内最早的反映世界各国中国学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我院成立了院级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种学术活动,在完成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的同时,先后建成了“国外中国学家学者数据库”、“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和“国外中国学著作论文题录数据库”,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恢复我院传统的学科优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希望,这也是该中心今后进一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开端。

     我注意到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与会的国外来宾均来自亚洲。这与以往我国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比较侧重于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我想,国外中国学中心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会议范围,是因为中国位处亚洲,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方面较之西方更为接近,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和密切,而亚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比西方学者更为优越的条件。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关心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建立更亲密的合作关系,虚心地向国内外的同行们学习,共同推进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建设,共同为创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最后,我真诚地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谢谢!

    国外中国学与亚洲中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长著

    尊敬的会议主席汝信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早上好!

    今天,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与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国内兄弟单位的学者及亚洲地区有关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推进亚洲中国学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大,会期也不长,带有尝试的性质。但是一件事情的开始总是很重要的。有了开始,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以后能够一步步把我们的讨论和研究引向深入。况且,规模小有小的好处,便于讨论问题。因此,我希望我们的这次研讨会是亚洲学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一次很好的开端。

    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最早的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传教士的布道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传输给中国民众之前或在传教过程中,为了传教的方便,除了开展语言教学、向驻在国民众讲授他们的语言外,通常也要学习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其中有些人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便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把中国的学术文化介绍到西方。比如,三、四百年前西欧最早来到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等一大批耶稣会士都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并从事相关研究的西方人士的主体。还有一部分早期的西方学者,他们把中国视为“边鄙之地”(remote place) 和“未知的土地” (terra incognita), 完全是出于某种好奇心来认识、探究这块位于所谓远东的土地的。特别是百余年来,由于在中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文物,或是有些西方人士从中国盗运部分珍贵文物{如甘肃、新疆地区的文物}到他们的国家,这更是使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倍增。像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在世界对中国学术文化长达数百年的研究中,这可说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西方列强试图把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希望加强与中国的通商或交往,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派往中国大批外交人员、翻译人员和商人,他们中不少人后来也成了汉学家,甚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而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则往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国门打开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迎来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研究全方位的兴趣和空前的热情。

    国外对研究中国的贡献

    早期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习惯称为汉学研究(sinology)。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的基础极其深厚,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这些,自然首先就会成为外部世界认识、研究中国的兴趣领域。这些领域广泛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思想和思想史、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其他许多方面。

    早期的耶稣会士到中国,虽然目的是为了布道,为了向中国输入西方宗教教义,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方法。“西学”的传入和它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与当时中国的经世实学思潮一拍即合,对中国学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待到这些耶稣会士返回自己国家时,又将中国的经籍和思想(比如当时的宋明理学)介绍到西方,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布道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开启了东学西渐之门”。这种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成为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缘起。其后的200余年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西方的汉学研究也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演化......”(韩水仙:“从利玛窦到韦伯:走向东方学化的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对中国文物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情。比如敦煌学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考古、美术、边疆地理及历史、西域史、蒙古史等的研究,对古代金石及甲骨文的研究,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和对中国西北部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一直持久不衰,并取得了一系列得到中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成绩。但是这些研究的进展和成绩的取得,往往伴随着中国人民的伤痛,比如大批文物的流失,就可能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从古到今的国外中国研究中,东西方的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和研究成果(无论是翻译成果还是专著、论文还是资料汇编),不仅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而且为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也得到了中国同行的高度重视;他们的研究与中国同行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和互补的。如果要对国外中国学家们的贡献开列出一个名单来的话,那么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很长。下面我们将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各选择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做一简要分析:

    1.高本汉(K.B.J.Karlgren,1889~1978)。高本汉虽是一位瑞典学者,但却倾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学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他在汉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多达百部,影响巨大。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辞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高本汉学术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他对上古音的构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很高评价,承认他的开创性贡献。他在历代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建甚多。对世界、特别是西方汉学和中国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中外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常常引述他的著作。我国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音韵学著作,不论申诉他的意见还是改正他的意见,都离不开他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卷》,p.93)

     2.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李氏是英国学者,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共二十八分册)的主稿人。该书总计两千多万字,纵论从中国古代到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卷帙浩繁,历时三十多年方告全部完成。李约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任英国政府驻华科学文化代表四年,了解到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的科学和工艺博大精深,绝不在当时的西欧之下,于是矢志著书,把中国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历史介绍到西方。该书史料丰富,旁征博引,用中外比较的方法,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和文明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改变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科技的偏见及误解,为西方世界正确认识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启了一扇窗户。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曾经著文指出,李约瑟等“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转变,即从第二次大战以前的个人涉猎、汲古拾奇转变为系统的、各有所专的翻译与论述。我想,与其称这种新的研究为‘汉学’,不如称它为‘中国学’更为恰当 。”(《许国璋论语言》,外研社,1991,p.264)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位知名国外中国研究学者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有不少卓有成就的外国学者,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语言学中,就可以列出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任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已故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在一次交谈中对我说:“文革”使我们中断了十年不读书,最近我陆续看了几本外国语言学家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著作,感到很吃惊。我们千万不能小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深入…..。李荣先生的话代表了许多同行专家的意见,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像马提索夫(J.A.Matisoff)、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antaro,1932~1987)、白保罗(Paul.K.Benedict)等外国语言学家对汉藏语言或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仍然是中国语言学家从事相关研究时的重要参考著作。他们的学术观点尽管并非每个都正确,但总体上他们的研究水平高、研究方法科学、学术思路开阔,有强烈的学术献身精神和严谨的学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亚洲各国的重要作用

    战后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中国的“文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被定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由于社会、经济取得全面、快速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因素更是带来了国外中国研究的空前繁荣。一方面,传统上通常局限于文史哲的那些汉学研究的领域,正在继续向纵深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另一方面,包括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在内的一大批新的领域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全方位的特点。传统的汉学研究已经难于涵盖当代国外中国研究的全部内容,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学已经应运而生。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学习汉语的人数大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机构、社团,以及用于研究中国的经费也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更加重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中国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大陆的学术期刊发表了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成百上千的论文;从社会科学院这样专门的研究机构到高等院校,建立了一大批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并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 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恢复和重建学术研究的活动中,国外中国学研究是学术界做出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努力之一。

    二十一世纪被许多人称为“亚洲的世纪”。不管这一提法是否有科学的根据,但至少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亚洲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亚洲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正日趋重要。亚洲各国有一批在中国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他(她)们在中国文学、语言、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中国佛教文化、对儒学的研究,在国外中国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亚洲各国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由于有较多的相互影响也具有了某些相似点,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中国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学者们首先要向我们的国外同事们虚心学习,加强中外学者和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来自不同单位的中国学者之间也要相互学习彼此的长处,共同努力,推进国外中国研究的新发展。

    中国正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走和平发展、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而建立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国际延伸。我很赞同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的一段论述:“现代西方的和我们固有传统怎样才能在走向现代中国的途路中融通无阻、化育新生,不能不成为有关怀的当代学人焦思渴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五四’一代学人为我们奠立了一个好传统,这就是融化新知而又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25日)愿中国学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 的桥梁,为推动人类共同的学术事业而奋斗!

    谢谢!

    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浅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何培忠

    众所周知, 20世纪80年代(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并随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新的研究中国的热潮。针对这一研究热潮的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1年组建了院A类重大课题组,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为题,对国外中国学的新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扫描,现在呈现在各位学者面前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就是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今天,国内外中国学专家齐聚一堂,我们愿就此机会向专家学者简要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聆听专家学者的批评意见。

    中国是文明古国,从其文化被外界所认识时起,国外就有了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因而,国外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追述得相当久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区域研究的出现,现代中国研究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被学界评价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显学”。

    当代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可分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美国中国学领域的观点对各国的中国学都有重大影响。

    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时期,国外中国学家分裂成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积极宣传新中国的新鲜事物,被称为“亲华派”;另一派对中国的事物采取怀疑、批评的态度,被称为“反华派”。两派的严重对立,既干扰了学术研究领域正常活动的进行,又阻滞了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简言之,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国外的中国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研究成果也很多,但从整体上看,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并造成了很多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阶段同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当代国外中国学获得全面发展,获得丰硕成果的阶段。

     1、客观性的增加

     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国外中国研究大大增加了客观性,这一变化可以说是国外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的中国研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都夹带着冷战的思维,用敌对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事物。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也常常出现主观臆断、猜测怀疑、隔靴搔痒、远离客观等偏颇。

     费正清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时设定中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西方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与变革,就是对这种“冲击”的“回应”。用“冲击-回应”模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学说被看做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研究上的反映。

     198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保罗?柯文(Paul.A.Cohen)在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反思了美国中国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观”带来的种种问题,并阐述了站在中国角度分析中国问题的“中国中心观”的观点。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了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时立场和结论的许多偏误。该理论不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推动作用,对美国其他领域的中国研究也有影响。但是,在冷战时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中国问题”的理想模式是很难在西方国家实行的,只有在冷战结束、中国也打开大门之后,国外的中国学家才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看到真实的中国,得出具备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成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在2003年爱知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希望研究中国就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21世纪的观点掌握新的中国形象”)。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其著作《中国学实况》(《生きた中国学》,1988)中也提出,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从单一角度出发,而应采用多种视角,中国是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国家。只有将这几点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从这些动向上可以看出,扭曲中国形象、不能客观对待中国事物的论点大大消退,客观分析中国、客观反映中国事物的风气逐渐形成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的一大变化。

     2、研究条件的改善

     国外中国研究领域客观性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条件有了彻底改变。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国外的中国学家很难接触到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中国公开发行的为数极为有限的几份报刊。日本中国研究所是战后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的研究所,他们自觉担负起了向日本介绍新中国情况的任务,但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人民日报》,研究人员也主要是依据《人民日报》报道的消息进行有限的课题研究。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学人研究中国问题时依循的路子只能是“在台湾学中文,在香港拿学位”。

     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人数猛增。在1979至2000年的21年间,中国接受的外国留学生多达39.7万人次。     在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聘请了外国专家70677人次,是1949至1978年30年间总和的52倍。

    1949至1979年之间,我国的出版事业中长期存在“内部发行”制度,将出版物人为地分为两种,公开的刊物可以出口国外,“内部发行”的刊物限定在国内。介绍中国现实情况的刊物,如调查报告、反映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等,均被限定为“内部发行”。这种制度,增加了国外学者了解现实中国的困难。改革开放以后。“内部发行”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书籍、报纸、杂志均公开发行,为国外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国外学者几乎可以同步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物和变化。

     从几乎没有到中国留学和在中国长期开展实地研究的机会到随时可以访问中国,从仅靠几份被允许出口的报纸到出版界的全面开放,可以直面浩如烟海的参考资料,从雾里看花般地观察中国到随时可以了解中国变化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之后国外中国学家在研究条件上的变化是巨大的。

     3、研究领域的扩展

     研究资料的丰富所带来的变化之一是研究领域的扩大。1945年以前,国外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限定在传统汉学的范围,以研究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方面的内容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区域研究的开展和现代中国研究的起步,中国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大,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等成了学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量接受国外留学生、学术资料全面开放,国外中国学得到了迅速扩展,几乎囊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有国外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正从历史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从传统的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的诸学科。而且,在这一转变中,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趋势,使国外的中国学充满了勃勃生机。

     4、研究成果的剧增

     研究资料的丰富和研究领域的扩展,使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也进入丰收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为3219余册,80年代增长到5100余册;90年代增长到7120余册;在2001至2005年的5年期间,就有4728种有关中国的书籍问世。

     另外,1964年到1990年的26年间,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每年出版8卷本,每卷收录的论文题目数量大体一致。1991年,扩展为10卷本,1993年又扩展到12卷本,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有关中国学论文在快速增加。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学术年鉴》(汝信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篇,2004年版)中,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收录的1717篇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题录和1431部著作的题录,这些论文和著作题录是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2003~2004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来的。从这些论文和著作题录中可以看到国外中国学界的发展动向。

     5、研究队伍的壮大

     中国热的形成,使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都纷纷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从而使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快速壮大,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一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在大学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中进行,属象牙塔内的研究领域,一般大众给予的关心不多。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崛起以及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提升,国外各界人士都在关心中国的发展,谈论中国问题,中国学大有突破校园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藩篱,向社会各界广为扩散,成为众人密切关注的“显学”趋势。

     研究队伍的壮大首先来自各国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在各国大力培养汉语人才的浪潮下,国外的中国学人才有了雄厚的基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国外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壮大,不仅是由于国外大学的大力培养和到中国留学的人数的增多,各界人士的踊跃加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再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有中国背景的人大量加入到国外的中国学研究队伍中。随着中国人到国外留学的人数猛增和滞留国外人数的增加,国外中国学研究队伍中有中国背景的人数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不过,学界通常认为,国外中国学是国外学者从及特定的视野和角度对中国事物的分析。从根本上说,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是国外学者“母体文化”观念的反映,     因而,这些出国滞留在外的中国人加入到研究中国的行列后,即便有研究成果问世,也不能算是国外的“中国学家”,其研究成果能否计入“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之列也大可值得商榷。此处提及出国留学人员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发生变化的背景加以介绍的。

     6、学科地位的上升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或曰是全方位的,若用最简单的方式描述这些变化,那就是中国学学科地位的变化。

     这里所说的学科地位的变化,不仅指在学术领域里中国学地位的提升,还指中国学在各国政府决策中地位的提升和各国政府对中国学重视程度的提升。即如今的中国学不仅从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物、哲学、文学、宗教、伦理等“小文化”走向研究包括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的全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文化”,从研究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的“地理中国”走向研究包括世界各国华人文化、华人聚居处地等的“文化中国”, 使中国学的研究更广泛深入、更有现实意义,以至于研究成果在主流学科刊物上频频亮相和受到重视。中国学的蓬勃发展还使该学科成为各国政府重视的对象,有了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直接服务、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尊重的地位。

     回顾当代国外中国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政治因素较强,左右着中国学的正常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政治因素开始后退,经济因素占据了上风。正如德国中国学家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指出的那样:“7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大都是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进行的。” 即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日益强大,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摘下有色镜片正视中国的现状,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探索中国问题,以便在中国发展过程所带来的效益中谋得利益。换句话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目前的国外中国学热,引发了国外中国学的种种变化,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国外中国学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研究领域充满朝气,正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期。那么,国外中国学的蓬勃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有哪些呢?

     首先,国外中国学展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性。

     其次,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展示了国外学术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互补性。

     再者,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总之,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动向无论对我国的学术发展还是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因为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动向,一方面可以开辟客观了解国外对中国看法的通道,使我们既能及时吸纳国外学者发表的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建议,又能了解国外出现的分析中国事物客观性不足的论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以便制定适当对策,使中国社会在风云涌动的国际环境中顺利、持久地发展;另一方面也搭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中外学者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成果,相互交流,使有关中国的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研社,1991。

    2. 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

    3 . Dr J.Needham, in www.iias.nl//iiasn5/eastasia/needham.html.

    4. Werbner ,P.& Modood,T., eds. 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 Zed Books, 1997.

    5. Calvet, Louis-Jean, Le marché aux langues: Les effets linguistiques de la

    mondialisation, Plon,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