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日,“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组举行结项汇报会。有关专家学者、媒体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200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开始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完成情况进行公示。专家评定该课题完成情况为"优"。
12月1日,由院文献信息中心何培忠研究员主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在院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办了课题结项报告会。参加结项报告会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新华社《瞭望》周刊杂志等专家学者以及课题组人员50余人;此外,科研局王正副局长、韦莉莉处长、文献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杨沛超、学术委员会委员、院计财局有关人员也到会听取了课题组的工作汇报。
报告会由文献信息中心科研处处长刘振喜主持。报告会有5项内容:汇报课题的基本情况;汇报当代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对课题的总体情况进行小结;数据库演示;请专家学者进行评议。
报告会采用幻灯演示形式进行。以下为报告会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课题基本情况的汇报
首先,课题组负责人何培忠研究员汇报了课题设立的缘由及其进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于2001年年底设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设立该课题的背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引发了国外研究中国的热潮,使国外的中国学发生重大变化,被学术界视为近十几年来国外发展速度最快的“显学”。跟踪、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及时介绍国外学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看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对我国学术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设立该课题还因为文献信息中心的老一辈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上做过大量开拓性工作,现在的工作是承继前辈学人的传统。
课题设计时制定了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全面扫描国外中国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的变化;二是建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相关数据库。工作的内容包括追述各国中国学的起源与发展、评述各个时期国外著名学者的简况及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重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并从学术的角度描述改革开放后国外研究中国的变化。在数据库建设方面,课题组设立的目标是努力拓展收录范围,增加调研内容,以便为学术界提供更新、更准的信息。
本课题的进展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工作的重点和具体要求。据课题负责人介绍,课题基本上按计划实施,并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此外,课题负责人还介绍了课题进展中使用的方法和学术规范问题。据介绍,该课题是通过文献调研、互联网上信息的调研、与国外学者进行书信往来、出国访问、参加国内有关学术会议、请国外学者举办讲座、利用国际会议、散发学者情况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的。由于研究报告的写作与数据库的建设同时推进,使本课题的分析增加了计量统计内容,将简单描述变成有一定深度的分析研究。
本课题的各项工作均严格按照著作权法和公认的学术规范进行。参考文献详细列出,外文引文部分有专人校对。数据库部分所涉及的作者情况,或是来自本人提供,或是来自公开出版的信息。
报告会介绍了本课题在进展过程中已发表的若干阶段性成果以及在学术界、媒体和有关部门中引起反响。如黄育馥研究员的论文“80年代以来国外中国学的几点变化——以美国为例”被《社会科学报》摘录转载;何培忠研究员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考察记”被台湾学者索取;于文兰研究员的“从成果统计看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特点”等文章或是被人大书报社全文转载,或是被网站转载。
日本爱知大学的数据库专家观看了数据库后,对数据库的内容也给予较高的评价。
这些阶段性成果及其社会反应,课题组都用幻灯形式加以演示。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为一份学术报告文集《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和“国外中国学学者”、“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以及“国外中国学期刊”三个数据库。
研究报告包括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东亚及南亚地区、大洋洲地区等19个国家中国学的状况,分析了这些国家中国学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原因。
研究报告部分原计划为20万字,现在有40万字左右。
数据库部分包括上述国家中的中国学家、中国学研究机构与团体、中国学研究刊物的基本情况。其中人物数据库部分收录有1512名国外中国学家的基本情况,大约有237360条数据;机构库部分收录有530个国外研究中国问题机构的基本情况;大约有15900条数据,期刊数据库部分收录有242种国外发表中国问题研究期刊的情况,大约有7260条数据。
数据库部分原计划是100万字,现大约有160万字。数据库部分的目的在于全面整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信息,为今后开展深入研究打下牢固基础。
二、关于当代国外中国学发展的汇报
在汇报国外中国学的发展时,由于研究报告有16份,涉及19个国家,课题组选出有代表性的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进行了演示。演示的内容除介绍这些国家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外,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后这些国家中国学的变化。
三、关于课题总体情况的小结
为节省汇报时间,也为给与会者描述当代国外中国学总体上的变化,课题负责人对课题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包括“汉学”与“中国学”学术脉络的演变,东西方“汉学”和“中国学”出现时概念的差异与后来发展的趋同,当代国外中国学发展的阶段划分和特点,改革开放后国外中国学发生的主要变化等。分国报告沿循着中国文化跨出中国疆土的时间以及走向世界各地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对国外中国学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描述。
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目前的国外中国学热,引发了国外中国学的种种变化,使之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而国外中国学的蓬勃发展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展示了国外学术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互补性以及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性。并认为,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动向无论对我国的学术发展还是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在自我评估中,课题组认为本课题的研究报告主要是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对国外中国学的变化给予描述,在综合描述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中国学动向方面为国内之先,为今后继续开展研究积累了一些基础资料。从继承前辈学人的传统方面讲,该课题重新启动了我院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研究成果线条较粗,分析的程度也不深,各国的分国报告在学术水平上显然存有一定差距,许多专科方面的研究还待日后展开。数据库所收集的数据还太少,大量国外中国学的基础数据还待日后补充。
四、关于数据库的演示
数据库的演示首先讲解了数据库设计的特点、难点以及检索功能等,然后就数据库的内容进行了演示。主要演示了多语种的兼容、多类型数据库的链接检索等。
五、关于专家的评议
上述演示报告引起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黄长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麻研究员、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秘书长、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常绍民主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金碧辉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学者们认为,本课题难度大,立意新,主要侧重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正是国外中国学领域的空白,文献中心过去就重视国外中国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国外社会科学界对我国的研究,因而本课题的开展有继承过去传统,开辟新的领域的意义。
对于本课题研究报告覆盖面之宽,与会专家也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本课题的研究报告不仅是描述改革开放后国外中国学变化的首部成果,也是本研究领域覆盖面最宽的研究报告,实属不易之作。
对于数据库,与会学者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希望在结项之后尽快出版数据库的内容,或是采用其他简便办法,让研究人员尽快可以使用。
与会专家在下述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1、关于课题组论述的“汉学”与“中国学”的概念
有的专家认为,“汉学”与“中国学”之分主要看研究对象,“汉学”时代,国外的研究者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客体”研究,还在不同层面作为“意识形态”加以吸收,而“中国学”时代,中国文化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类型、作为研究的客体;另一些专家指出,“汉学”以中国的人文科学为主,“中国学”以中国的社会问题为主要对象,近来,“中国学”越来越宽泛,已涵盖了“汉学”的内容。有的专家赞成课题组的观点,认为把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称为“中国学”为好,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称为“汉学”缺乏科学性。
2、对研究报告历史部分与现代部分的比例。
有的专家认为研究报告的历史部分不足,如美国部分,因为“汉学”在国外中国学中占有重要比例,费正清等著名中国学家也是研究历史的,这一部分在各国的研究中都应加以补充;而有的学者认为历史部分大部分学者已经了解,学术界现在需要的主要是现代国外中国学的状况,因而,研究报告可以精简历史部分,当代部分反而需要加大力度。
3、关于引用的数据及事例部分
有的学者指出研究报告所引用的数据可能有偏,如日本中国学博士论文数量问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博士论文的历史不长,以其收藏的状况论述这一问题可能有偏差。而该图书馆收集的有关中国的图书也不一定全面,以此为依据分析问题要格外注意。
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爱知大学是一个地方学校,从传统上看与台湾关系密切,无论是介绍该校的情况还是开展合作研究,应当注意其背景。
3、关于研究报告中的用语
有的专家指出,研究报告说中国学是“显学”,对此应当有指标,如没有指标,不知为什么称中国学是“显学”。研究报告的题目定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但研究报告属研究动态报告,不能称为“研究”。
4、关于数据库外国学者的中文姓名问题
与会专家对数据库中的国外学者的中文姓名是自己翻译的还是采用国外学者自己的中国姓名提出质疑,因为这一点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
课题组感谢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并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因为“汉学”与“中国学”的称谓与概念是学术界争论多年的问题,我们课题组采用“中国学”的说法,希望学术界对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域有一科学的、统一的称谓。
对数据库所引用的数据和事例,我们将吸收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对于研究报告中的历史部分和现代部分的搭配,课题组会综合考虑后进行调整。
对于研究报告用语问题,我们的报告是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属宏观的动态性的报告,不是专题性的研究。
关于数据库的中文姓名问题,我们一律采用学者本人自己起的中文名或已有定论的中文名。没有把握的,我们宁肯空缺,今后填补。
专家学者们最后呼吁说,本研究报告应尽快出版,在出版后,可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整合我国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力量,推动这一研究领域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