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涉及18个国家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全貌。书中对“汉学”、“中国学”学术脉络的梳理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变化的分析，为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序

朱佳木

    今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黄长著同志找到我，说由该中心研究员、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培忠同志主持的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已经完成，并产生了一部题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专著，因为我兼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所以希望我能为该书出版写一个序言。我对他说，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虽然也关注和收集国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情况，但这远谈不上是对当代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因此，由我写序实在不得其人。但他表示，对于写序的事他们已经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由我写比较合适，并把肯不肯为这本书写序的问题，上升到对他们的这项研究工作是不是支持的高度，言辞颇为恳切。于是，我只好答应。

　　 答应是答应了，但我对国外中国学没有什么研究的实际情况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最怕的就是拿自己不懂的事情讲话写文章，更不用说给人家的书作序。“以其昏昏”，怎可能“使人昭昭”呢?但由于工作岗位的缘故，这类事也难免会有推不掉的。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办法是自己先学，从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学起，把问题搞明白后，再讲一点对这些常识性的东西的学习体会。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写序，当然也只能照此办理。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中国学”?什么叫“国外中国学研究”?

　　 顾名思义，“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一直被称为“汉学”——在日本有上千年，在欧洲有三四百年，即使作为学术上的独立学科至少也有上百年。但二战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门学问在一些国家一些学者中开始被称做“中国学”。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如何称呼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仍然延续“汉学”的称谓，有的主张“汉学”与“中国学”两种称谓并用，有的主张用“中国学”取代“汉学”的称谓。我以为，无论称“汉学”还是“中国学”，都与敦煌学、藏学、徽学不同。后者不仅国外有，国内也有；而前者，只是国外有，国内并没有。因为国内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把中国当做整体来研究的学问，无所谓国内的“汉学”或“中国学”，有的只是对国外“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例如，国外关于汉语的研究，叫“汉学”或“中国学”中的汉语研究，而在国内就叫汉语研究或中文研究、普通话研究，除非你要研究的是国外对汉语的研究。既然如此，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究竟称“汉学”好还是称“中国学”好，还是尊重国外学者的习惯和意见为宜，不必由我们来统一。

　　 但是，对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研究，却是或者主要是国内学术界的事，如何称谓，自然应当由国内学者经过认真考虑反复切磋后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赞成《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把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统一称为“中国学”这个意见的。这是因为，第一，“汉学”原本指汉代的训诂学，用以称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并不确切；何况汉代早已成为历史，再用它作为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名称显然缺乏时代感，也不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第二，在国外，原来意义上的“汉学”一般侧重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学”一般侧重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的学科。但近几十年来，许多称为汉学家的人突破了传统“汉学”的领域，也在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许多称为中国学家的人超出了当代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开始出现向文学、史学等人文学科延伸的趋势。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下，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个词来称呼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当然要比“汉学”恰当。何况，现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已主张用“中国学”一词取代“汉学”一词。所以，把国内对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研究称为“国外中国学研究”，而不叫“国外汉学研究”，是合乎实际也是合乎逻辑的。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前言

何培忠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终于全部完稿了。本书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报告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于2001年6月底设立，课题设计时制定了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建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相关数据库；二是全面扫描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中国学的变化。

　　 经过4年的努力，这两大任务目标基本完成。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我们初步建成了“国外中国学学者数据库”、“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团体数据库”以及“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上述数据库的建立，在我国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尚属初创。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的专家观摩了这些数据库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数据库的建立，为日后我国有关国外中国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考察国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时，我们先将我国周边国家纳入研究范围，然后扩展到欧洲、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沿循着中国文化跨出中国疆土的时间以及走向世界各地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重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即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外中国学发生的重大变化上。

　　 本课题的设立源于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征询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课题的座谈会上，何培忠研究员根据国外学术界的动向，提出应加强改革开放后国外对中国的研究。这一提议后来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院招标的课题之中。文献信息中心闻讯立即提出课题申请报告，请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科研局对此给予支持，课题申请最终获得评委会一致通过，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

　　 我们之所以设立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引发了国外研究中国的热潮，使国外的中国学发生重大变化，被学术界视为近十几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显学”。跟踪、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及时介绍国外学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看法，既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对我国学术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设立这样一个课题，还因为我们要继承先人事业，发挥学科传统优势。早在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前身)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研究国外中国学的机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开始了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在孙越生先生的领导下，该研究室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出版了《国外中国研究》丛书、《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等一系列奠基性著作。此后，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逐渐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并成为热点。尽管近年来我国有关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孙越生先生领导出版的上述著作，仍是学者们案头的必备。作为有幸与孙先生共事过的后辈学人，我们觉得有义务将孙先生开辟的这一事业发扬光大。

　　 本课题原本由黄育馥研究员和何培忠研究员共同主持，由于主持其他研究课题的需要，黄育馥研究员退出了主持人的位置，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对本课题给予大力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与了分国报告的全部审稿工作。

　　 本课题成立时，课题组由15位研究人员组成，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课题组成员增加到26人。其中参与撰写国外中国学研究报告的分工情况如下(按国名的音序排列)：
　　 总　论　　　　　　　　　　　　　　　　何培忠
　　 澳大利亚　　　　　　　　　　　　　　　刘　霓
　　 北欧(瑞典、丹麦、挪威、芬兰) 　　　　 肖俊明
　　 德　国　　　　　　　　　　　　　　　　关　山
　　 俄罗斯　　　　　　　　　　　　　　　　于文兰
　　 法　国　　　　　　　　　　　　　　　　贺慧玲
　　 韩　国　　　　　　　　郑成宏、朴光海、吴莲姬
　　 荷　兰　　　　　　　　　　　　　　　　郑海燕
　　 加拿大　　　　　　　　　　　　　　　　陈　源
　　 美　国　　　　　　　　　　　　　　　　黄育馥
　　 日　本　　　　　　　　　　　　　　　　何培忠
　　 新加坡　　　　　　　　　　　　　　　　梁俊兰
　　 新西兰　　　　　　　　　　　　　　　　杨雁斌
　　 以色列　　　　　　　　　　　　　　　　宫雅丽
　　 英　国　　　　　　　　　　　　　　　　俞丽霞
　　 越　南　　　　　　　　　　　　　　　　潘金娥

　　 上述人员除关山(德国雷根斯堡菲尔贝特开发研究所)和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外，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参与数据库建设的人员当中，除上述人员外，还有(按汉语音序排列)崔玉军、高媛、蒋颖、李红霞、鲁丽娜、王文娥、杨丹、张燕晖、祝伟伟。其中，杨丹负责学科的标引、数据的整理和技术校对；蒋颖负责数据库的设计、数据的整理与合库等，俞丽霞承担了大量数据的校对工作。她们为数据库的成功建立和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课题的事务性工作由鲁丽娜负责，为课题的顺利进展可谓尽心尽力。

　　 本书的总统稿人为何培忠研究员、黄育馥研究员、肖俊明研究员、刘霓研究员及崔玉军博土也参与了研究报告文稿的审定。

　　 本课题虽已结束，但研究工作并未停止。如上所说，本课题的成果仅是为更好地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大量深层次的研究工作还有待日后进一步展开。

　　 本书虽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挖掘，力图在更大范围上重新梳理国外中国学发展的脉络，揭示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研究领域发生的变化和变化的原因，但终因课题组研究人员的水平所限，研究成果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成果也仅仅是宏观的描述，线条较粗，分析的程度也不深。课题组的许多人是在课题成立后才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等于是一边学习、一边摸索着前进。再加上学术功力所限，很可能有挂一漏万、疏于分析、以偏概全或是叙述不够斟酌、用例不够典型的地方。各国的分国报告在学术水平上也明显存有差距，许多专科方面的研究，如国外对我国政治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的研究、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历史、哲学、外交等的专题研究还待日后展开。在此，我们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导，以便推动我国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我们最大的企盼是本书在推动我国国外中国学研究向前发展上有所作用。

  

章节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总 论
　　 一、国外的“汉学”与“中国学”
　　 二、当代国外中国学的发展
　　 三、国外中国学蓬勃发展的启示
第二章 美国的中国学
　　 一、美国早期的汉学
　　 二、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研究
　　 三、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和费正清时代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学
　　 五、结语
第三章 加拿大的中国学
　　 一、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当代加拿大中国研究概况
　　 三、结语
第四章 德国的中国学
　　 一、关于德国的“汉学”与“中国学”
　　 二、德国汉学的缘起
　　 三、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四大中心
　　 四、战后德国汉学的发展
　　 五、德国中国研究的现状
　　 六、结语
第五章 法国的中国学
　　 一、法国汉学的发展概况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的中国研究
　　 三、当代法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及课题
　　 四、结语
第六章 英国的中国学
　　 一、英国早期的中国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
　　 二、当代英国中国研究的发展(1945—)
　　 三、结语
第七章 荷兰的中国学
　　 一、荷兰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
　　 二、荷兰中国研究的主要机构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荷兰中国研究
第八章 北欧四国的中国学
　　 一、研究范式的转变
　　 二、学术谱系的嬗变
　　 三、瑞典的中国学
　　 四、丹麦的中国学
　　 五、挪威的中国学
　　 六、芬兰的中国学
　　 七、北欧的跨国合作
　　 八、结语
第九章 俄罗斯的中国学
　　 一、俄国早期的中国研究
　　 二、苏联时期的中国研究
　　 三、俄罗斯近期的中国研究
　　 四、结语
第十章 澳大利亚的中国学
　　 一、背景与指导原则
　　 二、研究体制与机构
　　 三、研究力量与趋势
　　 四、协会与出版物
　　 五、图书馆资源
　　 六、人才培养
第十一章 新西兰的中国学
　　 一、新西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概述
　　 二、当代新西兰的中国研究
　　 三、结语
第十二章 日本的中国学
　　 一、中国文化在日本社会发展史上的作用
　　 二、日本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
　　 三、当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四、结语
第十三章 韩国的中国学
　　 一、韩国的中国研究概述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研究
　　 三、韩国中国学各学科的发展及其成果
　　 四、当代韩国的中国研究机构
　　 五、当代韩国的中国研究刊物
　　 六、结语
第十四章 越南的中国学
　　 一、越南中国学研究概述
　　 二、越南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三、越南中国学研究的现状
　　 四、结语
第十五章 新加坡的中国学
　　 一、新加坡中国研究概述
　　 二、当代新加坡的中国研究
　　 三、新加坡有关中国研究的出版物
　　 四、结语
第十六章 以色列的中国学
　　 一、汉语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立
　　 二、图书和研究资料
　　 三、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
　　 四、结语

后记

         后记

    本书的初稿是2005年7月完成的,此后进入了征求意见和修改阶段。

    2005年12月1日,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大楼的三楼会议室举办了课题结项报告会。参加这次报告会的除课题组全体成员外,还有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及出版单位中从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课题组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认为本课题着力描述的问题是我国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过去就重视国外中国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国外社会科学界对我国的研究,因而本课题的开展有继承过去传统,开辟新的领域的意义。对于本课题研究报告覆盖面之宽,与会专家也给予了较高评价。

    在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学者除了对课题组论述的国外“汉学”与“中国学”的概念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外,还对研究报告历史部分和现代部分叙述的比例问题、数据及典型事例的考证和引用问题、各分国报告内容上的平衡和国外中国学家中文姓名的统一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目前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在吸纳了这些意见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学者和出版社编辑的意见后修改过的文稿。

    这次修改稿的完成,终于使这项工作暂告一个段落。但作为本课题的负责人,在稿件付梓之时还想说几点。

    第一点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问题。本课题是通过文献调研、互联网上信息的调研、与国外学者书信的往来、出国访问、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请国外学者举办讲座、发放学者情况调查表等方法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计量统计内容,部分来源于课题进展中所建立的国外中国学相关数据库。课题进行时课题组反复提醒各分国报告的写作须严格遵循著作权法和公认的学术规范,对参考文献和外文引文部分则设专人一一核实校对。

    第二点是对本课题的自我评估。本课题的研究报告主要是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描述国外中国学的变化,在综合描述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中国学动向方面虽如专家所言为国内之先,为今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一些基础资料。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本课题的涵盖面仍嫌不足,像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等在历史及现实中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国家因人力所限未能列入研究范围;在介绍已列入研究范围的有关国家的中国学发展状况时也是线条尚粗,分析程度欠深,在整体状况的把握上未必全面和准确;此外,各分国报告在学术水平上存有一定差距也是明显之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审阅稿件时,对文稿的内容、文字的表述、章节的编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时间关系,对上述问题我们仅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和补充,一些未能如期修改好的部分只好割爱,未能涵盖的国家和本文稿中的一些不足也只能期待日后弥补。

    第三点是感谢对本课题给予关注和指导的专家学者。在课题进入结项阶段后,北京大学的严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长著教授、定宜庄教授,商务印书馆的常绍民编审,中国科学院的金碧辉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本课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谨代表课题组全体人员向上述专家以及对本课题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有关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第四点是感谢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佳木副院长。在这一点上想多说几句。2005年7月本书稿完成时,我们想请人为本书作序,同时也想听听别人对本书的评价。由于朱佳木副院长还兼任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是位既熟悉中国国内学术界情况,又熟悉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型领导,于是我们冒昧向他提出请求。起初,朱佳木副院长坚辞不受,说自己不了解国外中国学的情况,希望我们找更合适的人,由于我们不断坚持,他才答应看过文稿之后再说。2005年8月31日,我把本书的文稿送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向他介绍了课题的基本情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朱佳木副院长,而他同我谈话的方式竟像对待一个熟悉的老朋友,热情而亲切、儒雅而风趣、随和而不失深邃。我知道他的工作很忙,介绍完情况就打算告辞,他却热情挽留,话题不断,直到秘书催促再三,说下一个安排要迟到时才结束了谈话。此后过了两个多月,在一个周日的晚上他把电话打到我家,就文稿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他提出的看法中我感到他对我们的文稿看得很仔细,并已经开始动笔了。果然,过了些日子,一份工整的“序”寄来,并附言说是初稿,希望我们“务必”提意见。课题组的成员十分感动,认真传阅后一致认为“写得不错”,然后将意见和原稿寄回。这次他很快回复,说同意我们的意见。其实我们的意见只是个别词句的调整。这样就算定稿了。没想到过了两天,他又打来电话,说那篇稿子他又琢磨了一下,还有几处要修改,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再度让我们感动。这件事看似平常,但在浮躁之风屡屡侵蚀学术界的今天,我们从朱佳木副院长的身上看到了真正学者型领导的风范。借此书出版之际,我记录下这件事,以鼓励身边学人。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中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也就是说,修养最好的人就像水一样,谦虚、谨慎、真诚,守信,从政清廉,办事干练,不争名利。这不仅是当今学人应有的谦虚之德,也应该是当今学人的立身标准。所以我想,我们学人应效法水德,避高趋下,这样就可以不断有所进取了。

                                                       何培忠
                                         于北京朝阳区农光里寓所
                                                   200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