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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文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朝鲜半岛及汉人移民皆具有重要意义，学界也已经有比较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就冬寿的籍贯、官衔和镇的官衔谈几点个人的认识，希望有助于此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安岳3号墓，又称冬寿墓，[1]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高句丽壁画墓，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2]最早是宿白根据其墨书铭文判断墓主为冬寿。[3]其墨......
16世纪不仅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亚历史进程的一个分水岭。曾经盛极一时的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末走向解体。与此同时，位于钦察草原东部的乌兹别克游牧民逐渐壮大起来，在阿布海尔汗[1]的统治下形成游牧部落联盟，借助其军事优势开始与南部的帖木儿王朝进行战争。1500年，乌兹别克人在昔班尼[2]的率领下攻占河中地区，消灭帖木儿王朝，建立昔班尼王朝(Династия Ше......
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火热，不同学科乃至非学术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来。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认识的确有不小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研究困境始终无法突破。当前的困境在于，不同学科都设定自己的宗旨，都希望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协助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完成协作。就像许多人一起推车一样，......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周航记是古代希腊罗马海员海上航行的指南。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诺登斯基奥尔德强调：“(古希腊罗马)存留下一批被称为周航记或海岸记略的作品，至少其中一部分被海员用作航海指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它们都可与中世纪成文的航海图鉴相提并论。”[1]泰勒毫不讳言地将周航记视为由商船或战舰的船长或水手编撰、为海员提供航海必要信息的“航行指南”......
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1]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与推动。正如钱穆所言，民国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救国保种”。[2]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困境中，知识分子积极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和理论、推......
辽朝皇帝在其统治域内常态性的四时游猎是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傅乐焕指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1]陈晓伟则定性为“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2]故此，治辽史者对辽帝捺钵之研究向来倍加重视。早在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和美国学者魏特夫等便有详论。[3]2......
北京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方位，从春秋燕国都城开始，到辽南京、金中都，至元大都，达致明清首都，北京可以说是千年古都，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1]
明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鼎建北京宫殿落成，永乐皇帝诏告天下，“仿古制，狥舆情，立两京”，[2]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御新殿接受朝贺，北京各衙门取消“行在”二字，同时应天各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北京提升为京师，而南......
公元10—13世纪之间，辽、宋、夏、金等几个政权先后出现。这些政权在较长的时间中呈现相互并存、竞争、合作乃至交战的关系，交织互动十分频繁。也因此，邓广铭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大宋史”理念，指出宋史研究者应该关注辽、宋、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比较各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发展状况，探查这些制度之间的联系、渊源、差异，成......
郑樵《通志二十略》对前人著史方法及时代学术风气多有批评，甚至有十分激烈刻薄的言辞。钱大昕即以其为反例，嘱后学平心静气，勿以古人为仇敌。这种看法从学术立场上讲固然不错，然而换一个角度，郑樵的负气之论，所负者究竟何“气”，又是从怎样的环境际遇中衍生出来？笔者以为，深入解读郑樵的学术批判与精神关怀，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想......
雍正、乾隆之际，有位名儒，叫尹会一，官至河南巡抚，还是个大孝子，曾得乾隆帝赐诗，褒奖孝行。他有个儿子叫尹嘉铨，做过刑部司官，最后在大理寺卿任上退休——大理寺参与司法复核，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是司法审判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过尹会一老家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