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独特。从历史来看,可以上溯到秦汉之交,至少已有两千余年;就形式而言,人员往来受大海阻碍,书籍成为授受文化的主要载体。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专事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十余年,出版过《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本汉文书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传日本之研究》等著作。在此基础上,近年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Book Road)概念,意欲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这一学术创意,受到国内外舆论及学界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进行专访或报道,中国教育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浙大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拨款资助此项课题研究。为了传递前沿性的学术思想,本报特辟“书籍之路”专栏,稿件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古代中日书籍之路”课题组(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浙大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重点课题)提供。

    何谓“书籍之路”?这要从“丝绸之路”谈起。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人李希霍芬首创,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为之添枝加叶,遂使“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眼下最时兴的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为了申报“海上丝路”世界文化遗产,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在日本,古都奈良以“海上丝路终点”自居,正仓院俨然成了“海上丝路博物馆”。

    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但疑窦也由此而生。

    一、“海上丝路博物馆”探秘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

    《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大师)担任笔受(记录)。“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墨书,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原是东大寺的校仓,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其中尤以文献典籍最为珍贵。

    正仓院收藏的汉文典籍当以万计,仅庋藏佛教书籍的“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前面提到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只是其中一卷而已。

    二、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一文中回忆留学日本的感受:“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他还写道:“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海上丝路”的情景既如此,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氵邑青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这首千古绝唱的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

    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来华使团不过15批,平均20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频繁。以大食为例,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平均3年一次,有时一年数至。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

    三、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唐会要》)

    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意欲得到什么呢?《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遣唐使源于遣隋使,据《经籍后传记》记载,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唐使回国(654)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多寡还会影响仕途。

    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日本贞观十七年(875)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化为灰烬之后编撰的残存书目,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四、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

    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生成参天大树。

    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中华读书报 2003年6月11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6/11/content_53443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