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从公元1世纪至8世纪,正当汉唐盛世,中国迎来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第二次,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即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00多年间,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时期。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仅就其起因、影响和后果等问题略述管见。

        1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重要传媒

        1.1  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

    16世纪到18世纪罗马教皇派遣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何以在这个时期欧洲传教士大量东来呢?其原因在于16世纪是欧洲基督教大分裂的时期。耶稣会是当时宗教改革运动中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教派,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为了弥补在与新教派较量中失去的地盘,他们决定传教活动向海外发展。当时正值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向美洲、亚洲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时候,于是那些耶稣会士便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来到了东方。

    明清之际那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在中国这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上站稳脚根,面对尚称强大的中国封建皇权,他们的行动是小心翼翼的,其活动大体上局限在传教范围之内,而其传教活动又主要借助于用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来拢络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人心。经过严格考察,清代康熙皇帝曾对传教士的活动作过如下评价,他说:“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200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1]可见传教士行动之谨慎。

    耶稣教会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南欧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欧的波兰、北欧的比利时等,因此明末清初相继来华的44名传教士,主要来自上述国家。明末以来自意大利的为多,以利玛窦为代表;清初以来自法国的为多。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输入西方科技是敲门砖。

        1.2  西方传教士来华所遵循的特殊传教路线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也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之一。利玛窦原名玛太奥·利奇(Matteo Ricci),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30岁的利玛窦受耶稣会派遣来中国传教。最初在澳门、南京等地传教16年,于万历二十六年进京,想争取明朝皇帝的支持,没有成功。3年以后,他再次来京,通过向万历皇帝进献世界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近代科技产品,得到了皇帝的赞许,终于被允许住在北京建立教堂传教。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利玛窦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他能说流利的汉语,能用中文撰写文章。为了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最初他作和尚打扮,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又改作头戴方巾,身着儒服,见客时施秀才礼,结果人们把他看成了儒者,受到了尊重。

    当时,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当中,有一批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出于爱国热忱,极想通过传教士这一传媒,从西方科学技术那里找出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利用这些士大夫企望改变现状,以致国家富强的心理,以输入西方科技知识为敲门砖拢络他们,打入宫廷,影响最高统治者皇帝,以达到传教并扩大其势力的目的。利玛窦从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一条相当明智的传教路线,其内容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士人情。”[2]金尼阁曾经评论利玛窦:“就象他的装束一样,他的谈话和作风也变得时髦了,以至于除了他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而外,很少有机会触及宗教问题。”[3]崇祯年间,有一批传教士被徐光启延揽进历局,紧张的修历工作,也使他们很少有时间传教。还有个别传教士,如波兰的穆尼阁,热爱科学甚于宗教。《畴人传》记述他“喜与人谈算术,而不招人入教。在彼教中,号为笃实君子。”[4]

    利玛窦制定的这条路线被以后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接受。他们来华后努力着华服,习华语,遵守中国的法令制度,适应中国的习俗。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传教上。他们以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中国人的疑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从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1.3  封建朝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的大约100余年间,封建朝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既能对其输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予重视,利用传教士之所长;又能把科学活动与传教活动加以区别,对其传教活动严加限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述:“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术,具存深意”。[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罗马教皇派次鲁芒(Turmon)持教令来华,改变传教方针,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祭祀祖先,致使朝野震怒。康熙皇帝下令禁教,将次鲁芒监禁澳门。正是由于封建朝廷这一鲜明态度,从而更强化了西方传教士传播科技知识这一方面的活动。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恰恰是因为他们大力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才赢得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敬重。在明清两代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的条件下,也只有他们才能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当然,耶稣会士也并非是理想的文化使者,他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密切关系,他们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传播的西文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然而,尽管“此期西学之输入,为耶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6]但是,我们对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把西学输入中国的作用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欧洲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作为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传媒,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作为虔诚的传教者,他们是不成功的。基督教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更多地被视为异端邪说,始终远远不足与佛、道相匹敌。

        2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

    明末清初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和数学,其他甚微。

        2.1  修改历法及传授天文

    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3000年的历史。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24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利玛窦在1605年写给欧洲教会的报告中说:“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做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扩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7]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们参与历法改革的真实动机。罗马教廷立即采纳利玛窦的建议,选派了不少博学多才特别是懂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例如,邓玉函是伽利略的挚友、灵采研究院第七名院士,他既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和医学,又精通德、法、英、葡以及拉丁、希腊、希伯来等文字,艾儒略“除饱通天文、物理、算术、化学外,复精研形而上学,又能披读我国经史。”[8]此外,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穆尼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以他们来华后的优异成绩证明了他们的才华。他们都与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来往,也颇得自明万历至清初一些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所报的日食又未测准。而徐光启依西法预测的日食却相当准确。于是徐光启被朝廷委任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徐光启聘请李之藻、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1579年来华)、邓玉函(日尔曼人,1621年来华)等人参加编译天文学书籍,从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历时5年,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中,他们确定的方针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这种洋为中用的思想,还是正确的。《崇祯历书》的编纂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建立的宇宙体系。《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使传统的中国天文学从代数学系统开始向几何学系统转变。《崇祯历书》还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以及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使得日食、月食的计算和其他天文计算比传统的中国方法有了进步。《崇祯历书》首次采用360度制,一天96刻制。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到90度,比过去传统的中国计算方法简便多了。但是该书对哥白尼学说却只字未提,在体系上完全是第谷的,因此就其内容来说,西方传教士当时所输入的,并不是欧洲天文学中最先进的东西。

    1664年5月清兵进入北京,明末天启三年来华的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乘乱中自奉为历局首脑,向清政府投降。同年汤若望将新历法献给顺治皇帝,清廷颁行新法,称为《时宪历》,钦天监的职务也委派汤若望担任。汤若望还重新制作了已经损坏了的天文仪器,如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和望远镜各一部。康熙时,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他改造了观象台6种仪器:如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经限仪,象限仪和地平纬仪等。这些仪器于1673年造成,它们现存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又于1674年写成《灵台仪象志》,将各种仪器之制法、用法和使用这些仪器测得的各种记录绘制图表加以说明。乾隆年间(1716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纂修了《历象考成后编》,书中写道:“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9]“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即牛顿)之术。”[10]戴进贤介绍的天文知识还只是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对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未涉及。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1744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明确宣布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最早将哥白尼之日心地动说原理传入中国的文字材料。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就天文学方面而言,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200多年了。

        2.2  传授数学及其影响

    天文、历法的发展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作基础。欧儿里德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数学知识的传入,都同天文学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1607年就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这也是利、徐两人合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他们用的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Clavius公元1537—1612年)的注解本,全书共15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数学所以成为一门最基本的科学在于它是“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可见,他已明确认识,凡有量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数学。

    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他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书中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算术四则运算和用笔算解比例、开方、级数、方程等问题。其中“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有闻。”[11]这部书对中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由于中国学者的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的应用才日渐普遍起来。三角是在《崇祯历书》中介绍到中国的,其中邓玉函撰写的《大测》、《割圆八线》,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对数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1646年来华)于清初顺治年间在南京传授给薛风祚的。穆尼阁死后,薛风祚汇编了一部丛书《历学会通》共3集40种,于1664年出版。这部书第一次在中国介绍了对数和对数表,其中《比例对数表》是从1到2万的常用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是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的6位对数表;《三角算法》中讲的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都比《崇祯历书》的更为完备。

        2.3  其他

    明末清初,随着天文学、数学的输入,传教士也传来了西方的其他科技,如物理学、地理学、炮术、采矿术、医学、哲学等,[12]见表一所示,但比起天文学和数学,则属末枝,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表1  输入西学图籍统计表

    种类                                    数量

                  明末                清初                  共计

    天文学            30                13                  43

    数学                8                  0                    8

    物理学              4                  1                    5

    地理学              2                  6                    8

    炮术                1                  1                    2

    艺术                3                  1                    4

    语言                3                  0                    3

    其他              10                  0                  10

    存疑                1                  6                    7

    共计              62                28                  90

        3  西学东渐未能推动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道路的历史原因

    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它本来有可能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结果却没有,充其量不过是一次“不圆满的交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在社会制度上缺乏产生科技革命的客观条件;另外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政策的局限性也是一个原因,再者耶稣会士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密切关系及其传教目的也使他们传入的科学技术带有很大局限性。

        3.1  社会条件的局限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3]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技术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产生、发展、应用并推广开来的。而明末清初西方的某些科技知识虽然开始传入中国,但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远未产生对于先进科技知识的需要。当时的中国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希望他们象商人那样流动,所以就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清时期,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由于传统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政策,对商业、手工业的掠夺、压制,又严重地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和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这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提不出迫切要求。也就是说,明末清初由于尚不具备科学技术发展的土壤,因此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3.2  封建统治者及其政策的局限性

    明末清初的封建统治者,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和创造大量物质财富,获得更大利润。在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中有的也爱好科学技术,如清代的康熙皇帝。但即便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开明皇帝,他也没能站在普通资产阶级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康熙与其同时的法国路易十四、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相比在这个方面也是逊色的,因为康熙虽然认识到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明清之际在对外政策上虽然曾经实行时而开放,时而锁国的政策,但闭关锁国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16世纪明朝嘉靖年间为防止外寇对沿海的侵扰,曾经实行海禁政策。后来有所缓和,海上商路有所开放,耶稣会士可以来华。清初为了防备内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又推行海禁政策,到17世纪80年代康熙皇帝宣布废止禁令,部分开放海禁。但到雍正时期,又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中止了同外国的一切经济、文化往来。直到鸦片战争才又无可奈何地开放门户。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就是在这种时断时续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在这种环境下要使近代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生根,可想而知会有多么困难。

        3.3  传教士作为科技传媒的局限性

    就耶稣会士所介绍的科技知识而言,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传教士本身并不是科学家,其自身知识领域有限,其知识水平的先进性,又受到宗教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传教士东来的目的是传教、输入西方科技仅是其打开中国门户的敲门砖而已,因此,由他们作传媒,输入的西方科技也不可能是最先进的。传教士为了参予改订历法,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其内容却是第谷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对哥白尼的学说并未介绍,直到1760年法国的蒋友仁在《坤舆全图》的文字说明中,才明确肯定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并介绍了刻卜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及地球为椭球体等。这时距哥白尼提出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200多年了。

    牛顿这位近代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家,生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卒于1727年(清雍正五年),恰恰生活于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代。他于1665年(康熙4年)发明微分法、1666年(康熙5年)发明积分法、1673年(康熙12年)提出万有引力定律、1687年(康熙26年)出版《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此时正是耶稣会士来华时期,但牛顿的这些成就均未传入中国。直到“1742年出版的《历象考成后编》曾采用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但对他的主要成就与体系则未提到。”[14]当时传入的数学知识,也不是当时西方数学最先进的内容。《几何原本》虽然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著作,但只译了前6卷,利玛窦认为“已达到他们用数学来笼络人心的目的。”[15]就没有答应徐光启希望全部译完的要求。当时传入的三角学是比较完整的,但这算不上当时西方数学最先进的内容。至于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是1840年前后由于《代微积拾级》、《微积溯源》和《代形合参》等书的翻译出版才陆续传入中国的。

    总之,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与一般科学技术交流不同,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特殊的传媒完成的,附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因此未能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走向近代化。

    [1]  饶良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评议.求是学刊,1988,1:102.

    [2]  【法】伊萨贝尔、微席叶.《耶稣会士书简》的由来和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6.

    [3] 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扎记(下册).中华书局,1983:698.

    [4]  阮元.畴人传(3),商务书馆,1955:595.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1081.

    [6]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24.

    [7]  秉航.试论明末清初中国科技史的若干问题.科技史论文集(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4.

    [8]  张恩龙.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图书馆季刊,1930,4(3、4).

    [9][10][11]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32—33,35.

    [12]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46.

    [13]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206—208.

    [1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4)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1248—1253.

    [15]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199.

    (资料来源:《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2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ZWGX/12/08/2005/123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