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新浪网做了一项调查，就12个方面的问题，调查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认可度。结果发现，70%的人认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国外学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学语言的同时，他们也为中国的文化所深深地吸引，从而向往中国。作为传承着悠久历史的当代中国人，如何评价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传教士怎么成了“中国通”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准备带着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到中国这块“蛮荒”之地来“教化”尚未开化的“蛮民”，结果发现，东方的文明和东方的经验对人类发展的借鉴意义并不亚于西方。

    首先我想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来反思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魅力。

    从汉学研究的角度看，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关注。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22年前后，当时中国的典籍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到现在的韩国、越南等地，对当地的文化构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早而且规模比较大的要数日本。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日本的遣唐使团曾经十多次到中国本土来，学习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建筑、文化等等，再把它们带回国内去。当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可称为亚洲的发展中心，所以日本等国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在他们国内实施“汉化”政策，读中国书，写中国字。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汉字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通用文字，日本人做汉诗是一种基本的修养，甚至到了20世纪初，汉诗的创作仍然十分兴盛，著名小说《我是猫》的作者夏目漱石本就创作了相当不错的汉诗。

    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这一阶段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开始算起。《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神奇的东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绍到西方去，并且产生巨大影响。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他的身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但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竟然那么大，生活那么丰富奇特，于是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作为游记时期汉学研究的代表作，《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门。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始于1583年，众多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们开启了所谓的“传教士汉学时期”。1814年底，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立汉学教授席位，这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后来被学术界认可为“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的“副业”身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

　　从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开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交流，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积极行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第一个阶段中，中国文化被亚洲国家所接受，一定程度上是单向的，而在第二个阶段中，中国文化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成为一种双向度的交流。有趣的是，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动机和当年日本遣唐使团完全不同；西方传教士准备带着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到中国这块“蛮荒”之地来“教化”尚未开化的“蛮民”，最初的动机是到中国来施行“文化统治”的。结果发现，东方的文明和东方的经验对人类发展的借鉴意义并不亚于西方。更有意思的是，这批传教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变成了“中国通”，回到西方后成为汉学专家，成为最早传播中国文化的人。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中国要求变革的近代，充分说明多元文化的多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参照和对比之中，传教士们以及后来的汉学家们，总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展现中国民族特性、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构架方面，用欣赏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个文化构架。他们在文化比照中震惊地发现，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并且在生生不息地运作。从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读来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西方汉学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所感受的时代割裂开来，而是用这个文化体系的有效运作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长久性。西方汉学这种重视社会实践的品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汉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性质。当这些传教士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国力强于欧洲，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驻华耶稣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态度，直接影响欧洲文化乃至各国君主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二百年的中国热。

    由此可见，汉学的研究，和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汉学的研究可以直接影响各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活动。既然海外汉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利益和发展的大局，那么，我们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能不能也有点“国际意识”呢？换句话说，第二个阶段的“双向度”交流已经说明，西方文化渗入中国的同时，传播者已经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而海外汉学的成果也应当重新启发我们正视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

    不要满足于汉学家的赞扬

    我们常常只满足于他人的赞扬，为中国昔日的古老文明而自豪，却没有认真想一想，站在西方文明中心立场上的西方汉学家为什么会赞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吸引究竟在哪里。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要吸收外来的文化，总是有选择的。选择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不相冲突的互补的那一部分就容易被接纳；而被接纳的那一部分的潜在价值往往是本民族文化容易忽视的。因此，了解了西方汉学中的研究成果，我们便能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而我们自己常常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的存在和潜力。

    西方汉学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亮点，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文化构架的缺陷，发现中国文化中存在着解决问题的更好答案；第二个是关注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关注点及其研究成果，恰好启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社会现实问题面前的应对能力。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西方汉学家较早关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学说。这是因为《周易》注重事物变化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对于一贯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的西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而孔子思想体系中关于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际网络秩序对于世界和平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到中国，回国后，他于1924年出版了《易经》的德译本。1924年至1929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开设了关于《易经》的讲座，题目分别是：《对立与友谊的政治学》、《艺术精神》、《变化中的恒定》以及《中国人关于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卫礼贤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西方汉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卫礼贤的儿子韦德明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周易》专家，著有《易经八讲》及《<易经>中的天地人》。西方汉学家认为，《周易》与数字的关系启发了莱布尼兹等欧洲思想家寻求美与和谐，并认为数字有助于为人类世界带来秩序。

    美国人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开始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他总结孔子的学说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敏锐地指出：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从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卫三畏还认为，孔子的许多思想可以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甚至在两个方面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的价值：一是他的哲学被广泛应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二是他的哲学突出了“实用性质”。

    相似的看法出现在许多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人韦伯的《儒教与道教》。除了分析儒教和道教的本质区别以外，韦伯认为，儒教是一种入世的伦理道德，它的本质是要求人们与宇宙及人类社会的规律保持和谐。他认为，儒家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能够自我克制和适应环境的具有中庸人格的君子。但由于此书是他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延伸，韦伯强调了儒教和道教对理性主义的经济活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阻碍作用。这个观点在西方盛行了很久。1957年，耶鲁大学的教授芮玛丽出版了《同治中兴》一书，认为中国清代同治中兴失败的原因在于“近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的稳定性要求相冲突”。这些著作翻译过来的时候，正值我们热烈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之际，所以，吸纳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对西方汉学成果的注意，集中在他们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之间关系上，韦伯的“阻碍”观点曾强烈地感染过我们，吸引过我们的眼球。那时我们总是更多地关注和批判自己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觉得我们的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把现代化进程的推迟全部归结为传统文化的“保守和落后”，以为西方人给我们开的药方能治病；却恰恰忽略了韦伯他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正面效应的肯定。

    吸纳外来文化的“选择性”，还表现在对西方汉学另一类成果的忽视，即针对西方文化构架的缺陷，探讨中国文化经验的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常常只满足于他人的赞扬，为中国昔日的古老文明而自豪，却没有认真想一想，站在西方文明中心立场上的西方汉学家为什么会赞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吸引究竟在哪里。例如，西方汉学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纳入这个系统，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卫三畏钦佩孔子的一元论哲学以及它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性正在于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和宽容地接纳为己所用的外来事物，并巧妙的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系统”中，就像我国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的“三教论衡”，后来发展成为“三教合一”，即妥善处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在唐代逐渐形成共识，使“三教”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互补的作用。这种包容和兼并的系统优势仍与今天的发展实践有关。事实上，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割裂的。当我们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而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中间有无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当我们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之中，我们会不会同样面临西方世界已经遭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警惕”对西方汉学成果的“选择性”接纳，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受到西方汉学界关注而被我们自己轻忽的特性，应当在新一轮社会发展中重新引起我们的重视。

    “宝藏”不能坐等别人开启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关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话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优劣。我们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评价强加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头上，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随意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或许，在我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东西曾经一度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所拥有的，恰恰是别人不具备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重新引起重视，是与全球的政治多极化的形式有关。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寻求另一种价值观来求取平衡，片面强调发展个人的一面，形成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会有威胁。中国的文化体系向来不主张过于伸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有一个相对格局，可以“换位思考”，和睦地处理问题。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无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2003年抗“非典”的时候，“分食制”被广为提倡。不少人以为，中国人会就此改变传统的饮食方式，大家不再在一个碗里夹菜吃。但是，如今你到饭店看看，大家还是围着圆桌，在一个碗里夹菜。这种饮食方式卫生吗？当然不卫生。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分食，分食制是卫生了，但是热闹和亲密也随之消失。许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也喜欢和我们一起“扎堆”吃饭，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这是一种亲热和睦的气氛，此时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经不重要，而是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彼此认同的亲密。这个简单的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明事物的两面性，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把握好“度”，就可以“双赢”。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曾经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温良恭俭让，是缺乏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表现，不符合今天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文化中还倡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谓“以柔克刚”，所谓“四两拨千斤”，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退为进，不作正面的交锋。这些战略主张早已被现代管理学所吸纳，当强硬的专制主义命令的管理风格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处世的方法便再次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尊重和诚信等等。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互相发现、互相借鉴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启发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便会发现，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传统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研究，本质上是丢弃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统文化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说，现代文化的构成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大众对传统的认同要远远胜于对新兴文化的认同，这是宝藏可利用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化的接纳是有选择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梳理和发掘，这种梳理和发掘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应当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转换成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当前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这是2005年4月26日应“东方讲坛”之邀所作的演讲）

    讲演者小传

    朱易安

    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及古典文献学教授，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97年至2004年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化典籍系主任，2000年起任女子文化学院副院长、女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诗学、文化社会学、女性学。著有《唐诗书录》、《李白的价值重估》、《唐诗与音乐》、《女娲的眼睛》、《唐诗学史论稿》、《中国诗学史·明代卷》、《女性与社会性别》等；主编《全宋笔记》。

 

原载：智识学术网2006年1月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0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