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义与概况:“汉学”和“中国学”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相同,旧式“汉学”强调用19世纪研究希腊、罗马的文献批评原则解读中国文献,承认中国文化比较独特,不能完全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学研究”则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国,试图象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那样整合中国的文献。陈启能提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二战以后的称为“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许多介绍西方汉学成果的中国学者倾向于把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成果称为“汉学”,研究近现代、当代中国的成果称为“中国学研究”。李学勤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不能算做“汉学”(见《汉学漫话》,《东方》1995年 1期),自有其道理,但是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较易被欧美学者了解与引用,日本的学术亦相当西化。

    中国学研究的西文杂志近50种,据美国宾州大学自然科学史专家内森·席文的估计,专著约400种。华裔学者张灏估计美国(不包括欧洲)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学博士,其中研究古代史的约500人(《当西方遇见东方》,台湾光华杂志社,1989年)。中国史学是世界三大史学之一,其余两种,西亚史学和欧洲史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和、影响的程度比较深,中国史学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独立发展。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的了解通常通过汉学家的努力而实现,因此,西方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学研究里的地位比较高。在此仅就自己视线所及谈几个问题。

  二、关于中国古代史料的讨论:1956至195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就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典籍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会后编辑《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一书,毕斯利、浦立本、何四维、房德龙、傅吾康等资深汉学家撰文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史学传统,以及中国的编年史、断代史、官修史学、实录、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等,以汉学家的身份回答了以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籍的批评。《剑桥中国史》各卷作者都首先介绍自己使用的史料,无论是官修史书、档案或私人史著,都引用了《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的论述。198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学的起源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史学,特别赞扬了中国远古时代即已确立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及最早把西方文献批评原则介绍到中国的顾颉刚的功绩(该著部分章节的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史学认识上的转变。西方学界对中国史籍的批评有二:一为甘四史不是第一手资料,缺乏据以写成正史的原始史料的印证;二为中国学者引用史料时不进行分析和辩别的态度。因而西方汉学家特别急于找到可以检验史籍可靠性的第一手资料。1993年,伦敦寒山堂出版社印行《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汇集了1992年4月台湾学术会议的论文。《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鲁惟一的论文《中华帝国早期史:西方学者的贡献》(译文见《炎黄文化研究》》1998年5期)表明已经找到了这样的史料即20年来中国出土的简、帛及各种形式的史料。鲁惟一强调这些行政、法律文书和不同版本的历史、哲学典籍及技术书籍可能是与已经确定的中国传统存在方式完全不同的文字记载,做为第一手资料从局部上纠正了典籍中的一些错误,也从宏观上印证了中国史籍的史料价值。目前,西方史家希望中国方面尽快发表这些西方学者视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史料。

  关于中国史料的另一次争议源于《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作者卜德对《史记》的质疑。《剑桥中国秦汉史》印数很多,但是评论文章不到10篇,其中河南大学龚留柱的《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年6期)注意到西方学者重视介绍史料、在使用史料时持审慎的保留或怀疑态度的倾向。对卜德做出正面回应的是对中外中国古史研究均熟悉的吕宗力。卜德提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六条记载历史上不大可能发生,因此有充分理由怀疑《史记》的史料价值。吕宗力就公元前211年坠星铭文“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条史料进行分析。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根据秦始皇活着时别人不能用“始皇帝”一词断定卢生和侯生私下议论时用“始皇”相称一事有疑,吕宗力援引《史记》全书各卷的文例,用与栗原朋信相同的逻辑和语义学原则推论栗原的论证过程有失误,从而回答了卜德的疑问。中国学者以往对汉学成果的回应多在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这次沿用与外国学者相同的原则在《史记》的史料价值方面得出与对方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接轨。

  三、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50、60年代的讨论由穆四基编成《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发展还是停滞不前?》(美国希思出版公司,1965年)。主要有“循环论”、“直线论”和“文明死亡论”三种意见。持直线论的学者进一步就历史分期提出不同意见,由于对“封建制”概念理解得比较一致(主要依据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一书),因此确定西周时期为封建社会,意见统一,分歧主要在魏晋南北朝初唐时代。多数汉学家认为这一段存在着封建制、贵族政治,是中国的中世纪时期。李约瑟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皇帝制度,中央王朝和郡县官僚体制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与其相似的时代。目前,中、西学者都不再讨论历史分期问题,但是西方学者曾进行的讨论在汉学史上具重要意义,后来的许多汉学成果都与这次讨论有关。比如: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和大洋洲的学者对中国中世纪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欧美学者特别接受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共同体”的理论,认为可以用它解释纵向的历史分期划分难以解释的历史现实;汤因比的“文明死亡论”认为中国文明在13世纪达到高峰后趋于衰亡,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1973年)及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伍丹戈译本,1984年)都与汤因此的论述有一定联系。珀金斯论证14-20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总产量都在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却没有提高。“循环”的概念在西方史学里也并不具贬义,19世纪以前十分盛行。

    四、关于中国文官制度的讨论:西方学者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的莫过于文官制度。欧洲最早的考试即取得医生资格的考试就是仿效中国的先例。门泽尔就50、60年代的论著编辑了《中国的文官职位向人才开放吗?》(美国希思出版公司,1963年)。该书把汉学家对中国考试制度过于理想化的认识引向科学的研究,最初的倾向即把统计学方法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研究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科甲之士当官的人数和途径等。这次讨论使两个方向的汉学研究走向深入,一是政治史领域官员队伍由什么人组成这一课题的研究,二是社会史领域特别注重研究文人学士群体的倾向。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62年)把统计学、社会学方法和运用多种中国史料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凯斯勒分析了清代督、抚的种族成分(《亚洲研究杂志》1969年5期),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作。

    五、影响西方史学的主要史学理论:目前可以说是引进、介绍西方理论进行得比较好的时期,不仅得益于对极“左”思想的批评,也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培养。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表明,在一次一次介绍西方理论的热潮以后,不少学者使用第一手资料潜心研究了西方理论成果。笔者对理论问题关注的视角在于汉学成果出现的土壤和背景,亦即历史上西方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概念究竟是些什么并怎样影响了汉学研究。何兆武等著《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把史学理论区分为历史哲学的演变与史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两个部分,何兆武本人的研究集中于历史哲学部分,他把历史哲学最主要的发展变化归纳为从思辨的到分析的过程,揭示了西方的史学观念及学术理论背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史学活动进而在汉学研究里表现为试图研究历史的“进步”、“周期”、“阶段”、“演化”、“规律”等,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针对个别事物进行批评、评论、理解、解释、研究、反思。思辨历史哲学观念对汉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史的三分法,即把人类历史划做“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这在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里有充分的论述。其次,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把中国文明当做世界文明当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与其他各种文化一样经历大体相同的生长和灭亡的周期的观点,也为汉学研究在整个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阅读史学理论书籍应挑选权威性强的力作,且应选择不同的版本。英国著名史学教授麦维克编写的《历史学导言》(英国,开放大学1986年版)被列为英国大学基础科教材之一,内容虽较浅显但对于中国读者有重要参考价值。麦维克教授把19世纪的三种、20世纪的四种史学思想当作影响近代史学学术规范形成的主要思想,可以把这段论述与何兆武著作后半部分即史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进行对照、研究。麦维克介绍的七种理论是:1.兰克的“客观如实”叙述历史的思想、史学著作应注明引用的第一手资料的戒律;2.孔德努力把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思想;3.马克思的史学思想;麦维克叙述了马克思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及体制,特别指出马克思在史学上的贡献,一为重视经济史研究,二为把文学引向跨学科研究,综合考察艺术、思想、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历史发展。4.20世纪初期重视研究人类精神史、制度史、外交史,把经济史当作“历史的一个亚种”的思想;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实践活动大多可归为这一类,如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及盛行不衰的逻辑实证主义等。5.法国年鉴派文学思想;6.把数量统计、实证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研究,最著名的是“新社会史学”;7.福柯的史学思想。

    英国教授麦维克认为在所有的史学思想里,实证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史学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和关键性的;而对于相对封闭的中国读者,何兆武等人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取代思辨历史哲学的过程,以及20世纪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以问题史学取代以事件史、重要历史人物为题材,以叙事史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史学的过程,按照何兆武先生的思想,还可以把年鉴派史学思想和福柯史学思想归结为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生命哲学的史学思潮。

    六、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汉学的影响:最能体现实证主义在汉学研究里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史料是否是第一手资料的讨论,对这场讨论做出结论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20多年来出土的简帛资料。当年兰克之所以成为提出史学学术纪律的关键内容的第一位人物,恰恰由于他正处于一向不公开的史料至少对兰克这样的史学家公开的时期,使他撰写了《1494—1514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研究中国古史的汉学家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史家坚守实证主义原则、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的那种倾向。如果不能澄清对中国史料的认识,汉学做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便不能确定。中国古史的特点使治古史的汉学家注重考据,注重培养解读原始文献的能力,较多地接受了中国的史学观念和认识方式,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国学几乎是另一门学科,注重重新解释,受“史无信史”的思潮影响较深。有些中国学者在谈到史学界的不良倾向时常以西方思潮的影响为例,事实上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价非常高,常引用传统史学的具体成果。

    麦维克在《历史学导言》一书中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欧美国家常用“马克思主义”表示国际间的政治事务的派别,但是麦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法则和广泛使用的模式方面给历史学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来看,也对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何兆武先生曾经说,我们一向注意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但却忽略了那些没有打着红旗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人。这个论述与麦维克的论断可以互相印证。以笔者的观察,在汉学领域,许多学者倾向于用思想、文化和宗教等传统因素解释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史领域,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很大。韦伯的主要成果是论证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促进作用,他进一步做比较宗教研究,写了《儒教和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洪天富译本),论证这两种思想不具备促进资本主义生长的能力。韦伯从两个角度影响了汉学:一是他的中国研究的具体结论,宗教方面外,他论证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可与欧洲相比的法律制度,经济上的主要问题为解决朝廷的粮食供应和财政需要,因此提出“政治财政”的概念,帝国后期土地所有权分散化。不利于规模经营等。韦伯另一个影响汉学的角度是做为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从一般的理论意义上对汉学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理想型”概念。比如,许倬云研究汉代农民的生活费用,主要依据汉简的两条记载,但他并不计算有名有姓的这两户人家的花费,而是假设一个典型的农户,一项一项地计算它的财产总值及费用,引用许多史料,用汉简的数字考虑边疆与内地的差价,最后得出一个认识汉代农民生活的总的结论。理想模型通过史实形成,但一旦形成,会影响史学家对史料的考察和编排,在理论上与后来的结构主义比较接近。“理想型”方法在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9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现得最为突出。作者把捻军和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中部、南部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划为对立的三个等级共六种形式,并揭示了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况,为认识清代后期纷坛的社会史提供了重要启示。韦伯不懂中文,但他通过阅读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研究很有影响。这里顺便谈一谈魏特夫。魏特夫最著名并遭到许多汉学家批判的是他对中国水利工程的研究。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就旱地、山坡地、河流湖泊淤积地等不通过水利工程进行灌溉的土地提出“第二耕地”的概念,并指出第二耕地数量很多;许倬云考察战国水渠发现其最初的目的不是灌溉而是改造土壤,用水过滤土壤里的盐份;珀金斯认为14—20世纪的中央朝廷与长距离贸易互为条件,管理水利系统的多为县以下的地方组织。与魏特夫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艾博华,最早用“社会流动”的概念分别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论证中国的魏晋时期属“中世纪”,最早进行一个家族、世系的人口统计和迁徙路线的研究,有资格称为科学的汉学研究的先驱。科学的汉学主要表现为用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取代不适当的、简单化的、大而不当的概括。在这个过程里,首当其冲的是欧美学者,如艾博华和柯睿格。他们的成果现在看起来比较浅显,但却是开创性的。由于华裔学者在使用中国史料方面占优势,一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和模式,成果便十分引人注目,如张仲礼、何炳棣和萧公权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引发了此后汉学一系列的“新社会史”成果。

    七、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汉学的影响:张铠先生于1995年、9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介绍美国汉学的文章把20世纪初期美国汉学的特点概括为:重视中国的制度史、外交史;重视研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儒家思想。这些特点可视为20世纪初期兰克后人重视精神史的史学思潮在汉学领域的表现。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史学里始终不衰,在汉学领域的表现尤其如此。由于西方学者很难掌握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发挥逻辑推理的能力,针对中国史料里夸张的记载(常集中于六、七位重要的皇帝)和中国史研究已有的成说进行击破、廓清,得出使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阅读过《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读者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

    八、年鉴学派对汉学的影响:年鉴学派是中国史学界比较熟悉的西方史学流派,同时,它也是对汉学研究影响很大的学派。首先,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克是通过研究欧洲的封建制(代表作《封建社会》)进行理论建设的,开创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向,他没有亲自研究中国的封建制,但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使治中国中世纪史的学者获得明确的封建制概念的含义。由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史料很少,马克·布洛克倡导研究农业、植物、地质、动物等各学科的专家进行分工、合作的集体式研究,从而建立了开放的史料观并影响了各个专门领域的史学研究。中世纪史研究还促进了“历史人类学”学科的形成,使汉学家在学科归属方面得到更合适的位置。年鉴学派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从而使新一代汉学家成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现代史学家,而不是仅以记诵中国古文、编排史料为长的传统汉学家。鲁惟一在台湾欧洲汉学史会议上指出,当前西方的中国古史研究主要表现为问题史学,宋以后的史料增多,汉学成果多表现为数量统计和社会学或经济学概念的结合。把心理学、地理学引进历史学亦由年鉴学派首创,布罗代尔关于历史长时期、中期和短期变化的思想增加了汉学家的时段观念、地域观念、空间观念,每一部论著均在时、空方面做明确界定,不贸然做大的概括,远远脱离了早期汉学家空泛的目的论。中国古史的特点还使西方学界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在汉学领域持久不衰,汉学家试图揭示中国古代那些重复性的、周期反复的、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现象和结构,比如翟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华盛顿大学,1972年版)和韩素瑞、罗斯基两位女学者合著的《清代十八世纪社会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虽分别研究汉代和清代,但对认识整个古代时期的社会结构均有重要意义。

  九、把数量统计、实证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研究:在西方学界最著名的是“新社会史学”,但是在汉学领域,由于中国史料的特色和传统历史课题的影响,新式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仍是最突出的成就。“新社会史”除绅士和官员研究,如科举士子的出身、官员的收入和绅士的社会流动等课题以外,多表现为人口研究、早婚多育的心理原因、妇女的财产权、农民叛乱的经济和宗教原因等题材,受社会史的理论影响比较重但由于史料的原因,数量统计的特点并不突出。汉学的政治史领域尤以问题史学为引领,按照美国著名学者霍尔的归纳,集中干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皇权的实质、政府官员的组成及政府与地方组织、地方社会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由一、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引出各朝代同类问题的研究和考察。

    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可归结为三点一线。三个点:1.何炳棣的中国农业起源研究(《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版),何在完成著名的人口与赋役史料及明清社会流动问题研究后,回到中国远古时代涉足国际学界极为重视的农业起源问题。他利用古籍里的植被史料和现代泡粉学证据论证黄土区域仰韶时期旱作农业的诞生,先民在采集的过程里发现了最耐旱、且生长期短的“粟”类谷物,培植成功,使国际学界普遍承认农业在中国独立地产生。2.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华盛顿大学,1980年)研究了条播、楼的使用及一系列精耕细作方式在汉代趋于成熟的过程,他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数量研究:租佃率及农民的生活费用。3.郝若贝、戈拉斯、伊懋可等的宋代经济研究:农业方面达到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时期,煤铁业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商业和金融业十分发达但缺乏保险和法律方面的服务。一线:即珀金斯的《14—20世纪的中国农业的发展》(见前)。珀金斯及其他的汉学经济史论著主要特点:一是注意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二是注重研究生产力、技术进步和劳动组织的变化。黄宗智在珀金斯的基础上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实地调查揭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直至20世纪中期仍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史实。黄宗智受苏联史学家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生产后提出“内卷化”理论的影响,提出“过密化”理论,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中国史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应建立特有的规范而不必照搬西方概念。另外,赵冈、黄仁宇、今崛诚二等学者都曾在自己特定时空的个案研究里得出过与珀金斯、黄宗智相似的结论。

  十、福柯史学想的影响:本世纪最后几个十年里,意大利知识分子中兴起一种新的、用多种学科手段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意大利国内战争的新趋势,融合了二次大战以后的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症状学等理论。这种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法国学者福柯。在麦维克教授看来,福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而不是遵守严格的学术纪律的史学家。但是福柯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尤其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当中,“福柯热”持续不衰。福柯重视微观的权力关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的、专政机构的权力,马克思的追随者进而发现权力也通过知识、理性和策略来表现,权力也体现在医生和病人之间、规训和接受规训者之间。福柯重视研究历史上的断裂时期和转型时期及人类各种各样的精神现象。这样一来,中国丰富的史料包括各种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医文献里记载的各种精神现象使汉学家大有作为,他们分析各种病例、梦境等等,探索人的潜在欲望和意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是治学术史、思想史的学者愿意研读的著作。福柯史学还允许史学家超越学术戒律的限制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叙事式研究。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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