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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述评

关注国际上海学的前沿研究

来源:中华文史网作者:朱政惠2009/09/04

    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过一段时间的学术访问,作为对故乡的关切,也曾经对海外的上海研究情况做了一定的了解。我在哈佛的校园学术网做了资料查询,在输入英文SHANGHAI的关键词后,发现1927年至2002年间,各国已加入博士论文网络、题目关于上海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138篇。这138篇博士论文,主要是英语语言的博士论文,也有少数几篇中文的博士论文,尚未发现有德文、法文、日文、俄文、韩文等语言系统的博士论文。估计这些语言的博士论文数据还没有加入这一网络系统。这里,谨以这138篇博士论文为底本,探析其所反映的海外上海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和大体特点,也可以说是对海外上海博士论文的一个抽样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有何“看点”

    关于这一百多篇的博士论文,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问题,或曰“看点”呢?窃以为有如次的几个方面。

    所谓的“看点”之一,是关于当代上海问题的研究,即对当代上海政治、经济、干部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一些论文提出了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总结。例如密西根大学一位博士的题为《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降低人口的开拓者——人口转折之大势,1950-1984》 的论文 ,就上海计划生育比较成功的原因作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所以能够走到全国前面,主要在于:其一,上海的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水准及其城市特点决定的超前性;其二,在关于各种观念变化中,人口标准的观念的变化是最重要,直接导致上海计划生育的控制;其三,有效的组织和家庭生育计划贯彻;其四,高效的政府机构促进人口控制政策。这几条意见大概都比较地接近事实,有助于我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类似这样的涉及上海大政方针和发展规划研究的博士论文还颇有一些。如《中国的技术官员: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市领导的个案研究》 、《上海——浦东新区;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合理逻辑》 、《外资直入上海的政治》 、《上海城市新发展住区和密度》、《上海股票价格中的国际市场》、《上海股票市场》 、《1972年以来上海的房屋发展》等。作为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由于主体远在异国他乡,皮相之见难免,但中肯之论不乏有之,所以有其咨询价值和参考意义。政府部门的官员、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专家、大企业的管理者不妨抽时间一读。

    “看点”之二,关于上海社会发展的一些横断面的研究。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如《中国政治改革和媒体改革:上海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变化》 、《20世纪中国钢琴教育的演化:以上海和北京音乐学校为例》 、《上海下岗研究:社会保障系统、个人承受和再就业》 、《上海中年男子发病和死亡研究》 、《上海癌症患者自助组织研究》 、《中国城市人口中之慢性疾病和风险因素研究:上海的血压和抽烟问题》、《中国生育转折之过程:上海生育之区别,1950-1985》、《中国消费者市场:上海顾客对于外国牌子和中国牌子的衣服的态度》 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社会问题,说明了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力求把握的努力。他们对此的了解也有长远的谋略。以《中国消费者市场:上海顾客对于外国牌子和中国牌子的衣服的态度》文为例,作者对上海顾客对于外国牌子衣服的态度和国内牌子的衣服的态度做了社会调查,并对调查的数据作了具体分析。作者认为海外企业家要在中国发展,应考虑中国顾客的购物心态和心理。这篇论文实际是在做市场心理学探讨,考虑如何在中国投资,做活生意。这是现实性、应用性很强的论文。这一类的文章,中国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可以做些反研究。

    第三个所谓的“看点”,关于上海文化史的研究。这是上海文化工作者关注的。涉及的方面也颇多。如美术史方面的文章有《培养艺术家:任伯年(1840-1895)和上海艺术世界的肖像》 、《吴昌硕和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之上海艺术世界》 ;电影史方面的文章有《中国电影的战略和结构:工业上海中的组织理论和机构变迁》、《半殖民地上海中的文学和电影(1927--1937)》 、《上海的梦幻宫殿:美国电影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1920-1950》 等;戏剧史方面的文章有《妇女和公众文化:民国时期上海妇女越剧之诗学和政治,30-40年代》 、《上海京剧漫游:1942-1949》;大众文化史方面的文章有《“跳龙门”:上海故事家的社会动员,1849-1949》 、《从茶室到收音机:30年代上海文化中之故事演讲和商业化》 ;文学史方面的文章有《废墟中的写作: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战争和家庭生活》 、《上海地区方言研究:音韵系统和历史发展》 、《上海近代大众小说的兴起》 、《亚洲环境中之德国记者作品:上海,1939-1941》 。这些博士论文,注意把研究对象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背景中考察,放到上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分析,由此对研究对象作合适的价值定位。在对吴昌硕研究的论文中,作者认为吴昌硕的最重要的文化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将古代金文的美学价值渗透到当代的绘画、书法和篆刻之中。他的改革使中国的传统绘画浸透考古韵味,由此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免于清代颓败之累。作者强调吴昌硕使中国画免于西方文化的单向侵袭,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最伟大的人文画家。关于越剧的探讨则认为,妇女的越剧是妇女进入都市娱乐圈的罕有选择,问世于革命和战争年代,在迅速变化的半殖民地城市社会,其角色适应现代上海的公众文化。这些文化史的论文大抵都有这样的考虑: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中心,特殊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所谓海派文化的中心,糅东西思想于一体,熔中外文化一炉,有很多值得总结的问题。

    “看点”之四,当然是关于上海的历史研究。上海怎么从昨天走来?上海大工业城市地位怎样形成?上海如何成为冒险家乐园?上海工人如何发挥历史作用?这方面的博士论文颇多有之。如《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 、《上海的成就:中国机器磨粉工业发展之研究》 、《民国时期的国家和社会:上海职业协会的出现》、《竞争和同盟:20世纪中国商业联盟和国家力量,对青岛和上海的考察》 、《美国人在上海:社团的形成及其对革命的回应,1919-1927》 、《在十字路口:中美关系中的上海:1945-1950》 、《第三国际和上海远东共产主义运动,1912-1922:国际主义的含义》 、《上海劳工:1911-1949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之性、政治和传统》 等。这里面颇有精湛之作。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堪称其中一部。通过对晚清上海道台这一特殊官僚群体的研究,揭示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演变、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变化,特别是上海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作者确认,上海正处于时局的巨大变革之中:它一方面向外将中国的政治文化拉向与国际的广泛交往之中,一方面向前使中国跳出复古漩涡,为近代化努力。总之,在这个城市中,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自我理解方式正在形成。

    以上所述,只是提到的部分内容,值得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并非都强,价值观念总有不一处。但这些博士论文的某些优势会是明显的,特别应关注的,是这些论文中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理论创新。

    二、“亮点”问题

    海外上海学的博士论文有没有“亮点”?人们关心之。所谓“亮点”,是指这批海外博士论文突出的学术特点、学术创新。

    先说一个“亮点”,是关于这批论文的集中增长点问题。什么时候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增长的比例如何?

    笔者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1927年到现在的138篇文章中,20年代有3篇、30年代2篇、40年代 2篇、50年代3篇、60年代3篇。70年代开始上升,15篇;80年代,21篇;90年代,89篇。这个统计表明,海外上海研究的博士论文大幅攀升的时间,是80-90年代,这正是中国由闭塞走向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这批海外博士论文的重要亮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发展?窃以为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原因,一是国内原因。美国学者何汉里(Harry Harding)曾对美国中国学这个阶段的发展原因做过分析。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吸引力十足”。他说,人们需要对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而研究改革的原由、支持改革的基础、改革将遇到的困难及其成功的前景,“更有挑战的意味”。从中国国内情况看,他认为,主要是开放对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带来很大便利,“使外国学者有机会取得新的研究资料”,“最重要的”,“也许是美国学者开始有了直接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有限机会”。

    其二是研究理念的“亮点”。笔者注意作了观察,这些学术论文都有相当深的学术期待,希望掘出个“大金娃娃”。这些论文往往从一个很小的问题讨论出发,最后归到上海近代化道路、中国近代化特点和中国人现代性问题等涉及历史走向的大问题的探索。所谓“以小见大”,寓意深刻。属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有《戈登堡在上海:机械印刷、现代出版及其对城市的冲击,1876-1937》 、《发现上海:文化过程及其转折,1860-1920》 、《无声电影:从早期上海电影想象国家》 、《外国歌剧在上海,1842-1949》 等。其中,《戈登堡在上海:机械印刷、现代出版及其对城市的冲击,1876-1937》是比较典型的一篇。主题是探讨上海书籍的出版状况,结论却是关于中国文化大走势的分析。作者写道:“至30年代,上海的中文书籍出版部门,不仅在上海占有其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国家现代出版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从这个上海中心出发,现代中国商人改变了旧的出版生涯,并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教育和思想生活的轨迹。” 他把中文书籍的出版和整个国家思想生活的发展轨迹联系了起来,这就不是小意境。《发现上海:文化过程及其转折,1860-1920》的论文也一样。从历史城市学的视角对上海的文化发展进行探索,揭示上海在亚洲和世界诸多文化影响下的历史演变,强调上海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重要地位。《外国歌剧在上海,1842-1949》的论文,谈的是外国歌剧在上海的际遇,实质是探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歌剧在上海的发展,并由此分析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这些博士论文中,还出现有不少对社会基层、社会大众、妇女问题的研究,这又是一个“亮点”。如果说,80 年代以前,博士论文中比较多地关心精英人物和政治、经济大事;那么,80 年代以后,较多地转向对社会底层人物和妇女问题研究。这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突出变化。类似这样的论文有《上海邻居:五里桥社区建设》 、《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上海里弄邻居中的社区活动和市民组织》 、《心理困境和社会关系:上海居民之研究》、《寻找新的女人气质:上海职业妇女,1912-1945》 等。其中,《寻找新的女人气质》颇能说明海外博士对于妇女研究的热情。这篇长达三百多页的论文表明,学者们对于20世纪上半叶职业妇女的出现关注备之。

    为什么80年代以后,里弄研究、大众生活和妇女研究会这样地热闹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研究趋势?主要应该有这样的两个原因:其一,与“文革”和改革开发以后的中国发展有关。“文革”以前,很多海外的中国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中央极权主义,集中研究中央政权特点及其运行机制;“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权、基层机构也充满活力,这正是以前很忽略的问题;其二,和西方年鉴史学、新史学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有关。新史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主张是不谋而合的。这就导致历史研究对象的“由上到下“、“由高到低”、“由贵到贱”,包括广泛地关注妇女史的研究。笔者发现,美国西部大学尤其加州系列的大学,对于妇女史和性社会史的研究尤为热烈。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的转换,是对上海研究的创造性突破。至少我们自己的上海问题研究中,妇女史研究和妇女问题研究还相对地薄弱。

    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比较手法的颇多运用。138篇论文中,展开城市间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还是不少的。举其牢牢大者有:《职业教育的发展:深圳和上海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三个亚洲城市的比较分析,上海、东京和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洛杉玑诸城市老年华人的家庭之社会支持模式:子女孝顺问题》 、《北京、上海、苏州:现代化、城市化和中国传统城市的保持中的房屋发展》 、《中国城市的不平衡发展:上海、深圳、郑州之间的社会经济指数比较》 、《苏州的衰弱和上海的崛起:城市变化之经济生态的研究,1756-1894》 等。这些比较研究的论文,有相当的说服力。而比较手法利用较早的,应提到密西根大学的墨菲(Rhoads Murphey)教授,他早年关于上海研究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就有相当部分比较研究的文字。不仅将上海和广州、汉口、杭州比,还将上海与河内、仰光、西贡、曼谷比,试图说明上海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作用。比较研究的最大意义,也许就是使问题的探讨思路开阔,克服研究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全局与局部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发现历史现象的因果和异同,是历史学家揭示历史本质和历史联系的重要方法。目前我们的上海研究中,比较研究的手法不是很多,尤其是国际大都市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状况的改变,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学者走出国门,有更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广博的学术素养的积累。

    三、研究主体特点

    所谓主体特点,主要是对研究主体的情况分析。海外的这些论文出身如何,主要产生于什么国家,那些学校的产出更多些?指导教授地位如何?谁撰写了这些学术论文?这些都能说明问题。

    笔者也做了这样的小统计:这138篇论文中,英国 3篇,加拿大10篇,中国香港地区8篇,其它大都出自美国,100篇之多。根据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说,美国就是海外上海博士论文的大产家?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如前所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上海博士论文还没能加入这一网络数据系统,比如日本等。然而,根据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规模 ,根据其中国研究的主要目标和特征,可以做这样的推断:目前世界上,可能还没有那一个国家的中国学和上海学可以和美国的规模相比。即使其它某个国家的相关数字会多点,估计也很难超过美国的总数。所以可以推测性地认为,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海博士论文的最大产出国;或者说,美国是海外上海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基地。能否确定这一宏观主体特征十分重要。海外上海研究的大体路子、框架、方法、水准、规模是受此影响的。

    那么,哪些高校培养的上海研究博士论文会更多些呢?笔者也做了一个统计。目前的这138篇论文中,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3篇、哈佛大学 10篇、斯坦福大学8篇、哥伦比亚大学7篇、芝加哥大学6篇、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6篇。此外,美国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城市大学都有一些。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也有若干篇。这个抽样统计表明:美国几个超一流大学,也是上海问题研究的佼佼者。它们是美国上海研究的“大腕”。而这些“大腕”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更力拔头筹,数量最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位,我想主要得益于他们长期地以近、现代中国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涌现了一支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和学术带头人。著名中国学家魏克曼(Wakeman, Frederic Jr.)、叶文心等,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也是上海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接着需要了解的是,哪些高手培养了上海学的博士生?笔者也做了相应的考察。笔者发现,在美国,相当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参加了对上海学研究的博士生的培养和指导的工作。美国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指导了《“跳龙门”:上海故事家的社会动员,1849-194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克曼教授指导了《戈登堡在上海:机械印刷、现代出版及其对城市的冲击,1876-193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叶文心教授指导了《从茶室到收音机:30年代上海文化中之故事演讲和商业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徐中约教授指导了《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指导了《发现上海:文化过程及其转折,1860-1920》;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黄宗智(Philip C.C. Huang)教授指导了《1911-1949年的近代上海》;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指导了《寻找新的女人气质:上海职业妇女,1912-1945》;威斯康星大学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教授指导了《中国机器磨粉工业发展之研究》。美国大学中,哥伦比亚大学曾小平(Madeleine Zelin)教授指导的论文大概是最多的。根据笔者统计,她所指导的论文有《上海之夜:半殖民地中国的夜生活和近代化,1917-1937》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上海职业协会的兴起,1912-1937》 、《无声电影:从上海早期电影想象国家》等多篇。此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卜正明(Timothy Brook)教授指导了《竞争和联合:20世纪中国商业联盟和国家力量,对青岛和上海的考察》等博士论文。所有列举的这些学者,都是国际上很有实力的专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和专家。但我们所发现的“大腕”学者及其指导的上海学的论文还远不只这些。

    关于主体特点,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博士论文的作者队伍。笔者发现,这138篇博士论文的作者,从名字看,中国习惯的名字颇不少。根据这样的情况推断,估计会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当然也会有来之中国其它地区的学者,以及海外华人和华裔学者。其中,可以肯定地说,来自上海的博士生颇有之。就笔者知,姜进 、卢汉超 、徐小群等,都是来自上海的学者,他们都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美国深造的。他们都做了有影响的论文。来自上海或中国的学者做上海研究的好处在于:其一,对上海有亲近感,情况熟悉,研究投入;二是,接触西方教学,思想、观念和方法,往往会注意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结合。研究成果很可能有纯中国学者和纯西方学者所不可能具备的内涵,而兼具两者之长。

    四、简短的结语

    138篇论文的情况告诉我们,海外关于上海的博士论文是内容丰富的学术智库。从中可以了解海外学者对于上海历史、现实和未来研究的基本情况。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他们的研究进程及其特点,有利于我们把握其总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规律。把海外博士论文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是深入认识它们思想内涵和方法特点的必要做法。在西方,一篇博士论文往往要写6-7年,博士生要经过长时期的理论准备和资料收集,所以海外上海博士论文不乏上乘之作。由于一些博士生来自美国和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学校,其网络设备先进、图书资料一流、国际大师云集,所以能成就一些好作品、大作品。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名家的一些学者,如罗兹·墨菲、玛里·兰金(Mary Rankin) 、叶文心等,都是当年上海博士论文的撰写者。从这点上说,研究海外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海外上海学的前沿;研究海外上海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海外上海研究的明天和未来。

    在中国,以地方名字冠名的学科或学科群大概不多,敦煌学算是一个。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中西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特定的时空因素规定了其特殊的研究内涵。敦煌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也有利于中亚史、世界史尤其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上海学研究意义,大概与敦煌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敦煌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并由此得以推广至中古史、世界史研究;那么,上海作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新交汇点,其研究也一定促进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和世界近代以来文明进程的认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道路先驱城市和改革开放新窗口,业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经济家、思想家、历史学家、银行家、城市研究专家的关注。海外上海学无疑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如何走在国际上海学研究的前沿并成为国际上海学研究的中心,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138篇海外的博士论文已经在向我们发问了。 

    论文来源:史学研究网

    转自:http://www.zisi.net/htm/xhjy/2005-04-04-11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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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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