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明清史研究领域的论文和著作,与1945年战败后至七十年代期间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内容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笔者没能做充分的准备,尚难以对所有发表的论著进行介绍,及以此为基础对这期间的变化作全面的分析。这里,仅根据个人印象,试图对八十年代以来体现日本明清史研究特色的几个方面作极简单的说明,以供大家参考。又,本文并不限于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亦包括在内,对明清两代的研究一体加以叙述;有的相关地方还介绍了宋元时代的研究内容。

    (一)日本八十年代以后的明清史研究,开拓了此前战后三十五年间未曾引起重视的新领域,这些领域大致有以下十三个方面:(1)开发史(2)移居史(3)宗族(同族)结合(4)地域社会的存在形态与性质(附:人口问题)(5)信仰、宗教诸问题(6)商品流通(7)财政改革(8)社会福利(9)东亚贸易、亚洲贸易(10)明代政治史(11)明末华北民众叛乱(12)明末清初的思想、学术史及清代的政治思想(13)清代的法制与裁判。此外还有基于社会调查之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史整理的尝试等。

    有关这些领域中的某些研究,在七十年代以前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例如,关于宗族(同族)结合问题,早在1945年以前,社会学者牧野巽等人就有出色的研究,至于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给予历史学者颇多启示的还要数社会学者福武直、林惠海等人对江南三角洲的农村调查。但是,如上所述,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有的则是中国史领域以外的专家,而且人数绝对不多。与此不同,八十年代以后这些领域的研究,乃是由明清史的专家们正式着手推进的,在各个领域不少学者都发表了专论。当然,也有一些领域如社会福利等,完全是八十年代以后开拓的新领域,研究人数尚少。

    (二)开发史、移居史以及宗族结合方面的研究,彼此关联,相互推进,并与地域社会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关开发与移居历史的研究,本以唐末、宋代为对象,进入七十年代前后开始迅速开展起来。所发表的论文,多为宋史的研究者之作。从宋元至明初这一时期,作为江南三角洲的中心部分的太湖东部低湿地带,其开发尚处于粗放的水准阶段,这一时期毋宁说是在接近山区的“河谷平原”地带从事先进的水稻栽培。以上即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滨岛敦俊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阐明了到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才首次完成,地主阶层开始参与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直接以地主或农民的个别经营为对象的有关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研究并不多,但这些有关地域开发的研究,深化了关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认识,属于广义的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研究。

    移居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然而,上田信认为,以宗族为单位的移居,随着国家的水利工程的开发,从唐、五代到宋、元,中间明代一时停滞,再到清代,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基于此种认识,他详细地阐明了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的形成过程。着眼于移居即是开发地区的过程,这一方法也被山田贤所采用,他对成为嘉庆白莲教舞台的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的四川云阳县,首次具体地阐明了其移居和开发的过程。文化人类学者濑川昌久,在香港新界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最初是靠同乡关系进行移居,而随着定居化的推进,同族(宗族)结合逐渐起了主要作用,这一分析,在山田的历史学论述中被证实。有关四川的研究,还有西川正夫的实证性分析。关于广西和台湾的移居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八十年代以后宗族研究的最大特征是,重视作为开发和移居主力的宗族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七十年代,佐竹靖彦就已从这一方面研究了唐末、五代的宗族。进入八十年代,上田信对明清时代的浙江,森田明对清代的福建、台湾,山田贤对清代的四川,铃木博之对徽州府,西川喜久子、片山刚、松田吉郎对广东,分别以这样的观点对各地的宗族进行了研究。片山的研究指明了,广东地方继承明代里甲制的图甲制的“户”,乃是以宗族为单位的。田仲一成开展了宗族作为祭祀戏剧活动主角的研究,井上彻则进行从宋到明宗族之动向的研究。

    (三)自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对地域社会这一对象或概念的关心高涨起来,地域社会这一术语也常常被拿来使用。在七十年代,以小山正明的启示性发言和重田德的里程碑式的专论为契机,有关乡绅研究十分活跃,对明清时代统治阶级的存在形态及其存在基础,欲结合地域情况作更具体的阐明,这种研究热情颇为高涨。又,在有关江南、福建、广东、徽州等地的明末清初民众叛乱的研究中,对成为其基础即与地域性结合的关心也在增大。自1945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中,一直将阶级间的矛盾,即社会矛盾,与作为这种矛盾反面的阶级间的统一,即社会统一,相互割裂开来理解,因而社会矛盾与社会统一共同成立的“场合”从来是被忽视的。上述研究动向也表明了对这种倾向的反省。又,这种反省,亦将研究者的关心引导到伴随社会矛盾与社会统一而存在的意识的作用上来。岸本美绪从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会的舆论构造和关于方法论的发言两方面对地域社会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滨岛敦俊将江南三角洲地域社会乡绅的存在形态和农民的结合形态分别作了具体的探讨。稻田清一对以市镇为中心的江南三角洲地域社会的构造,青山一郎对福建的地域社会与县这种行政机构的关联,涉谷裕子利用南京大学的徽州文书对地域社会的祭祀组织,都分别作了分析。山根幸夫则发表了其一贯重视的绅与衿、乡绅与士人两个阶层的区别的见解。韩国的吴金成进行了在日本几乎没有开展的湖广、江西明后半期以后的乡绅、士人活动的研究。森正夫在八十年代初,即已提出应注意地域社会这一对象和概念。前述关于移居和宗族的研究等,也与对地域社会的关心紧密相联。此外,上田信和新宫学分别开展了对浙东农村和国都北京的人口研究。

    (四)民间的信仰、宗教问题,也是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田仲一成把精心收集的文献与在香港新界地区及大陆的全力以赴的实地调查结果相结合,发表了有关祭祀戏剧活动的大量研究成果。滨岛敦俊以江南三角洲为基础,多注重以佃农为主体的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农民与市场、市镇的关系,地方行政机构对农村的支配等,同时,亦具体地阐明农民信仰的存在形态和国家对祭祀的参与。滨岛近年来的实地调查亦把农民的信仰作为对象。小岛毅从儒教史的立场出发,就宋元以来国家对祭祀的参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关于白莲教教团及以其为主力的反叛活动,野口铁郎、浅井纪分别发表了汇集多年研究成果的著作,小林一美、安野省三、大泽显浩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五)在经济史领域,八十年代以来,研究最为活跃,发表大量研究成果的是商品流通方面。这一点,与1945年以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把重点放在土地所有或商品生产方面相比,具有对照性。关于明代,新宫学对城市商业,川胜守对谷物流通,以及足立启二对银经济都分别作了研究。不过,绝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以清代为对象的。有关大运河的物资流通,长江、沿海的商船及海关,谷物的流通和国家对米价的调整,与其相连的粮食暴动,乃至货币流通等等,香坂昌纪、岸本美绪等众多的学者都对其展开了研究。此外,对福建的抗租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太湖南岸的桑叶买卖,四川、江南的牙行,煤炭的生产和流通,口岸开放时期以后近代棉纺织市场的性质,徽州商人等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之中,则末彰文、山本进、黑田明等分别以各自的研究题目,对处于全国性流通市场中的省市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问题予以新的关注。

    所谓国际间的商品流通,即东亚贸易和亚洲贸易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亦在积极地进行。松浦章主要从事清代日中贸易的研究。滨下武志集中地探讨了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亚洲之前,通过亚洲各民族自身,以中国王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为媒介的亚洲市场圈自发的形成问题。宫田道昭也论及这一问题。关于明清时代琉球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亦有进展。

    与商品流通研究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积极开拓的领域是国家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构造研究。岩井茂树分析了明后半期张居正财政及清朝财政的特征;对有关清朝财政指出,与公共事业规模相比财政规模小,以及财政收入固定于当初的规模,与经济状况的变化相脱节,等等。足立启二提出了明清两代的通货政策与财政构造关系问题,檀上宽论述了明初的通货政策。岩见宏从徭役制度的侧面、森正夫从税粮征收制度的侧面阐明了明代财政改革的基本路线。谷口规矩雄、黑木泰、山本英史探讨了自明后半期至清初的华北的一条鞭法。小野和子提出了山西商人与张居正政权的主要官僚在北边政策上有关联的新观点。鹤见尚弘就有关鱼鳞册、岸本美绪就有关钱粮册都进行了基础性研究。

    明末清初以后,江南三角洲的县城和市镇的经济活动活跃,人口增加,于是城市下层百姓的生活难问题变得深刻化。其由国家财政来解决已很困难,面对这种问题的各城市,各自实行了民间的自主性的救济事业,特别是有关婴儿保育在各城市间形成了网络,夫马进在这方面独自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星斌夫整理归纳了王朝国家的传统的贫民救济政策。

    (六)清代的法和裁判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以滋贺秀三的名著《清代中国的法和裁判》出版为原动力,发展非常迅速。已出版多种有关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探讨清代的时代特征,亦在探求中国社会传统所固有的特征。滋贺最近编纂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1993年刊行)一书,编选了从殷周至近代的法制史的基本资料,加之确切的解说,不啻高水平的著作,且不论资排辈,各资料均以首屈一指的学者执笔。滨岛敦俊对明清时代地方衙门牢狱的研究,三木聪对清代的抗租与法、裁判关系的研究,夫马进对明清时代民间讼师的研究,在日本均为首例。

    (七)与由阐述雍正时代的论著而积蓄起来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情况不同,明代政治史的研究除去几种概说性的著述外,只有关于朱元璋政权及东林党性质的若干研究。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以檀上宽为首的年轻一代正式开始对明前半期的政治史研究,近年来川越泰博在这方面亦很有著述。又,关于明代后半期,小野和子再次开始其对东林党的研究,城井隆志、和田正广、冈野昌子也各自在积蓄自己的研究。阪仓笃秀、奥山宪夫等在进行作为政治史基础的有关制度研究,而渡昌弘、山田耕一郎则在进行科举、捐纳的研究。

    (八)关于明清时代民众叛乱的研究,论著亦颇不少。不过,八十年代以来,作为集中性、系统性的研究来说,要算是山根幸夫、佐藤文俊、吉尾宽的关于明末华北民众叛乱的一系列研究。

    (九)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也有新成果。井上进一直继续进行亦可称之谓考证学前史、即有关明末清初学术史上尚未开拓的问题的研究,大谷敏夫则在进行以经世论为中心而使清代政治思想史体系化的研究。小野和子、森纪子、三浦秀一、冈本き之、夫马进等的专论也都各自开辟了新的领域,而岸本美绪的论说是民众与学问之关系,这是首次从正面阐述这一论题,引人注目。

    (十)八十年代,由于得到中国各方面的协助,日本人对华北地方、江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前述的有关田仲论著那样的华中、华南内陆地区的实地调查均取得进展。现在,石田浩、佐佐木卫、中生胜美、内山雅生、三谷孝、森正夫等正在公布这些调查结果。这些调查,当然直接对充实近现代史的认识很有帮助,而对明清史的研究亦不乏启迪。又,滨岛敦俊、片山刚对江南、珠江两三角洲的实地调查结果,目前正在整理之中。

    (十一)这期间,关于日本方面的明清史研究,每年五月在日本的《史学杂志》上都登载由年青学者写的对前一年研究的评介,颇为有用。此外,这里还要举出川胜守、滨岛敦俊、滨下武志、上田信、岸本美绪、江夏由树、山田贤、檀上宽、岩井茂树等人关于研究史整理方面的评述。还有,森正夫的有关概说书中亦包括了对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近年来动向的介绍。

    (十二)以上,笔者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日本明清史研究,特别是对研究活跃的领域作了一个概观。如前所述,开发、移居的研究与宗族研究的许多论著之间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些,又与以地域社会或以信仰、宗教为对象的论著中的一部分相互关联。在开发、移居的研究中,亦有考虑到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的。但是,这些领域的研究与商品流通、财政改革、政治史、法制史、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仍是各自为战,缺少关联性。

    其中,关于地域社会这一概念的运用,八十年代以后已不仅仅限于以地域社会为直接对象的研究上,其它很多领域的研究亦常常使用。可是,对于地域社会概念的共同认识尚未确立。而且,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一直忽略了它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此种评论,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反复出现。由此看来,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于充满活力的很多方面研究尚未发挥使其相互关联的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各个研究者们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展的各自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现代社会面临的课题相关的,而研究者们也似乎认识到其相互关联性。人们期望,研究者们坦率地讨论关于研究的相互关联性的机会能够到来。

    (栾成显编译。原稿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第五届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陈龄译。原稿还附有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日文《文献目录》,计四百余篇,因篇幅所限,这里没有详出。本文依据日文原稿重新作了校译,略有删节,并经作者本人审阅。——编译者)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11/12/2004/57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