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向朝贡国颁发明朝的官方历书《大通历》,则是宗主权的一种标志,完全如同接受中国历书就是一种承认明王朝及其伟大的标志一样。朝鲜曾由于某种事故而长期拖延采纳明代新历书,以至于激怒了洪武。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中国为朝贡国祭祀山河的例证。如在郑和远航期间,曾于满刺加和柯枝(Cochin,科钦)所作过的那样。朝贡制度表现为文化传播的一种颇有意义的媒体。除了皇历之外,皇帝和朝廷还授命郑和船队向西洋各国赠送儒家伦理经典、医学和针灸、六经、智慧之书与诗词、传记等著作。钱币与兵器,本来是明政府严加控制的,但郑和船队也在西洋广加赠赏,以交换贡品。郑和船队带去的还有度量衡器具及官服、乐器、绘画以及书法用品。所以,在郑和出使中,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目的,超越了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考虑。这也是大明王朝“怀柔远人”的传统。

    在郑和远航中,根据传统的互相承诺,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常见的协议。西洋所献贡品的价值,可以任人自由评说,也完全如同中国皇帝所赏赐的礼物一样。它们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中国官吏们所宣扬的是上天的仁慈,朝廷注重的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损害,而不是利润得失。

    虽然永乐帝在开展外交关系的同时,又重开三个司舶司:宁波与日本,泉州与菲律宾和广州与南洋群岛通商互市。明王朝除了与日本之间从事的堪合贸易之外,南亚、东南亚诸国纷纷来朝。但是,郑和的海上远航,从来就不是和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真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与葡萄牙完全不同,它既不寻求占地,也不追求黄金和奴隶,更不会贪婪地掠夺香料。郑和船队中最多也是只会有几个太监从事海岸小买卖,于某一港口抛售于前一站采购的商品,如在非洲推销他们在古里市场上采购到的珍异物。中国的这种与朝贡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外贸,深受两大弊端之苦。首先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由国家垄断;其次是受朝贡制的限制,因为任何拒绝向中国纳贡的国家,都会立即被关闭在与中国官方交往的大门之外。这种贸易的交易额并不大,即使对于朝贡国也如此。许多商人被迫冒充使节,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从事交易。这些假冒的“使节”必然会加重中国人的负担,因为中国人必须非常体面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好和吃好。中国人还要负责运输这些人携带的大量商品,因为中国朝廷也看不起那些携带很少商品的使节。中国人对这些假冒使节的商旅,也是薄来厚往。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的、有损荣誉的和与文人身份不相符的职业,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士。所以,让郑和船队远航胡夷人地区去经商,这是中国朝廷、高官和文人们绝不会允许的,皇帝更不会亲自参与此事。明政府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从事经商行为,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当然,太监们也会偷偷截留某些番邦贡品,某些高官们也可以从非法进入中国的商品交易中谋利,不过这都是非法之举,从未形成过社会的主流。

    郑和航海的目的与欧洲人不同。由于其中的私人商品被迫在外交使团的行囊中秘密旅行。无论这种观念是否为乌托邦式的,它也与同时代的欧洲观念背道而驰。在欧洲,新兴国家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当教皇权威衰弱时,查理五世(CharlesQuint)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 I[er])于16世纪还在争夺皇帝的头衔。欧洲君主之间普遍具有血缘和友谊关系,甚至是手足情或世仇宿敌的关系,但从未存在过归附某位受天命者的关系。法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1520年的“金呢营”会晤时,也未曾赤手空拳地搏斗,却是通过手段与挑衅而对峙。总之,欧洲国家之间具有平等的、竞争的和对抗的关系。结盟、对立、战争、商务或艺术竞争,甚至还有财产、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是欧洲政坛和财坛游戏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君主们非常寄希望于金融业者,以支持其不间断的战争和供应宫廷消遣。中国却不需要这一切,无论商贾们多么富裕,他们也根本无法接近天子。在欧洲,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想到世界和平,而是将此留给了彼方。欧洲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诸教并存论相反,它是非常两极化的,只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因而欧洲也只有十字军东征和圣战,而且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调和,惟有从事商业交易的时间除外。总之,当时处于多种冲突中的欧洲,不可能有象征性的纳贡,而只会有条约、停战、间断性战争或短暂结盟。一旦当某个欧洲国家变强大时,其他国家或出于自愿或被迫而争相结盟以与此对抗。西方外交的关键词就是:平等、竞争、贸易、两极思想、国家一民族和私利。

    在中国,政治与贸易经常是互相独立的,社会一政治的平衡是一种服从出自“天”的既定秩序。但在西方,这种平衡只不过是不停的对立和冲突造成的那些暂时不稳定的结果。

    进贡与赐礼是朝贡体制的主体,其结果必然会驱动国家贸易。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不过,郑和远航绝不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但中国人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地中海人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从未想到过回避某种作为屏障的大文明,诸如伊斯兰教那样的文明。15世纪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代人那样,受领土和贸易欲望的支配。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官府也决心要加强本国的自给自足。所以,在郑和远航中根本谈不到从事抢劫和其他丑恶的暴力行动。郑和等人以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尊重上天的愿望之办法,来鼓励朝贡国对明王朝的忠诚。为了维持诸多国家的“藩属”地位,郑和使用了两种办法:威慑和恩宠,即恩威并重。

    威慑是以宝船船队的势力及其威严而实施的。恩宠是通过赏赐多种作为中华文明之象征物的礼品而体现的:丝绸、布匹、瓷器和漆器,甚至还有历书、绘画和经书。这些礼品都是当地原住民所钟爱的昂贵物品。

    陪同郑和的“会稽山樵马欢”与费信一样,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见证人。他于1380年左右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于杭州湾南岸度过了其童年,从小就看惯了大海与远洋帆船。马欢本人是穆斯林,以“通事”(翻译)身份3次随郑和下西洋。但他似乎更加精通于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经常提到的那些物产、地名和人名是波斯语发音,而不是阿拉伯语发音,特别是他在对天方国默伽(La Mecque)的描述中更为如此,尽管马欢自称精通阿拉璧语。马欢在20岁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取字宗道。马欢的朋友和同事,并在远航中陪同他的郭崇礼协助他完成了《瀛涯胜览》一书。该书对于船员们的海上生活、船队的内部组织、航行规则、不同意见的争论等,都出言非常谨慎,几乎是避而不谈。

    总之,郑和是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大航海家、无与伦比的组织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郑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将军”。

    郑和从第5次远航,至少是其船队的部分成员就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其中包括木骨都束(Mogadiscio)、不刺哇(Brawa)、马林地(Malinde)、竹步(Djubo),可能还有索马里海岸。但郑和对于“黄色大陆”与“黑色大陆”的首次历史性相会,未提供更多的详细资料。无论如何,郑和船队的人员似乎从未深入到非洲大陆的腹地。他们仅满足于沿海岸航行,只到达赤道稍偏南的麻林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一支分宗船队曾到达过桑给巴尔,尽管该地名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上。至于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一说,可能性更几近于零。

    对于郑和航海戛然而止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与明代整个航海事业的衰败密不可分。在宣德皇帝于1435年晏驾后,英宗皇帝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张氏皇太后手中,又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此后宦官们的权力增大,特别是王振(?—1449年)专政,触犯众怒,再派太监出洋,已无可能。明朝太监横行,阉党猖獗,不能说与郑和无关。

    朱祁镇9岁登基,他不了解其先祖们。郑和船队最后一次返回时,他仅6岁。他已与宣德帝的传统断裂了。当时出现的其他事件,也纠缠住了明政府的精力和注意力。当然,中国也派出了某些使节赴国外授印册封,如王景弘于1434年前往苏门答腊。但外交交往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了。由于皇帝缺乏主观意愿和主动性,故整个明帝国也变成了一个由一大群无创造性的官吏们治理的一盘散沙。当永乐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时,便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而使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明朝朝中的官吏中出身于南方者大都逝世,新权贵们大都久居北方,对航海失去了兴趣。朝廷于1436年决定禁止建造海帆船,并压缩了战船的数目。1524年,皇帝下诏禁止在通州制造任何船只,其借口是为了减轻国民的苦难。1435年,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缺乏岛屿基地,中国只得制造勉强能在浅水中航行和比较容易操纵的小船,到16世纪初叶,明朝最大的战船也只有百人的船组人员,比郑和时代少10倍。

    但从15世纪起,意大利的大型商船便能载1000吨的货物。中国船的质量也下降了:木板很薄、钉子与捻缝不足、使用二手材料、技工缺乏。葡萄牙人在地理和技术(造船、海图、天文航行、绕行非洲)方面,都在大力向前推进,很快就远远地超越了明王朝。

    中国士兵成千上万地开小差,明政府被迫征召平民去确保海防。海军的地位与军饷均恶化。中国航海衰落的最初警报出现在永乐末年,中国的一支海军于1420年左右在红河上的中国一安南冲突中失败。在洪熙年间,明朝就曾经短时间地全面停止远航。继宣德晏驾后,由于一系列的社会一经济困难、儒家官吏们的保守言论,明朝才全面停止远航。16世纪初叶,造两桅以上帆船者,便可以被判处死刑。1525年的一道诏令,严令海防官吏们立即拆毁所有这类船舶并逮捕任何继续使用这种船的海员。1551年,任何乘一桅以上船出海者,都会被视为间谍。法律条条,可谓森严。

    更糟的情况是继1470—1520年的倒退之后,倭寇猖獗。甚至连南京、宁波和广州这样的重要港口,也受到了倭寇血腥袭击。也正是在这个16世纪初叶,习俗更加粗陋的新“胡人”又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这就是葡萄牙人。继葡人之后,其他的欧洲人——同样都更加粗暴、更加顽固和更加贪婪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接踵而来。再没有比他们更危险的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更加不合情理的胡人。中国自宣德之后,基本上忽略了海洋。但葡萄牙人在夺取了非洲东海岸之后,又继续向辽阔的亚洲大陆扩张,先到达古里,后夺取满刺加这些具有战略性并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咽喉要塞。

    1517年,当葡使彼来资(Pirès)要求中国皇帝召对时,中国朝廷拒绝接见他并命他立即离开广东。因为中国只知道葡萄牙是一个刚刚征服了中国的朝贡国满刺加的番邦。中国皇帝曾命令暹罗国王支援满剌加,但没人肯听从。只有爪哇人于1513年试图以一支约100只战船的船队去收复满剌加,但葡人的势力在此期间已得到了加强。在1557年左右,中国人在澳门也只能以一堵城墙来隔离葡萄牙人。处于中国直接影响之外的马尼拉,也于1571年被西班牙人所征服,这是麦哲伦经过那里并在那里被杀50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许多欧洲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明朝的海防力量非常薄弱。西班牙占领下的菲律宾的王室财务大臣胡安一巴普蒂斯塔·罗曼(Juan-Baptista Roman)曾企图征服中国,至少是征服其南方沿海各省。他只有5000人、半打大帆船和同样的帆桨战船。这一切在郑和宝船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很少几次重组其战船队。其一在1562年,当时戚继光成功地击退了倭寇船队;其二在1598年,中国人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获胜。中国海军于其他时期,均未能再扬国威。

    郑和航海的中止,更多的原因是国内的。

    首先是中国在1430年之后的数十年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困难。连续出现的货币危机使宝钞(纸币)贬值,尽管明帝国极力游说,大明朝贡国中的任何国家都不想要它了。在1450年之后,甚至国家也要求国民用银币而不是用纸币交纳税赋了。自正统年间以来,国内天灾不断,耗尽了那些官吏们的精力,使他们对海上冒险索然无趣了。如在1434—1444年间,淮海流域和长江下游水患频发,饥荒不断。1437—1454年于山西和陕西连续干旱,浙江于1440—1445年是瘟疫和干旱。1448—1449年间爆发了矿工与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朝北部又有蒙古人的侵扰,终酿土木之变。中国南方人口锐减。如浙江省于1371之后的100多年间,人口从1050万减少到530万,福建从400万减少到200万,广东从300万减少到200万。人口减少引起了财政收入的锐减,导致国库空虚,从而动摇了明王朝统治的根基。

    明代儒学家和理学家官吏们,都以强化他们的政治和思想论点,而对郑和下西洋作出了强烈反对的反应。户部尚书夏元吉、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等反对派很活跃。事实上,支持与反对继续下西洋的人,是儒家官吏与太监之间的一场对立。永乐由于经常出现在蒙古战场上并长时间地滞留于北京,造成了宫中腐败的恶化。这些远航耗费巨大,“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明史·郑和传》)。刘大夏则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永乐年间(1412—1424年)建造的1800艘海船中,有1700多艘是于前6年造成的,包括著名的宝船在内。造一艘大船的代价是近1000担(近60吨)的大米。这对于同时代每年有3000万担大米收入的国家来说,尚可接受。6年间制造1700艘船,即每年平均耗费28.3万担大米,也就是不足国家全年大米收入的1%。到1410年,首次爆发蒙古之战时,明代造船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告终。每4年派遣3万人到远海航行近18个月,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财政代价,明政府难以承受。

    总之,儒家文化的专制性中国,可能会向国际贸易开放。朝贡制也在逐渐地变化,甚至国际私人贸易也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也会有发展起来的机遇。但中国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国家的枷锁是非常坚实的,任何力量都很难冲破。

    中国的朝贡贸易制是否为赚钱的交易呢?中国以其威望和朝贡贸易那典型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而获得某些财宝。如在1433年之前,中国可以用半文铜钱而购得一斤苏木,到自由市场上,每斤可卖到5—10文钱。中国收到的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的数量不菲。如从朝鲜获得1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但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国来说,这一切也难以称为丰厚收入。

    在1406年的郑和首次下西洋期间,当郑和为调停满者伯夷东西二王之争时,导致170名中国海军士兵的死亡。明朝朝廷要求赔偿6万两黄金,实际上只获得1万两。如果从总体上来看,朝贡贸易使明朝政府有利可图,那也必须在汉文化圈国家(朝鲜、安南和日本)、广义上的“西域”(蒙古、女真、诸绿洲与沙哈鲁哈的呼罗珊)、与郑和远航中特别注重的西洋诸国之间,作出明确区别。那些遥远国家(忽鲁谟厮国、阿丹国、东非)往往不会为明王朝带来任何实惠,最多也只能丰富皇帝珍异物的收藏品和满足某些特权人物的好奇心。中国对于首次来访的国家,必须作出与其尊严、国力和威望相符的表现。穆斯林国家一般都很好客和慷慨。马欢就提到,忽鲁谟斯“国王将狮子、麒麟、马匹、珍珠、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进贡于朝廷”。但郑和远航的发现探险,与朝贡制的远大抱负并不相符。当时的中国在执行海外政策中,没有任何模式相依。明王朝是东亚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并向它纳贡。当时俄罗斯帝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或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明王朝并不善于向外国学习。欧洲却相反,它与现代的日本一样,善于从其领土之外寻求宗教、意识、人文、科学、政治和刑法的参照点。罗马、古希腊和近东(《圣经》的独神论)都丰富了西方的思想。在1406—1433年间及此后,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中,其他任何的海外交流均被视为非法。中国忽略了一种本来可以赋予它身居东亚首位的有利条件,中国在印度和非洲的活动,要早于欧洲人一个世纪,但中国人进入这些“胡人”区既不是为了征服他们、抢劫他们,更不会去归化他们,没有任何劫掠,没有任何抓捕奴隶的行为,中国也没有可以代替国家而参与海上活动的商人阶级。尽管中国16世纪的市场经济很活跃,但明王朝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朝贡制与天朝官吏制的结合,对于中华帝国是非常有害的,它只能使中国趋向于保守和封闭。

    总而言之,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自我退缩。15世纪末,也就是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近半个世纪之后,车轮开始转动,地图开始流通。欧洲走出了长期的封闭,挽回了其工艺技术的长期落后,抛弃了其小卒子的角色,在远东得以立足。一旦摆脱束缚之后,它便冲向了可供侵占的土地(美洲、菲律宾)和可供掠夺的市场。中国却由于受其僵化制度的支配,错过了世界第一次向现代化的冲刺的有利时机,也错过了由郑和远航打开国际贸易的有利时机。

    自从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谁夺取了海洋,便打开了财富的宝库,找到了致富的捷径。当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却无视于海洋的潜在能力。明朝皇帝实际上只统治着其宫中的几公亩土地,将整个国家留给了太监们的魔爪以及一个保守官府的系统控制之下了。中国皇帝自愿地使其显赫的海军失去了辉煌,大明王朝那技术和工艺的先进性,如同白雪在阳光下融化了一般。郑和的英雄史诗由于缺乏持续性和传承性,已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倭寇肆无忌惮地抢劫中国海岸,大明却只埋头于经营其长城。在这种持续孤立的背后,又形成了北方胡族人的危险。中国官府培育道德,热衷于“养性”,却窒息了人的主动性与自由性。

    总之,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这部《启蒙之龙》,虽资料不丰富,却针对郑和研究领域中多年来的争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一家之言,颇有参考价值。

    三  彼埃·格马拉先生的历史小说演义性著作《海军大将军郑和的生平与传奇》(15)

    2000年,法国作家彼埃·格马拉(Pierre Gamarra)先生推出了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内容的小说《海军大将军郑和的生平与传奇》。作者生于法国图鲁兹(Toulouse),任《欧洲》杂志社的社长。他一生写过许多小说,并屡获大奖。这部洋洋洒洒的著作,长达近500页,基本是以《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的内容为线索,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拼合而成。全书仿历史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但由于缺少具体细节和丰富而又确切的中国历史知识,而使全书显得缺乏生气。全书共分为21章:《古里之行》、《奔赴天方》、《在蒙古人的大刀之下》、《赛典赤》(以上4章是讲郑和的先祖及其父马哈只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继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上三章是讲郑和航海的历史背景的),《从被阉到攫取太监的权力》、《北京》、《惠帝的结局》、《郑和的出世》、《西洋海军将军》、《大船队》、《首次下西洋》、《丝绸与宝石》、《寺庙与战争》、《忽鲁谟厮与溜山国》、《非洲》、《仇恨与黄金》、《第7次下西洋》、《最后的遗言》。作者在结尾部分杜撰了郑和绘制《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的地图,郑和与王景弘、马欢以及天妃的谈话,纯属杜撰。

    总之,此书的文献价值不大,虽然文笔尚称得起优美,但故事情节很枯燥。其关键原因是作者非常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不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武断地模拟了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故事,使全书显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确有不少成果。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现在缺乏全新的资料,档案文献的挖掘已经相当彻底了。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确有困难。但只有中国与外国同行的共同努力,才会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注释:

    ①J·V·G·Mills,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ourvey of the ocean' s shore,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1970.

    ②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 oung Pao, d XXX, 1933.

    ③J·J·L·Duyvendak, Ma Huan re-examined, Amsterdam, 1933.

    ④W·W·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T' oung pao, 1915 et 1916.

    ⑤G·Foccardi, The Chinese traverlers of the Ming periodo, Wesbaden, 1986.

    ⑥Louis Gaillard, Nankin d' alors et d' aujourdhui, Variété sinologigues, n°23, Changha 1903.

    ⑦Daniel Boorstin, Les découvreurs, Seghers 1986.

    ⑧Paul Pelliot, Compte: rendu, Journal Asiatique, 1914.

    ⑨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 oung pao, XXX, 1933.

    ⑩Paul Pelliot,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 ses voyages, T' oung pao XXXI, 1935.

    (11)Paul Pelliot, Encore à propos des Voyages de Tcheng Houo, T' oung pao, XXXXII, 1936.

    (12)Dominique Lelièvre, Le Dragon de lumière, les grandes expéditions des Ming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Editions France-Empire, 1996.

    (13)Mulakhkhas al-fitan ( 1411—1412年) .

    (14)Réné Grousset, L' Empire des steppes, Payot, 1942, P318.

    (15)Pierre Gamarra, Vie et Prodiges du grand amiral Zheng He, Mazarine, département de La Librairie Fayard, 2000.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02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