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也就更值得一读。

    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曾经是西方“汉学”（sinology）的一个传统分支领域。它具有一般“东方学”的典型特征，即长于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对多语种文献从事极为细密的考据、比勘和解读，并在其中充分融入了清末民初“西北舆地之学”的精湛技术与丰硕成果。1960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重大“范式”转换。在此种整体性学术氛围的影响下，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向也呈现出某些相应的变化。一直到那时候，拉铁摩尔（O.Lattimore）早在二三十年之前写就的一系列著作，方才真正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们将汉地社会与中国边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置于极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加以论述。而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则可看作是在本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恰与巴菲尔德撰写《骚动的边疆》差不多同时，相对于西方中国学整体风格的变迁，它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稍见落后的范式转换，实际上也渐臻于完成。根据美国学者勃拉姆（Susan Blum）写于2002年的一篇综合书评的统计，从杜垒（D.C.Gladney）发表《说汉话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1991）直到2000年代初，先后出版的相关西文著述中关于傣族的研究有四种，壮族的一种，苗族的三种，纳西族的四种，彝族的四种，白族的三种，满族的四种，等等。她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大片空白“正在被填满”；而目前仍剩下的最显著的空白，倒是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汉族形成问题的“充分成熟”的分析和讨论（这篇综合书评见JAS64·4[2002]）。

    我们都知道，在1960年代欧美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中，人类学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指出，“中国”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在他看来，西方“汉学”的传统已经根本不堪胜任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及其动力。因此，他向新一代的学者呼吁：“‘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我们不应该将欧美“中国研究”的新取向简约为“社会科学化”；因为它同时还深受到诸如韦伯、福柯、迦达默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各色各样人文性质的“宏大理论”的浸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不钦佩施坚雅对于“汉学”范式的没落所怀有的高度敏感和前沿性思维。

    如果说施坚雅所力图“解构”的那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中国”，主要还被限制于汉地社会所分布的地理—文化范围，那么西方中国学在边疆史地领域内研究范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要移用施坚雅的思路来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因此，或非纯出于偶然，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上述范式转换付诸实现的西方学者，包括巴菲尔德在内，大都是人类学家出身，少数则是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历史学家。

    “边疆范式”的西方中国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大体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古代华夏与其边缘族群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迪·考斯莫（N.Di Kosmo）在《古代“中国”和它的敌人》（2002）里，分别从四种意义层面上的“边疆”，即考古学意义上多文化共生形态的共享边疆、以夷夏相区分的文化边疆、秦汉—匈奴之间以长城划分的政治边界、华夏人群想象中的边疆等角度，去观察公元前一千年至秦汉时代的“中国”与其北方诸部落的关系史。由他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种族边界与人文地理》（2003），更把从同一视角出发的讨论延伸至秦汉以后的漫长时段。此书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其二是针对现当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放宽外国学者在大陆从事人类学考察的限制，使得新一代欧美、日本学者因而能够将他们的田野工作从中国的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等“替代地”真正移入其探察对象的原生地区。世纪之交以来一大批有关中国各民族的人类学著作，正是以此为历史契机才得以涌现。中国民族最多、其分布状况也最复杂的云南省，成为被集中关注的地区。其三，聚焦于满族史的研究，从清史研究的领域内突现出来，显得尤其活跃。罗友枝（E.Rowsky）《最后的帝王们：清朝皇室制度的社会史研究》（1998）、柯娇燕（P.K.Crossley）《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的历史及其认同》（1999）、路康乐（E.Rhoads）《满人与汉人：清末民初的种族关系和政治权力》（2000）以及欧立德（M.C.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和晚期帝制中国的种族认同》（2001）,被有的学术评论赞许为当代西方满族研究的“四书”。除了以上列举的“镜子”，柯娇燕还写了另外两本满族史著作。柯氏研究中的若干细节曾遭到意大利学者斯塔利（G.Stary）的委婉批评。后者与塔基亚娜（Tatiana A.Pang）合著过《满洲历史编撰学与文献学新探：新发现的三种古老的满文资料》（1998）。她的批评证明，旧式的东方学训练对今日学者而言依旧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与边疆史地的见解，有些未必全然站得住脚。例如不少具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就把清代各民族或族群看作完全是十八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想象”或“发明”，从而割断了它们与其更早先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另一些见解则可能反映着他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或历史文化的特定背景。例如西方社会并不存在由官方界定、并经官方确认的某种固定不变的个人民族身份制度，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将中国的有关制度看作是“不自然的”或“任意的”。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学术界诸如此类的观点，可能持有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立场。尽管如此，上述“边疆范式”对中国学术界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角度，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中国性”？如果中国并非一个只能与其外部世界分割而内部不可划分的整体，如果它不是以线性方式发育起来的单一实体，那么我们就不能低估“地域视角”、尤其是“边缘视角”对理解“中国性”的重要性。杜垒提出，不要以某个文化的任何核心性格，而应该在被认为是“纯真性”的各种边缘或边界区域，即在“权力、阶级和社会差异的各衔接关节”，去为那种文化进行定位（《解析中国》，2004）。他的主张或有过当之处，但其中确也包含着很值得深思的东西。

    其次，族群认同作为边缘人群对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动员的主流言说的一种回应，它本身又是参预族群构建的一种最重要动力。郝瑞（S.Harrell）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民族边疆的文化碰撞》（1995），柯娇燕、萧凤霞（H.F.Siu）、苏栋堂（D.S.Sutton）主编的《在边缘的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群性和边疆》（2006）以及前文提及的其它著述，用中国近现代民族史上许多生动例证来说明了这一点。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也就更值得一读。

    复次，清朝作为非汉族王朝，它的失败经常被与它未能完全“汉化”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一篇综合评论所说：“只要我们仍然把清朝历史的支配性特征看作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回光返照或者急剧衰落，那么它就可以用来回答中国文明何以会在那时衰落下去的问题。最末一个伟大王朝的统治者居然不是汉人，这种小小的别扭很容易使人们想到，为了长久地统治中国，满洲人必须‘变成为’汉人。然而，如果把清王朝定位为早期近代世界中疆域最大、持续最长久的一个多民族帝国，上述传统见解就不大有说服力了。这是因为，假使我们认为清王朝远不止是一个汉式王朝，甚或认为其所以获得成功，恰恰就由于它能够矫正传统汉式体制的种种缺陷，那么满洲人之有意使自己区别于汉人，就必然与他们所赋予其目标的种种特殊性格及其历史过程息息相关了。”（见古易[R.K.Guy]：《何谓满洲人？》，JAS61·1[2002]）濮德培（P.C.Perdue）的《中国向西行进：清朝对中部欧亚的征服》（2005），便着重于刻画清王朝的“多民族帝国”特征，并且力求厘清它与同时代西方帝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即受到学界重视，好评如潮。清人在试图为负责管辖非汉族地区的“理藩院”追寻其官制渊源时发现，除了元朝的“宣政院”，在汉式的职官体系中找不到能真正与它相匹配的制度形式。这一点决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表明，现代中国版图在清代的奠定，是与清王朝作为一个非汉式的多民族帝国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先师韩儒林教授曾说过：“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不只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在它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也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学术问题上，“旁若无人”的态度殊不足取。因此，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很值得被我们认真借鉴。

 

原载：《文汇报》2007-5-7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3518